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邓小平法制思想的一致性与不同点分析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2-03
与毛泽东有所不同，邓小平十分重视法制建设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作用，将法制建设提到了自建国以来的从未有过的高度，将法制作为影响社会主义建设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邓小平在众多的讲话中都反复强调加强法制建设对社会主义的重要性，他首先提出并论证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一重要思想，从而首先确定了加强民主与法制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其次提出并论证了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的著名观点，他认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此外，他十分重视法制对经济建设的作用，多次强调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法制”，并且要求“两手都要硬”。在他的思想指导下，我国的经济立法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踏步前进。从1979年以来，我国颁布的经济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达700多个，涉及到计划、财政、金融、审计、会计、自然资源、能源、环境保护、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经济合作、知识产权、涉外经济关系等诸多方面，从而使我国的法制在国家的经济政治生活中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积极作用。
第三，对民主与法制之间的关系的理解程度不同
由于对法制的功能作用理解的局限，毛泽东对民主与法制之间的关系的理解是不深刻的。他认为，法律的作用集中表现为：它是保护统治阶级镇压敌对阶级的工具。他说：“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一切东西……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68页。）在谈到民主时，毛泽东主要的是把它同集中联系。他认为，民主集中制不仅是我们党的基本的组织原则，是我们党正确的群众路线，而且是有效的政府组织形式。他在《论联合政府》中，高度赞扬民主集中制，指出“只有这个制度，才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生活。”（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7页。）毛泽东虽然在立法、执法问题上一贯坚持群众路线，比如1954年宪法的出台，先是起草委员会提出初稿后，组织了800多名各界人士经过两个多月的讨论和修改，才将草案予以公布，接着发动全民进行两个多月的讨论，做了许多修改补充；在执法方面他经常召开座谈会，听取情况汇报，并且创立了调解制度和管制刑种等。但他始终没有从更深层次弄清民主与法制之间的密切联系。
邓小平不仅继承和丰富了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民主法制的一般原理，如：坚持民主与法制的阶段性，坚持民主与专政的统一，坚持民主与集中相结合，坚持民主与法制同步加强，坚持依法严厉打击各种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等等。而且对民主与法制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刻的论述。首先，他提出和论证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一著名思想，从而首次确定了加强民主与法制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其次，他反复强调民主与法制的统一。他指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两方面是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和基础，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和保障。因此，“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同时，还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这是一整套相互关联的方针政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0页。）
第四，对“人治”与“法治”的看法不同
“人治”与“法治”是相对而言的两种不同的治理国家、规范整个社会生活的管理模式，其界定标准在于人的权力和法的权威最终的相互服从，即人的权力最终服从法律权威，或者是法律的权威最终服从于人的权力。“人治”往往推崇领导者个人的能力，甚至发展到个人崇拜的程度。实行法治意味对“人治”的否定，反对个人权力的扩张，崇尚法律的权威性，强调运用法律手段治理国家，调整社会生活中方方面面的权利义务关系，法律成为处理国家事务，规范国家机关、社会组织、社会成员的行为的最终标准。
建国初期，毛泽东虽然对法制建设相当重视，但却未能从根本上认识到历史和社会的发展，要求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必须依法治国，更没有采取措施把民主和法制制度化，使已有的成果固定下来。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后，随着党内“左”倾指导思想逐步发展和泛滥，以法制治理国家的方法受到冷落，法律虚无主义日益抬头。到了“大跃进”时期，轻视法律的思想更在全党上下泛滥开来。1958年8月，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谈到上层建筑问题时说，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大跃进以来，都搞生产，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时间犯法了，对付盗窃犯不靠群众不行，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他甚至认为，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我们主要靠决议、开会、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
由于毛泽东及党中央对法制认识的倒退，导致了1959年4月，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议撤销司法部和监察部，原司法部主管的工作由最高人民法院管理。随后，我国的立法工作趋于停滞，司法工作实践也偏离了正常的法制轨道。比如，我国刑法的起草工作在建国不到一年就拟定了大纲草案，到1957年6月已经写出第22稿，准备在同年7月由一届人在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予以公布，但是由于反右斗争正进行得轰轰烈烈，法律虚无主义思想迅速滋长，致使刑法“公布试行”的希望化为泡影。
