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夏商周断代工程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2-04
由于周祭周期、干支周期与月份周期之间存在一定关系，所以两个祀年、月份、干支、祀典名和被祭先祖名齐全的材料之间相距的日数、闰月和闰旬数都可以推算出来。推算帝辛周祭系统的可能年代时，以十一条祀年、月份、干支、祀典名和被祭先祖齐全的材料为基点，对二祀至十一祀周祭祀谱在历日中的位置作了推算。推算结果，在1100─1050B.C.之间，帝辛元祀的可能年份有1100、1095、1090、1080、1075、1070、1065、1060B.C.等8个。基于克商年选定为1046B.C.，帝辛元祀为1075B.C.的话，则帝辛在位为30年。
用同样的方法对帝乙与文丁的材料作了推算。结果得出帝乙在位26年或36年两种可能。今取帝乙26年说，则帝乙元祀为1101B.C.。文丁在位年的推算，因材料较少，不能提供有价值的年代。
总之，历史学家的研究结果，经天文学家的检验，使有关结论更具说服力。这是多学科合作中提出的一条新思路。尽管用不同方法得到的结论在表面上不甚一致，但用排入历日的方法──即使排入的是一小段(如帝辛二祀至十一祀)──那也是说明问题的。因为它印证了所排的周祭祀谱是合理的(哪怕是一部分合理)。目前虽还不能给出在位多少年的明确结论，但从设定的条件下算出若干个年份可供参用，实际上已经排除了许多不合条件的年份。所以，只要对所用材料的年代判断正确；运算的方法科学、精确；对相关条件的设定符合商代历法的实际情况，其结果应该是可信的。
十四、商前期和夏代的年代为什么没有像商后期和西周那样对王世有较明确的说法？
这是由于材料不足而造成的。在商前期和夏代年代学研究中，没有商后期中可以利用的大量甲骨卜辞；也没有西周时期有一批可供分期断代的有铭铜器和"四要素"齐全的铭文材料。这一状况，就决定了在商后期和西周年代学研究中使用的方法不可能在夏代或商前期的年代学研究中使用。
夏与商前期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也做得不少，有关分期基本上也被学术界同仁所认同。但是有两点与商后期和西周时期的考古是不同的。
1. 虽然夏代的世系(十四世十七王)在《史记·夏本纪》中记得很清楚；商前期自成汤至盘庚诸王世系在《史记·殷本纪》中也交代得很明白，但因夏与商前期考古遗存中缺乏上面提到的可以推断其王世的甲骨卜辞和青铜器铭文资料，使有关分期不能像商后期或西周时期的那样，与王世直接联系起来。由此而来的是，依据文化分期提供的含碳样品在作碳14测年、换算成日历年代后，这些年代也不能与王世联系起来。
2. 对考古学文化的属性和某些分期的认识在学术界未获共识。诸如：是根据文献中记载的夏、商古都去推定考古学文化的族属、进而推定哪些是夏文化、哪些是早商文化？还是用考古方法从已知的考古学文化中进行分析，去划分夏商文化的分界，进而去论定哪种考古学文化是夏代文化？夏代文化与商代文化是同源还是各有源头等等，目前都存在分歧。在缺乏文字等实证的情况下，这些分歧无法得到统一。在夏代和商代的分界还未解决的情况下，当然不可能就它们的王年等开展研究。基于上述原因，在"工程"的可行性报告中，有关夏代和商代前期在年代学研究中的目标与要求，跟商后期和西周的目标与要求有所不同，就是这个道理。
十五、目前公布的夏代与商前期年代框架是怎么推定的？
为了保证碳14测年的高精度，物理学家们对古代遗留下来的的树木，按年轮取样后分别进行测年，其最外缘的年代应为该树死亡的年代，借此可推定与它共存的文化遗存的年代。由于从古代树木的年轮中取样，它的系列样品与建立树轮校正曲线的依据同为树木之年轮，拟合时的精度高，所以它的年代可视为年代框架的重要支点。北京琉璃河1193号大墓中所用木椁的椁板外缘测得的年代就是一例。在郑州商城发掘的一口水井中用作井架的古木，因长期泡在水中，古木的保存情况极佳，有的部位还能看到树皮。采集后用不同树轮的样品作碳14测年、经树轮校正曲线拟合换算成日历年，判定古树的砍伐年代为1400±8B.C。根据考古分期，水井属二里岗上层一期。这样，用这口水井井架测得的年代，可以推定二里岗上层一期遗存的年代。它作为商前期年代的一个基点，对检验其它年代具有重要的意义。
由于学术界对在河南偃师和郑州发现的两座城址均属商代前期的城址的认识甚为一致，所以把这两座城址作为研究商前期年代的对象是不错的。"工程"实施过程中将这两座城址列入专题，对它们的文化遗存作了分期研究，并分别采选系列含碳样品进行碳14测年。测年组将碳14年代换算成日历年后，得到了两个与分期序列一致的年代序列。郑州商城的年代为：
二里岗下层一期：1580─1478B.C.；
