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执政党建设的探索和发展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1-29
其次，这一时期反对“高饶事件”的斗争，对中共执政党的建设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建国后，尽管中共先后进行了整风和整党，党内部分干部还是滋长了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被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冲昏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计较名利和地位，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与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把剥削阶级的一些庸俗作风带到党内，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高饶事件”的发生。这一事件发生后，中共召开中央全会，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并作出《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对党的高级干部的工作和政治言行作出重要规定，要求他们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严格遵守集体领导原则，反对骄傲情绪和个人崇拜。根据这一决议，中共省、市委员以上的高级领导干部深刻检查建国以来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作风，进行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进一步增强执政党的团结。为了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加强对领导干部监督的力度，中共在建国初期所建立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基础上，建立了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这次斗争，对于中共保持执政党的团结起了重要的作用。
再次，对如何继续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进行了努力探索。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核心问题是永远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民众的支持，人心的向背，历来是决定一个政党和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中共就是凭借着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打败国民党，建立新中国的。党执政以后能否继续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一直努力解决的重大问题，突出表现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上谈到会议的目的和宗旨时，强调指出：这次大会一是总结七大以来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其二是要强调继续发扬中共在思想和作风方面的优良传统，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刘少奇在起草八大政治报告时，对这一问题也给予高度重视。他在报告中指出：“为了巩固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亲密联系，必须继续加强我们在各方面群众中的工作，尤其是必须在全体干部和党员中反复地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关心人民的痛痒，懂得人民的心；他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能够接受人民的批评监督，不在人民面前摆任何架子；他有事找群众商量，群众有话也愿意同他说。只要我们的党是由这样的党员组成的，我们就永远有无穷无尽的、不可征服的力量。”邓小平在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党现在已经是在全国执政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因此，目前在全党认真地宣传和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也就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在这一时期还初步提出对执政党进行监督的理论。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下，继续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关键是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使各级领导干部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刘少奇等提出对各级干部的监督问题。为此，毛泽东在全会上宣布：中共准备在1957年开始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以借助党内外力量共同来帮助中共克服在党的建设上存在的问题。刘少奇鉴于波匈事件的教训，比较详细地提出了对执政党建设的设想。他分析在工人阶级执政的国家，如果放任自流，有可能产生一种新的“贵族阶层”。因此，要采取措施，规定一些必要的制度，加强人民群众对领导机关的监督，使领导机关接近人民群众。例如，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怎么做，如何监督政府，报纸如何监督，工厂厂长的选举问题，国家领导人员的权力限制问题，什么事情他有多大的权力，什么事情不准他做，应该有一种限制。国家领导人员的生活水平也应该接近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要过分悬殊，国家领导人退为平民的问题也可以参考美国资产阶级的某些制度。（注：《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643-648页。）周恩来在全会上也指出：“在中国还有中国的特点，那就是封建性很大。我们尽管打倒了封建主义，但封建官僚的习俗在社会上还存在着。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生活特殊，讲究排场，中国的统治阶级过去是这样的，我们也很容易这样做。”（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30页。）邓小平专门论述了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的问题。他指出，中共是执政的党，威信很高，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地位。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党应当特别警惕，自觉接受来自党、群众和民主党派三方面的监督。
执政党的建设是一个非常艰巨且又长期的任务，中共在执政6、7年后，有些党员领导干部滋长了比较严重的脱离群众的倾向。正是为了克服这些不良作风，中共决定在1957年春进行开门整风，检查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检查不从团结出发的宗派主义现象，要求全体党员密切联系工农群众，加强党性，克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这是正确和适时的。整风运动后期，毛泽东等签发了一系列有关接受群众意见，改正缺点错误，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文件，对加强执政党的作风建设起了重要作用。可惜的是，这场运动由于国内外因素和主要领导人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最终走偏了方向。
“七千人大会”前后对执政党建设的发展
反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带来前所未有的困难。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盛行，中共执政党的建设出现严重问题。面对这种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采取有力措施，使中共执政党的建设在曲折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首先是在恢复党的思想作风方面采取了有力措施。大跃进中所犯的错误，最根本的是背离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脱离中国实际，急于求成，搞高指标，从而使国家经济建设和党的威信都受到严重影响。毛泽东等深刻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在提出经济调整任务的同时，也提出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问题。特别是提出要制订《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规范执政党干部的言行。1961年1月9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大注意》（草案第二次修正稿）作了修改。毛泽东在解释这些条条的讲话中，强调指出：“三大纪律第一条，一切从实际出发。现在工作中主要是不从实际出发，主观主义。要整主观主义。”（注：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时的插话，1961年1月9日。）3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提出领导干部要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提出要使1961年成为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讲话，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对调查研究工作做了进一步部署。
