面向高新科技时代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1-07
文艺表达具有的话语权力引导着社会的价值取向，并且生产着新的价值目标，有时还可能产生作者没有预期的价值，如歌德写作《少年维特的烦恼》，歌德本来是要对自己的失恋作一个解脱，可是有些青年读者也来仿效维特的轻生，以为这是一种为了爱情献身的壮举，使得歌德在作品再版时专门作了劝戒。因此，文艺作品的价值－引导功能有着先天的物性条件，又有着后天的人为规定，成为一种跨文化的、普遍的状况。
可是，在电脑写作和电子文本普及的条件下，电脑打字使得书面的印刷“铅字”不再是凡人仰望的对象，“铅字”不过是当事人排版的一种效果；而通过网络的传输，电子文本可以以接近口头交谈的速度传达，而接受电子文本的一方，也不是以对纸页文本那种只能单纯“阅读”的方式对待，阅读者完全可以对于接收到的电子文本加以修改，然后又重新发布出去。于是原先作为接受者的一方，成为新一轮传达的发布者。电子交流重新激活了口头传播时代的人人都可参与的情形，由此作为表达一方的引导地位就受到挑战。
四、审美－娱乐功能：境界重构
在传统的文艺审美格局下，审美娱乐活动具有他在性，即现实生活为一方，审美活动为另一方，审美活动是在疏离现实生活的状况下发生的。在此基础上，文艺审美活动有着一些特殊的规律，譬如它具有偶发性，创作行为不能预期，灵感的闪现是来不可遏，去不可止，等等。
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写道：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传说王羲之当时处于精神的亢奋状态，亲笔书写了文稿，就是有名的书法极品《兰亭集序》，作为书法名家，王羲之本可以在这一书法作品完成之后，另外又创作多幅同类作品，可是他在后来已经没有早先那种情绪状态，再也不能写出自己满意的与当初第一幅书法相同水准的作品了。这种创作的一次性、不可重复性，乃至创作与鉴赏过程中心理感受的专注状态都有特指的意味，像“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是一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环境、特定的人群、特定的聚会主题，这对于理解传统的审美活动的意义发生方式有着重要作用。可是，在工业革命以后，大批量生产的模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环节，甚至包括精神生产领域，学校教育以年级方式批量化地招募新生和输出毕业生，不再是师徒之间的接受方式；文艺作品以及文艺的审美活动也被模式化，其中典型的就是好莱坞式的类型化电影，呈现为潮流化的文艺表达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本雅明写了重要论文《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对于这种新兴的文艺现象进行理论总结。如果说，本雅明时代还是物理性质的批量化，那么现在则成为化学或者生物学意义上的批量化，有了《西游记》，又不妨来“悟空传”“大话西游”，后者可以表达与原作不同甚至相反的意思，这种依附性质的表达又可以进一步衍生新的表达。在电影制作中，拍摄宏大场面可以只是聘用少批量的群众演员，它以电脑制作方式把镜头中的人物加以复制，于是形成千军万马的视觉效果。
审美－娱乐功能作为文艺的重要功能，以前是作为一座圣殿让人朝拜，可是在大批量生产和复制的语境下，那种神圣性被削弱了，批量化必然诉求市场化，它需要对公众的亲和力，因此可能采取俯就公众的姿态。那些深受青少年喜爱的电脑游戏，如“石器时代”、“古墓丽影”“魂斗罗”实则是一些文学化叙事，关键在于它是观众与游戏程序互动的，观众成为参与者，甚至承担其中某一角色。
五、文艺功能变迁对于文艺研究的挑战
文艺功能的变迁可以是实质性变迁，也可以只是人们看待文艺方式和角度的变化即认识性变迁，前者如综艺节目主持人以不同风格主持节目，会使得节目体现不同风味，后者如观众以不同心情观看同样节目会有不同感受。不管是什么情况，文艺功能变迁的事实上给文艺研究提出了挑战。
路易·阿尔都塞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他注意关注当下的文艺与文化问题，并对充斥于各种媒体的广告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电视广告最主要的受众是广大生产者组成的市民，广告把这些收视的个体构建为商品社会有权自主选择的消费主体（注：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见《列宁与哲学及其他论文》，新左派出版社1971年。）。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广大生产者是这个社会的制度所塑造的承受者，可是广告中这些承受者却被引导去“想象”自己是主体，并且这种扭曲的想象关系不是发生在公共空间，而是电视收视的常见地点——家庭住处，这样就把一种“国家机器”的力量以话语霸权的方式强加给了个人。这是对处于科技条件下的电子媒体的意识形态分析，对于我们来说，很多人不能看到它所具有的文艺研究的重要意义。主要原因有：其一，我们只是习惯于对文艺进行“内容”的和“技巧”的考察，不习惯进行超越作者个体的文艺生产环境的考察；其二，新时期以来，学者们大多力图把文艺研究转到“纯文艺”方向，在无意识层次上对意识形态分析充满反感；其三，这里讨论的对象是广告而非文艺，似乎超越了文艺研究的范围，不属于本门学科关注的对象。
应该看到，正如现代社会大生产实行一种体制化的管理方式和运作手段，文艺领域在很大程度上也从个体手工方式转移到社会的和机械的、程序的方式，以前只是单一的文艺生产环境，因此可以不去关注这一环境的状况，但是这并不等于生产环境不会对文艺产生影响，那么，当这种环境发生变化后，如果仍然漠视它的影响，就不是明智的态度了。至于意识形态分析的意义，应该说它不能囊括文艺研究的全部，但也应该是文艺研究的重要视角，我们不能依凭情绪而不是依凭认识的需要来确立研究的角度。另外，这里电视广告本身不是文艺，但是它经常穿插在文艺作品的播放中，与文艺有着一种“互本文”的关系，至少成为了电视文艺的背景，无视背景的作用，这对于文艺学肯定不是正确的态度。如果结合到具体的文艺现象的批评，那么，由此视角也可以看到实质性的东西。
其实，高新科技以及高新科技产业化对于我们人文学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陌生的问题领域，我们要了解当代文艺状况，对此问题视而不见是不行的，因为它已经是当代文艺的基本土壤；同时，我们还必须克服几点很重要的障碍：一是由于不熟悉科技问题而缺乏对于科技与文艺关系的敏感性；二是只从科技角度看待文艺，就像当年的所谓新方法热那样，把科技问题与文艺问题生拉硬扯；三是如何把这种科技眼光与文艺的传统视角、与对文艺作品的深刻分析结合起来。这些障碍的解决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提出科技与文艺关系的问题只是一种新的尝试，而作出重要研究成果还须进一步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