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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夏商周断代工程

作者:殷玮璋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2-04



  "工程"启动以后,将这个问题作为重点,专门设有一个课题,组织各学科的学者进行攻关。根据考古学提供的年代信息,常规碳14测年提供的第一个日历年就是武王克商的年代范围。

  1997年在丰镐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一组可以分期的典型文化层。最下层的窖穴(编号为H18)中出土许多文化遗物及木炭、兽骨和炭化小米;从陶器等遗物可判定是先周文化晚期遗存。它的上面分别叠压有西周初期的文化层(T1第4层)、西周早期的两个窖穴(H16、H11)、西周中期的两个窖穴(H8、H3)和文化层(T1第3层)。由于H18与第4层之间没有发现因自然原因堆积的地层,表明H18与第4层是当时的居民在此活动期间持续形成的。它们形成的时间应在武王克商事件的前后,或者说,武王克商事件发生在使用H18这个窖穴与第4文化层堆积形成的年代范围之内。考古学家从这一组单位中分别采选含碳样品,用常规碳14方法测得的年代、经拟合换算成日历年后,得到了它们所跨的年代为1050─1020B.C.,提出武王克商的历史事件,应在这一年代范围之内。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个系统工程。一个年代范围的正确与否,除了看这个年代的立论依据是否可靠外,还要看它与之相关的年代是否与之衔接或不矛盾?对此,可将它与相关专题测得年代进行对比,在比对中予以检验:

  安阳殷墟第4期(商王帝乙、帝辛时期)的年代为1080─1040B.C.;
琉璃河西周初期的年代为1040─1006B.C.;
天马──曲村西周早期的年代为1020─970B.C.。

  由上述不同地点测得的年代可以看到,它们之间前后衔接、没有矛盾。说明为解决武王克商的这一事件而测得的年代范围是可信的。

  特别要提到的是:在整合过程中,曾有人提出武王克商的年代范围只有30年是否短了一些?为此,碳14课题组的同仁专门进行复核,先后提出了30多个假说进行演算,结果证明这个年代范围是不可推移的。

  利用考古学家提供的年代信息,经碳14测年获得的武王克商的年代,虽然不能确指在哪一年,但给出的年代范围把原来的112年缩短为30年,这不能不说是个重要成果。

  九、将公元前1046年定为武王克商年的根据是什么?应该怎么看待这个年代?

  武王克商年代范围的确定,为最后推定商周分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一绝对年代的提出,主要是依据文献中有关克商时的天象记录、由天文学家计算而提出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陕西临潼出土的一件青铜器(利簋)的铭文中,记录了武王征伐商纣的事迹。"武王征商,唯甲子朝",明确记录了克商的那一天是甲子日,证明传世文献中记载的克商那一天的干支"甲子"是正确的。"朝"字指早晨。"岁鼎克闻夙有商"句中的"岁"字,张政教授认为是岁星,即木星;"鼎"作"当"解,指岁星正当其位,即周的星土分野鹑火。

  《国语·周语下》记有伶州鸠的一段话:"昔武王克商,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把克商时的天象记的很清楚。天文学家根据所记的日月星辰的位置进行计算,得出了武王克商发生在1044.1.9B.C.和1046.1.20B.C.两个结果。这两个结论均有合理之处,差别在于对金文中使用的纪时词语(习称月相)的理解不同。鉴于1046B.C.说与推定西周王年时对纪时词语的理解一致,选用了这一结论。

  武王伐纣是商周两代的分界,应有一个绝对年代来表示。在1050─1020B.C.这一范围内,可以选为武王克商年的还不止这两个年代。例如,有一种算法是取古本《竹书纪年》所记西周积年257年说,由平王东迁之年、公元前770年上溯257年,得公元前1027年为武王克商之年。这一说法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不过,综合各种条件,特别是考虑到西周列王研究中的一些条件,选择1046B.C.说是几种说法中相对较好的一个。如果将来有新的材料证明其它说法比这个结论更为合理,届时可予以变更。

  十、西周列王的年代是怎么推定的?