会后，中共领导集体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毛泽东派出3个工作组，去湖南、浙江、广东调查；刘少奇深入湖南农村调查44天；周恩来去河北省邯郸市，朱德去四川，邓小平在北京市郊区，他们分别深入工厂农村基层调查研究，同工人农民促膝谈心，了解实际存在的问题。在中共领导集体的带动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深入地调查研究，在全国掀起了调查研究之风。这使中共的思想路线得到一定端正，主观主义得到很大克服，解决了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中共还着重抓了对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1961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在全党开展一个新的学习运动，重新教育干部。9月，中央作出《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决定对全党各级领导干部普遍进行一次轮训，帮助干部进一步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克服思想上的某些片面认识和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右的或“左”的错误。同时，中共在基层以党的基本知识和党的优良传统为主要内容，进行重新教育党员的工作，使每一个党员懂得什么是共产党，怎样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经过这些工作，执政党思想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得到了一定的解决，党内生活趋于活跃，经济工作也开始扭转下滑趋势。
其次，党的工作作风建设也取得较大进展。思想作风的转变带动了全党工作作风的转变。其突出表现在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这是中共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盛会。在这次会上，中共领导集体发扬民主，深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主动纠正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在执政党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工作报告，他指出，中共这几年在某些工作中所犯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和国家，以及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造成的。由此，他深刻总结了坚持实事求是作风、坚持群众路线等党内生活的重大原则问题，重申了《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则在总结几年来执政党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对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进行了充分论述，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作风，提高到关乎党和国家性质问题的高度。邓小平在会上也对执政党的作风建设问题作了重要论述。他指出：“我们党执了政，掌了权，就要担负起把国家引导到社会主义道路去和进行建设的艰巨的任务。”“我们每天每时都要注意执政党的特点，认识了这个特点，我们就能更加注意坚持党的优良传统。这样，就可以避免沾染官气，就可以避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就可以使我们的国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03-304页。）
“七千人大会”总结的这些宝贵经验，对中共执政党的建设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会后，中共以这些原则为指导，进一步加强执政党的建设。1962年8月1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重新刊登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部在民主革命时期曾经教育了无数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的名著，仍然是每个共产党员所必读的教材，是共产党员克服思想上不良作风，加强无产阶级意识修养的有力武器。9月下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虽然在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占了上风，但在加强执政党自身的建设上仍然取得一些进展。全会作出《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要求各级组织健全党的监察队伍，进一步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监督。12月下旬，中央组织部又召开组织工作会议，着重讨论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会上都作了重要讲话，强调：执政的党必须永远注意加强党的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建设任务不是比过去更轻而是更重。党要管党。执政的党对干部和党员的要求，必须更高更严，一定要管好干部，管好党员。其中最关键、最中心的是管好干部，必须用更高的要求来挑选干部和接收党员，必须对干部和党员施以严格的监督。（注：中央组织部：《组织工作会议纪要》，1962年12月8日。）刘少奇在这里再次提出“党要管党”的重要思想，再次提出共产党当了权是不是会腐化的问题。他说，执政的党，有的干部可能腐化下去，如果对腐化堕落的不处理，无产阶级的政党也可能变质，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注：刘少奇对各中央局组织部和中央组织部负责人的讲话，1962年11月12日。）
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这是“七千人大会”后党的建设取得进展的根本原因。这对中共率领全国人民克服三年经济困难，迎来经济发展的新局面起了巨大的保证作用。1963年1月，中央组织部在《关于各地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情况的报告》中指出：“经过半年多的工作，过去削弱和违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情况有了很大转变：党内的民主空气活跃了，分散主义减少了，党委集体领导比过去健全了，部门作用加强了，党的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的作风进一步发扬，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更加提高了。不少地方反映，现在出现了几多、几少、几满意：‘心情舒畅的多了，背包袱的少了；说真话的多了，说假话的少了；按政策办事的多了，擅自改变上级决定的少了；遇事同下级商量的多了，主观臆断的少了；深入基层调查和帮助工作的多了，坐机关、瞎指挥的少了；自下而上的批评多了，对领导不敢监督的少了’。‘委员关心全面工作，书记满意；班长发扬民主，委员满意；决议符合实际情况，基层干部、群众满意。’许多党员干部说：‘现在是出了气、通了气，顺了气，今后要争一口气。”（注：中央组织部《关于各地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情况的报告》，1962年10月23日。）
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始终把抓好执政党的建设放在中共中央的重要议事日程上。事实说明，什么时候注意抓紧执政党的建设，什么时候党和国家的事业就兴旺发达。正如陈云总结的那句名言：“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而执政党建设最关键的是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能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就是江泽民所总结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此外，执政党的建设最终还要用制度建设来保证它的顺利进行，而不能仅仅停留在讲话、报告和政策的层面上。今天，我们虽然面临着同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所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形势，但这些成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的教训还是值得认真汲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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