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实践是评判孔子学说的唯一标准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2-04
孔子儒学薰陶下的中国国民精神
孔子儒学是在周鲁文化孕育下生长出来的，鲁国国民的精神状态如何？我们从入选中学语文教材的《曹刿论战》中可窥见一斑。
《左传*庄公十年》载，齐将伐鲁，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鲁国虽不乏象曹刿这样的俊杰之士，然而故事却反映了当强敌压境、国难当头时，宗室权贵居然束手无策，而众多乡人则以“肉食者谋之”、事不关已的心态置国是而不理。二百年后孔子称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不正是对乡人的那种不良心态的赞许和肯定吗！鲁人、甚至其后的中国人“只扫自家门前雪”的不良风尚的形成也是由来己久的，经孔子的误导，其影响的恶劣和严重后果，我们又岂能低估！当下许多中国国民对国运民生、改革大业的漠不关心，对诸多社会丑恶现象的熟视无睹，麻木不仁，难道不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误导造成的恶果吗！然而二千余年来孔子教诲下的国民又果真“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做到“思不越位”吗？如其能按等级名位去思考去行事，历史上又何以会发生许多不在其位而夺其位的宫庭政变、或以血与火的手段让江山易主呢？又何以会有那么多的官吏极不安分，为加官晋爵或谄谀媚上曲邀恩宠，或卑身贱体卖身投靠…..。这与孔子设计的“理想人格”岂不是相违悖的吗？又如孔子教导国民要“谋道不谋食”，可谓圣洁高蹈，然而国民们口中念着圣人教诲，私下里却放胆设租寻租，贪污受贿。王亚南先生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说换一个视野去看廾四史，“则又实是一部贪污史。”有资格进入贪污史、奸佞传的国民，又有几人没有读过孔孟之书的呢！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孔子儒学哺育下的中国国民，己造成普遍的人格分裂吗？人格分裂又造成人性的虚伪，其最典型的特征是说一套做一套，表里不一，言行不一。
孔子儒学中没有为中国人提供枳极的进步的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孔子强调“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把国民的思想禁锢在等级名分的“礼”的范围内，使国民的思想思维得不到充分的伸展。中国长期的保守落后与孔子儒学的保守落后密切相关，这不由得令人想起德国。德国人认为，德国之所以能在科技、生产力方面领先于其他国家，能从两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迅速恢复，应归功于黑格尔、康德这些哲学家把德意志民族的思维能力提高了。哲学是能真正改变人的思维和思想的，巨大的精神力量能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强盛的民族总有强盛的哲学，而强盛的哲学一定能滋养出强盛的民族！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积贫积弱、保守封闭，这也说明了孔子儒学不是“强盛的哲学”，它又怎能滋养出一个强盛的民族来呢！又怎能哺育出千千万万个“君子当自强不息”的强盛的个体呢！
孔子儒学在其伦理学说中为国民提供了一种非善即恶的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国民持这种认识论，每每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简单问题复杂化。例如国家政治本是极复杂的糸统，我们竟简单化为清官贪官、善政弊政等等；又将官僚队伍分为清流浊流，而正邪两方又水火不同器，冰炭不同炉，于是便形成朋党，互相对立，激化了许多社会矛盾，也毒化污染了政治空气。这种认识论无视价值中立原则，不允许国民持中间立场，这势必使国民的思维容易情绪化、情感化，同时也造成说假话的风行。
孔子儒学曾为国民设定了一种理想人格，修齐治平是理想人格的实践和完成过程。如果按这种设定来教化、塑造我们的国民精神，二千余年来我们的国民早已是谦谦君子了；那么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社会危机何以总是伴随着道德危机？每一个新王朝的建立总要伴随着艰难的道德重建呢？国民的伦理道德为什么竟脆弱得这样不堪一击呢？道德危机的周期性，难道不是孔子儒学在道德教化方面失败的记录吗！孔子儒学的伦理教化有很大的消积作用。孔儒以僵化落后甚至违反人性的规范束缚人的自由选择，造成个人自我意识的淡化和萎缩，使人的社会角色类型化，个人创造性受到压抑。长期的历史积淀，国民养成了一种普遍的权威性人格，以及信仰、畏惧、依附权威的文化心态，养成了因循守旧、恪守传统、拒绝创新、随波逐流的内倾型民族性格。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他创建儒学之始便摈弃了宗教崇拜，转向于对帝王的政治权力崇拜，从而造成了中国社会至今不衰的“官本位”文化观念。国民在“权力崇拜”的愚弄和鼓惑下，对权力的痴迷及对官位的追求己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不言自喻，权力和官位的背后是巨大的廉价财富和利益！孔子儒学主张以内省式的修身、通过“灵魂深处闹革命”来塑造自我道德形象。道德的自我形象欲求导致国民重虚名而不务实际的行为特征，鲁迅先生称为是“面子”问题，而面子问题是“中国人的精神纲领”。
对孔子儒学文化品格的虚伪性，与孔子差不多同时代的人早有观察和认识。《庄子*外物》有“儒以诗礼发冢”的故事，揭露儒家“彬彬有礼”地掘墓碎尸，夺人珠宝，儒家人格分裂竟达如此！这篇小品对儒家标榜名义、欺世盗名、“阳为道学、阴为富贵”（李贽语）的虚伪人格给予了辛辣的批判。人格的分裂必然导致人性的虚伪，它对国民、尤其是对官僚群体心灵和精神的毒害是十分严重的，造成了多少官吏夤缘投机、趋炎附势、媚狡谄伪、畏强凌弱、因循苟且，他们在“达则兼济天下”的旗帜下假借大义，窃取美名！这说明孔子儒学不仅需要虚伪，而且不断地制造虚伪。当虚伪盛行时，社会上必然兴起伪善之风；伪善之风起必然导致信仰危机和世风衰败。
今年是孔子诞辰2550周年，恰逢又是世纪之交，据报导国内将要举行隆重的庆典活动。我们将如何评说孔子，如何解开这道文化难题呢？孔子教义中确有一些有价值的成分，有的甚至至今还有生命力。然而孔子儒学是一个非常封建的学说，与马克思主义是格格不入的两个相互对立的哲学体系，尽管他的教义中有些是颇有价值的，但绝不是超时代、超阶级的永恒真理。二千余年来儒术治国虽每每留下失败的记录，但仍有不少人鼓吹只有儒学才能救中国，只有儒学才能拯救世界。儒学创立之初，其文化品格就是以“法先王”为政治导向的，所追求的乌托邦社会，在本质上是与时代潮流相互错位的。儒家们的理想存在于过去，而不在于未来；他们生活在现实之中，却孜孜以求在未来中实现“过去”。因此在社会历史观方面常表现出“今不如昔”的病态心理，这种心理不仅已成为一种社会弊病，而且与社会总体发展的趋向和进程相背离。如果说儒学这个非常封建、保守、落后的学说能够救中国，五四运动的锋芒何以要指向孔子及其学说？许多自幼曾受过孔子儒学熏陶的革命志士和先驱者们，何以还要历尽千辛万苦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呢？
孔子的人格是高尚的，他的学识是十分渊博的，他对他的事业的追求也是十分执着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司马迁的话代表了历史上无数知识分子对孔子的敬仰；“我爱孔子，我尤爱真理”，蔡尚思先生的话则代表了古今无数知识分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心声！在孔子华诞之际，若能对孔子儒学进行认真的、科学的选择、批判、改造、吸收和消化，用于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于国于民幸莫大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