反右斗争扩大化之后，人大代表在人代会上议政时谨小慎微，不敢大胆发表意见，更不敢轻言法律方面的议题，导致了我国从1959年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基本上没有什么立法活动。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之后，同生产建设“大跃进”一样，1958年“司法工作大跃进”也以追求高速度、高指标为基本特征。如云南各级法院指出：“若干十昼夜扫除积案”、“拼命大战一月，争取实现安全地区”。黑龙江省一些地方提出：“苦战二十天，清案一千件”、“猛攻七尽夜、所有的案件不过月”。四川省某法院则浪漫地提出：“一天当二天，晚上当白天，起早睡晚当半天，不过星期六，消灭星期天，苦战两年实现安全县”。为了追求高速度、高要求、高指标，全国的司法实践活动严重地偏离了法制轨道：首先是把加强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理解为由党委直接包办代替法院的业务工作，从而在实践上破坏了“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的宪法原则。例如，在青海，有些县把案件审批权限竞下放到了区、乡党委；而在广州，涉及对工人的批捕、起诉，则要先经工厂党政领导同意，量刑问题也要事先与工厂党政领导商得一致意见；其次是由于片面理解群众路线，部分法院无原则地附和、追随群众意见，不能客观公正地依法审判案件。例如，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用组织职工讨论、听从群众裁决的办法，来解决盗窃案判决上的分歧等等。第三是对已经建立起来的一系列司法工作制度和必要的程序，作了削足适履的任意修改、废弃或约简，结果使建国初期朝着正规化方向迈进的司法制度建设发生了严重倒退。“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推崇“人治”、轻视法律与法制的倾向更加严重，当时的红卫兵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口号的鼓动下，以“四大”为内容进行“反修防修”、砸烂公、检、法，踢开党委闹革命，无法无天，使我国人民遭到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邓小平认真总结了我国二十年来法制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坚决地否定了“人治”的治国思想，主张“依法治国”。为了避免“文化大革命”一类历史悲剧重演，邓小平强调首先要加强制度建设，他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和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他提出了“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政治原则，要求把政治体制改革与法治联系起来，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这就为建立完善的制度，强调法律权威，实现“人治”到“法治”的重大转变，奠定了充分的理论基础。其次，邓小平还坚决反对个人崇拜，他说：我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他反复强调：“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1页。）“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77页。）因此，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是邓小平否定“人治”；主张“法治”思想的另一侧面的体现。
（二）对实现法制所采取的方式不同
首先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过分相信群众运动的作用与邓小平重视制度建设，从根本制度上解决问题的区别
由于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的影响，在1957年9月到10月间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完全改变了他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提出的，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1956年9月27日《人民日报》。）的结论，而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5页。）特别是在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他越来越忽视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越来越重视阶级斗争，并且为全党制定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基本路线。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毛泽东选择了阶级斗争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种方法来解决矛盾，希望用这种办法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到了晚年，他把矛盾的斗争性的地位提到了不应有的高度。在指导国家开展各项建设时，毛泽东特别喜欢“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那种动荡、火红的场面，善于采用轰轰烈烈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法，以至于最后采取“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方法。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邓小平对当代中国国情、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作重新认识和深刻反思。他明确地意识到：“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1页。）“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8页。）为了实现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折，邓小平不仅提出了当代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且提出了如何从制度上来保障社会的稳定发展等一系列措施。其中提到：“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相反，这只能使我们的国家再一次陷入无政府主义状态，使国家更难民主化，使国家的经济更难发展，使人民生活更难改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9页。）因此，邓小平反复强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在谈到廉政建设时，邓小平也指出：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
其次是毛泽东依靠个人魅力、高度集权与邓小平搞政治体制改革，尽可能下放权力的区别
毛泽东在创立和建设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明确地阐述过民主集中制的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从哲学高度指出：“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法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注：《毛泽东著作选续》（下），第762页。）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某些人搞个人专断，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因此，他号召中央和各级党委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继续反对个人独裁和分散主义两种倾向。1957年，毛泽东还提出了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要达到“六有”局面的构想，即“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6页。）遗憾的是，毛泽东的这些思想，由于他在晚年个人崇拜和没有形成严格完善的领导制度而受损害。