二里岗下层二期：1485─1415B.C.；
二里岗上层一期：1429─1392B.C.；
二里岗上层二期：1390─1210B.C.；
偃师商城的年代为：
第一期一段：1600─1560B.C.；
第一期二段：1532─1486B.C.；
第二期一段：1500─1461B.C.；
第二期二段：1467─1387B.C.；
第三期 ：1380─1260B.C.。
这两个商城的分期是相对一致的。即从考古分期的角度判断，偃师商城第一期二段至第三期，与二里岗下层一期至二里岗上层二期遗存的面貌、特征相对一致，它们的年代也应相当。这样，它们的年代与分期是否一致，可以在比对中进行检验。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这两个年代序列与分期是相对一致的，因而都是合理的。
作为探索夏文化的主要对象──偃师二里头遗址的测年结果也已给出，它们的年代为：
第一期：1780─1730B.C.；
第二期：1740─1590B.C.；
第三期：1610─1555B.C.；
第四期：1564─1521B.C.。
上述三个城址的年代都已给出，它们的年代早晚已经清楚，有关夏商的分界应在那里划分的问题就摆在面前了。
关于夏商的分界，学术界的看法存在严重分歧。这些看法涉及夏代文化的内容，即哪些遗存是夏代文化的问题。目前对夏商分界的看法有：
1. 二里岗下层一期为商文化，二里头一至四期为夏代文化；
2. 二里头四期和二里岗期均为商文化，二里头一至三期为夏代文化；
3. 二里头三、四期和二里岗期均为商文化，二里头一、二期为夏代文化；
4. 二里头二至四期均为商文化，二里头一期为夏代文化。
鉴于上述看法的不同，有将夏商文化的分界有划在二里头四期至二里岗期之间的；有的划在二里头三、四期之间；有的划在二里头二、三期之间；也有人划在二里头一、二期之间。从上面的年代可以看出，三个地点的年代是合理的；那么夏商分界以第3种意见为合理，即应在二里头文化的第二、三期之间划分夏商的分界。二里头文化第三、四期遗存的年代已进入商代纪年，1、2两种看法的立论，显然缺乏年代学依据。
但因种种原因，对此没有形成共识。因此，目前的夏商分界是以1046B.C.为基点，用文献所记的商代积年上推、取整估定的。商的积年有576年和496年等说，取前者为1622B.C.；取后者则据《通鉴外纪》注所引是"二十九王"，缺帝乙、帝辛二王。按商后期年代研究课题组推算商末这二个君王的年代为26年和30年，合计为56年，则商积年为526年。由1046B.C.上推526年为1572B.C.，现取整估定为1600B.C.。
夏商分界不能解决，夏的年代就更难推定。目前采用的年代是从1600B.C.上推，加上夏的积年来估定。夏代积年有471、472、431、432年等说法。后两种说法有人指出系未计羿、寒浞代夏的"无王"阶段所致。故取471年说，为2071B.C.。取整估定采2070B.C.年说。应该说，无论是1600B.C.还是2070B.C.，这两个年代都是估定的。它们虽有合理的成分，但还需在今后的年代学研究中继续探索研究。一旦夏商分界的问题得到解决，对夏代文化的认识有了共识，那时将会提出更合理、可信的年代学结论。
十六、历史学与天文学在夏代年代学研究方面发挥什么作用？
在开展夏代年代学研究时，也设立专题对文献中记载的仲康日食和夏时五星聚的内容进行研究。
关于仲康日食，《左传》昭公十七年引《夏书》记有当时的天象：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史记·夏本纪》和《尚书·胤征》也记有此事。长久以来，这条记录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自梁代虞邝认为这次日食发生于仲康元年以来，已有13种说法。"工程"设有专题对这13种说法进行了复核与验算，发现都有问题。经计算，在2250─1850B.C.之间，在今河南洛阳地区可以看到的大食分日食有11次，其中2043.10.3B.C.、
2019.12.6B.C.、1970.11.5B.C.、1961.10.26B.C.这四次均可作夏初年代的参考。
关于禹时五星聚的记载，见于《太平御览》卷七引《孝经钩命诀》："禹时五星累累如贯珠，炳炳若连璧"。有学者计算1953.2.26B.C.有一次很好的五星聚会。"工程"设有专题对此也进行了核算，证实这一天发生的五星聚会是迄今5000年中最难得的一次。土星、木星、水星、火星和金星在这一年2月中旬至3月初的黎明时分，每天都在东方地平线上排成一列。1953.2.26B.C.这一天五大行星之间的角距小于4度，是难得一见的奇异壮观的天象。大概这一天象在古代先民的记忆中印象十分深刻，因而被流传后世。因此，上面推算的年代，对估定夏初年代也有参考价值。