  西周列王年代的推定,也是多学科交叉协作的产物。由于要对每个王世的在位时间有个具体的年代;而每个年代的确定,又涉及许多方面的问题,所以这项研究的难度是很大的。上面提到的北京房山琉璃河、山西曲沃的天马──曲村等西周遗址中,根据考古分期采选的碳样所作的碳14测年给出的年代,虽然不能直接给出每个王的年代,但早中晚期的划分也涉及王世。如西周早期包括武、成、康、昭四个周王;中期包括穆、共、懿、孝、夷五个周王;晚期为厉、共和、宣、幽诸王世。所以上述年代对具体王年的推定也是有意义的。
具体王年的推定,主要依据西周有铭青铜器中的纪年铭进行历日推算而给出的,有的则是根据文献资料进行天文学研究而确定的。前者是在考古学家对西周青铜器进行分期研究的基础上由天文学家进行演算后推定的。

  在西周的有铭铜器中,有不少铜器都记有年、月、干支(日)和纪时词语等内容。但并不是每器中都记有这四个内容,只有约60件铜器的铭文中,有年、月、干支、纪时词语这四项内容。这次就以这些"四要素"齐全的铜器为素材,在分期的基础上推定王世、再作历日推算,以检验推论的可靠性并推算其年代。

  在这"四要素"中,年、月、干支(日)是不难理解的,但加上"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这四个纪时词语,就有一个如何理解的问题了。以往将它们都称为月相,理解为每月中人们看到月亮时月面盈亏不同而分别用四个词称呼之,所以出现了四分说、定点说、二分二点说等不同解释。"工程"实施过程中按这些说法排入历谱进行推算,发现均有不合理之处。后据西周晚期铜器铭文进行归纳,提出以下认识:

  初吉,出现在初一至初十。

  既生霸、既望、既死霸均为月相,"既"表示"已经","望"即满月,"霸"指月球的光面。既生霸指新月初见至满月;既望指满月后月面尚未明显亏缺;既死霸指月面亏缺到月光消失。目前推定的王年,就是按上述理解将四要素俱全的铜器铭文进行历日推算而提出来的。不过,上述理解虽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但仍有三件铜器排不进去。是铭文中的干支记错了还是上述解释有缺陷?只能留待以后发现新材料后再作进一步研究。同时,铜器铭文中记述的某王多少年,只说明他至少在位多少年,却难以断定他的实际在位年。但因无法搞清他的实际在位年,因此目前推定西周列王的在位年中,有的王年可能因新资料的出土而在未来的岁月中会有变动。不过,由于多学科协作而对各种可能作了详尽的研究与计算,它比以往的研究有不少改进、结论也更趋合理。其中,有些年代的推定还是有依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个系统工程,年代框架的建立,当然要有若干基点作支撑。


  例如:古本《竹书纪年》中记有"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的内容。所谓"天再旦"是指天亮了两次。有人认为是在天亮之际发生日食而引起的,并推算出这次日食发生在公元前899年4月21日。郑地在今西安附近,距西周时期的都城丰镐不远。1997年3月9日,我国境内发生本世纪最后一次日食,在新疆北部正好是天亮之际。为此,"工程"组织天文学家在那里布网实地观测,看到了日食前天色已明、日食发生后天色转黑、日食结束天色复明的全过程。从实地观测证明:"天再旦"为日全食记录的说法是可信的;西周晚期懿王元年在郑地看到的天再旦天象是公元前899年4月21日的日全食的推算是正确的。这样,将懿王元年定为公元前899年是合理的。这一年代的推定,可以作为西周王年研究中的一个支点。

  再如:前面已经提到的晋侯墓地中8号墓的年代的确定,可知晋侯苏钟所记的"唯王三十又三年"乃厉王的纪年。它说明厉王在位不会少于33年,可证《史记·卫世家》和今本《竹书纪年》所记厉王不足30年是错误的。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厉王为37年。另有一件善夫山鼎,它的铭文中铸有"唯三十又七年"的纪年。由这件铜鼎的形制、纹饰与颂鼎相近,属厉王时器,可证厉王37年说可信。今取共和当年称元说,厉王37年为841B.C.,则厉王元年为877B.C.。