1959年8月17日，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默许了刘少奇包含有提高某些个人威信、搞“个人崇拜”内容的发言。1963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建设》中认为：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实际上是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涣散党的战斗力，瓦解党的队伍。这之后，毛泽东对党内日趋严重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现象持基本肯定态度。例如1965年1月，中央军委提出“毛泽东著作选读本和语录本，要象发武器一样发给每个战士”。毛泽东批示说：“完全同意，照此执行。”从此，进一步容忍了林彪大搞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以致发展到个人说了算，“个人崇拜”之风愈演愈烈。个个崇拜导致了个人专断，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使民主集中制的制度难以建立和健全，集体领导原则受到削弱以至破坏，给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很大的损失。“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发生并持续10年之久，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党长期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防止个人崇拜现象滋长。加上其他因素，以致在广大党员和群众中，个人崇拜狂热，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使党失去了纠正自己领袖错误的手段。
痛定思痛，为了避免“文化大革命”一类历史悲剧重演，邓小平指出，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从组织上和制度上采取措施，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他强调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始终把自己看成是集体的一分子，反对夸大个人的作用。他说：“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践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我是出了力的，但不只是我一个人。所以，不能把九年来的成绩都写到我个人的账上，可以写我是集体的一分子。过分夸大一个人的作用并不有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8页。）为了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规划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邓小平指出，政治体制要向三个目标前进：第一“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第二“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围绕这三个目标，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其次是“权力要下放”；第三是“精简机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177页。）邓小平吸取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2页。）的教训，进一步提出要着力解决监督制度问题，用法律和纪律来规范和保障人民的监督权，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他认为：“在当前新的长征中，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引下，实行互相监督，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对于增强和维护安定团结，共同搞好国家大事，是十分重要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5页。）
第三是毛泽东晚年轻视法律文化的传播与邓小平把法律知识交给人民的区别
任何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实施，都必须具备一定的思想文化条件。在建国初期的法律文化体制中，毛泽东注意到了法律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他以新民主主义思想文化为内容，召开了各种代表会、干部会、群众会、座谈会，通过电影、幻灯、戏曲、报纸、传单、小册子、控诉、展览罪证等多种方式，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同时，建立了政法院校、新法学研究所等法学教育机构和团体，培养我国的高等政法人才，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是，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以及毛泽东对西方法律文化政治性的过分强调和过激认识，使他在批判反动法律学说和传统司法思想中，滑向了否定法律文化遗产的极端，使法学成了禁区，导致刚刚起步的法律文化建设出现停滞。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认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是社会主义的潜在威胁。1966年，他在“五七指示”中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全国仅有的几所政法院校不仅没有扩充，反而由1957年的4所院校和6所综合大学法律系调整为“文革”前夕的4院4系。“文革”中，除吉林大学、北京大学法律系保留外，其余均被撤销，到1975年，全国在校法律本科生总共才269人。（注：甘绩体：《法学教育的成就及改革》，《政法论坛》1989年(2)。）法律文化几乎成为一片空白，严重阻滞了法制建设。
邓小平认真地吸取了“文革”时期对个人盲目崇拜的深刻教训，他深刻地认识到：发扬民主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他指出：只有“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才能“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2页。）从而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为此他提出“要讲法制，真正使人人懂得法律，使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不犯法，而且能积极维护法律。”（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8页。）他要求在党政机关、军队、企业、学校和全体人民中，都必须加强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根据他的主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把法制教育规定为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措施，在全国各地普遍开展法制教育和法制宣传。同时，邓小平把法学教育作为法律文化建设的百年大计来抓，恢复了一批政治院校。到90年代我国已经形成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培养人才的法律教育体系，从而为我国健全法制，实现法治提供了良好的思想文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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