由于这两条记载均出自后世文献之中，与安阳殷墟出土的宾组卜辞中五次月食的价值自不能相提并论。这是"工程"没有将它作为推定夏初年代依据的原因。
十七、应该如何看待"工程"建立的三代年表？
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人，他们对事物的认识，无不受各该时代的局限，尤其受该时代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局限。当科技发展水平不太高的时候，很多问题虽然也有人在探索，但往往难以解决；当科技得到发展、使一些以前不能解决的问题有可能得到解决时，就具备了攻关的条件。两千年来没有解决的三代年代问题在今天被提上日程，并在"工程"实施过程中获得突破性成果，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为解决这个难题创造了条件。例如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使我们找到了一种在文献之外可以研究三代年代的途径：藉三代文化遗存中可以分期的系列碳样作碳14测年，利用高精度树轮校正曲线拟合换算成日历年代，进而去研究三代的年代。同时，也只有在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碳14测年技术得到改进、测年精度获得较大提高、计算方法更加快捷准确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
此外，历史学家对古文献的研究也更深入；古文字学家对甲骨卜辞和金文的释读与研究也比过去有了长足的进步；天文学家对天体和天文历法的研究成果、快速的计算技术等等，使计算更加精确。在长期的交流与交往中，各学科之间的合作也趋于成熟。有了这些因素，使"工程"中提出的任务和目标，成为适时而合理。各专题的研究才能自然而默契地进行，联合攻关中各学科之间才能达到"殊途同归"的目标。这是在四年间能够取得这些成果的重要原因。
如果从个别年代看，年表中有的年代早就有人说过。但这个年表并不是将前人研究的年代学成果简单地"凑合"而成，而是多学科在"工程"设置的课题、专题中联合攻关的结果。在"工程"设置的44个专题中，有37个都是多学科交叉进行研究的。"工程"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按新的思路进行探索，创造性地开拓新的研究途径，而且在学科结合上达到相互渗透的情况。这是前人没有做过、也不可能做到的。这是"工程"开展三代年代学研究的一大特点。
诚然，我们的认识也不能摆脱时代的局限。诸如对古代文献所记的内容，特别是甲骨文、金文所记的有些内容的认识与理解(虽然这些认识是对前人的各种说法作了认真的分析与考辨的基础上产生的)，还不能认为已做到准确无误。就现在公布的阶段性成果而论，这个年表比起前人的工作显然前进了一大步，但仍有不完善之处。如因夏商分界的问题没有解决，使夏商分界的年代不能准确推定；考古学上有关夏文化的问题没能取得共识，夏代的年代自然不能推定；即使商晚期与西周的年代框架有较多材料可证其合理、可信，但具体的事件或有的王年，很可能因新材料的出现或新的研究成果而在未来的岁月中予以修正。这是正常的，也是必然的。
"工程"的提出与实施，受到各方面人士的欢迎与赞许。这是由于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很好结合起来，对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难题联合攻关，使人们看到了希望。同时，多学科协作的过程，促使学科间的互相渗透，这对各学科的发展，也将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事实上，"工程"实施过程中各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对各个学科已经产生影响。至于其意义之深远，却是今日难以估计的。在"工程"实施的四年间培养的一批兼具多门学科知识的"复合型"年青学者，将在今后的年代学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有理由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中国的年代学研究在未来的岁月中，一定会有更新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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