  此外还有一些支点,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十一、商后期的年代学研究中,甲骨文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商后期年代学研究中,主要依据殷墟文化分期(四期)和甲骨文分期(五期)的研究成果。我们从每期遗存中采选系列含碳样品进行碳14测年,所得年代数据经过拟合、换算成日历年后,得到两个与分期序列一致的年代序列。由于这两个分期序列中所断的王世可以对应起来,所以在两个年代序列的比对中,不仅可以建立商后期武丁至帝辛的年代框架,也可为推定武丁至帝辛的王年打下基础。

  在几十年的研究过程中建立的甲骨文分期,每一期都可与商代王世对应起来:第一期为武丁时期;第二期属祖庚、祖甲时期;笫三期为廪辛、康丁时期;第四期为武乙、文丁时期;第五期为帝乙、帝辛时期。根据安阳殷墟发掘的文化遗存进行的分期(四期),因一些单位中出有可以推断王世的甲骨卜辞,因而可推定其相应的王世:第一期的早段约当盘庚、小辛、小乙时期,晚段因伴出组、午组卜辞而推定为武丁早期;第二期遗存中出土铸有妇好、子渔等宾组卜辞中的人物,推断为武丁晚期,下限可到祖庚、祖甲二王世;第三期地层中出有康丁、武乙的卜辞,故推断与廪辛、康丁、武乙、文丁同时;第四期则与帝乙、帝辛时期相当。因此,只要取样合格、测年的精度得到保证,所得的两个年代序列例应对应起来。"工程"实施过程中,在殷墟文化四期遗存中采集的碳样用常规碳14测年,得到的日历年代为:
第一期早段:1370─1260B.C.;
    第一期晚段:1261─1239B.C.;
    第二期 :1255─1200B.C.;
    第三期 :1205─1070B.C.;
    第四期 :1087─1036B.C.。

  依据甲骨分期所采的107个碳样,目前只测了三分之一,数据太少。由于制样方面的原因,有的数据还出现明显偏早的现象。所以,有关商王在位年的推定,还需等到测年工作全部完成后才能研究。不过,现已提供的年代序列,与常规碳14测定后建立的年代序列还是一致的,有关廪辛至文丁的年代与上述第三期的年代基本吻合,说明依据殷墟文化分期、用常规碳14测年方法建立的商后期年代框架,是合理而可信的。

  十二、天文学家利用天象记录在商后期年代学研究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天文学在商后期年代学研究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突出地表现在天文学家依据宾组卜辞中记录的五次月食,为推定武丁的年代作出了贡献。

  宾组卜辞中记录的五次月食,都属发生后记录的验辞,它的可信度在学术界是公认的。宾组卜辞比组、午组卜辞略晚,其年代约在武丁时期或晚至祖庚之世。近二十年来,古文字学家在对甲骨文进行分期、分类研究方面有不少新进展,对这五次月食的先后次序也提出了一些看法,有些看法在一些学者中相当接近。这次在古文字学家的参与下,天文学家依以下排序而计算的年代最值得重视。这一组月食的年代为:


    癸未夕月食 1201.07.12B.C.
    甲午夕月食 1198.11.04B.C.
    己未夕皿庚申月食 1198.11.04B.C.
    壬申夕月食 1189.10.25B.C.
    乙酉夕月食 1181.11.25B.C.

  按这一组年代,可以推断武丁之世的年代范围为:
    1. 1239─1181B.C.(即假设这五次月食都发生在武丁之世);
    2. 1250─1192B.C.(即为一些学者主张的壬申、乙酉两次月食发生在祖庚之世)。

  由于月食发生的频率较高,世界上每个地方几乎每年都能见到一次月食,所以用月食计算年代比用日食计算年代的困难大得多。对上述五次月食的排列,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次序,必然会得出许多种不同的结果。为此,有关专题组对可能出现的情况都一一作了研究与计算。此外,己未夕皿庚申月食中的"皿"(向)字的释读,学者们有不同看法等等,这都增加了研究的难度。不过,武丁是个有名的君王,文献中对他在位59年多无异议。任何排序组合的年代范围只要超过59年,即可排除在外不予考虑。按文献记载,盘庚迁殷至商纣灭亡的总年数有273年、275年、253年、251年诸说,那么武丁至商纣的年代必少于275─251年。上面推定的武丁年代的可信度,将由克商之年上溯,少于上述总年而得以论定。再说,在1400─1160B.C.这一期间安阳可以看到的月食,其干支为甲午的月食最早为1229B.C.。因此,即使不采用新的甲骨分类排列月食次序,这五次月食中推定的年代即使只有一、两次是对的,武丁在位的年代范围也不会有大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以武丁时期的遗存进行测年换算成日历年后,其年代与月食计算所得的年代是一致的。前面已经谈到,武丁早期的一个年代为1250±11B.C.,武丁晚期至祖甲时的年代为1255─1200B.C.,说明用宾组卜辞中五次月食用天文学计算所得的年代是可信的、准确的。

  武丁年代的推定,不仅解决了这一古代君王的在位年代,而且可以推定盘庚迁殷的年代不会超过公元前1300年。它还证明用文化分期提供的信息测得的武丁至帝辛的年代框架是合理的。这一年代框架的建立为武丁至帝辛诸王在位年代的研究确定了范围。

  十三、除了上述方法,历史学家在商王年祀的研究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历史学家依据甲骨文中黄组卜辞和晚商青铜器中记有时王年祀的材料,对晚商时期的周祭祀谱作了复原研究,就商代末年的文丁、帝乙、帝辛这三个商王的在位年作了推断。这也是一项有价值的探索。

  近二十年间的研究表明,黄组卜辞是文丁、帝乙、帝辛时期的遗物。研究者以有关材料中年祀、月名、干支、祀典名、祖先名齐全的的那部分材料为基础,将没有年祀,但有月名、干支、祀典名、祖先名或单记其中一项内容的材料都收集一起。利用这145件资料,对商末三王的周祭祀谱作了复原研究。

  从甲骨卜辞的内容可以看出,商代王室、贵族对祖先的祭祀极为重视。他们用五种祀典对上甲以后的祖先轮番地、周而复始地进行祭祀。这种祭祀还一个王世接着一个王世持续不断地进行,并在甲骨卜辞中记录下来。黄组卜辞中以五种祀典对祖先轮番祭祀一周需要36旬或37旬(二者基本上是相同安排的,但有时也有错漏或连续进行的)。由于两个周期与两个太阳年的时间相当,因此,利用卜辞等有关材料排出周祭祀谱,算出某一王世举行了多少个祭祀周期,理论上是可以推定某王的在位年数的。
经过排谱研究,得到了文丁时举行过11个36旬型周期、11个37旬型周期,总计22个祭祀周期,因而推测文丁在位22年。帝乙时也有11个36旬型周期和11个37旬型周期,共22个祭祀周期。但帝乙22祀与帝辛元祀不能接合,他的在位年当大于22年。帝辛时举行了13个36旬周期、21个37旬周期,合计34个周期。这里,36旬周期与37型周期的数量不等,原因何在,尚需研究。但34个祭祀周期的存在,提供了帝辛在位年或为34年的可能。

  历史文献中对上述三个王世的在位年也有记载,如文丁有3年、13年等说;帝乙有9年、37年说;帝辛有33年、52年等说。但这些古籍的成书年代较晚,资料来源也不甚清楚。甲骨卜辞和金文材料均为商代遗存,是当时的记录,其可信度显然比前者要高。所以,借这些宝贵资料去研究商王的年代,应是我们研究时的首选方案。

  甲骨文和金文中记载的某王几祀、月份、干支及祀典名等内容,其"隹王几祀"是指某王在位的第几年。商人使用的是阴阳合历,月份是大小月相间排列的,大月一般为30天,小月是29天,有连大月和闰月。在上述三个周祭系统中有的相当紧密,如帝辛二祀至十一祀的材料。已知这一期间没有十三月的记载,而有年中置闰的证据,表明月份与季节基本上是对应的。因此,为进一步检验上述推论的准确性,用天文方法将有关材料排入具体的历日之中,看看能否排进去或哪些年份的材料可以放进去。假如能够排入具体的历日之中,可以提供有关王年的具体日历年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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