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通向诗学的一个中介

　　理学家在解《诗》中有一个比较一致的倾向，就是认为圣人言语本来平易明白，后代文字越来越巧，故为艰深，反使圣人之旨隐晦不显，因此在解《诗》态度上强调平心静气。如张载说：“置心平易始通诗，逆志从容自解颐。”[7](P.369)认为“诗只是言志”[7](P.262)“志至，诗至。”[7)(P.55)他尊奉“诗言志”的古训，推崇孟子“以意逆志”的解诗原则：“古之能诗者，惟孟子为以意逆志也。夫诗之志至平易，不必为艰险求之。今以艰险求之，则已丧其本心，何由见诗人之志？”[7](P.256)强调只有平心静气方能得诗人本意。当然理学家所谓的诗人之志，是无邪之思，即道心、善心，这就尤需读诗者以平心、静心、虚心、善心来体味、来涵咏。程颢解诗就是这样：“明道先生善言《诗》，佗又浑不曾章解句释，但优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处。”[8](P.425)“伯淳常谈《诗》，并不下一字训诂，有时只转却一两字，点缀地念过，便教人省悟。”[8](p.427)在涵泳中体会圣人之心，从而使自己心性道德修养有所提高：“明道尝言：‘学者不可以不看《诗》，看《诗》便使人长一格价。”[8](P.428)这种解诗态度也为朱熹所继承、发扬，如：“读诗之法，只是熟读涵味，自然和气从胸中流出，其妙处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务自立说，只恁平读著，意思自足。须是打叠得这心光荡荡地，不立一个字，只管虚心读他，少间推来推去，自然推出那个道理。所以说‘以此洗心’便是以这道理尽洗出那心里物事，浑然都是道理。上蔡曰：‘学诗，须先识得六义体面，而讽味以得之。’此是读诗之要法。看来书只是要读，读得熟时，道理自见，切忌先自布置立说！”[2](p.2086)而且对二程和张载也有不满处：“程先生《诗传》取义太多。诗人平易，恐不如此。”[2](p.2089)“横渠云：‘置心平易始知《诗》。’然横渠解《诗》多不平易。”[2](p.2090)正是这种置心平易的读诗态度使朱熹感到毛诗序的谬误，诗序与诗本文的冲突，因而弃小序解《诗》。这部分也缘于朱熹自己的作诗经验，朱熹每每以当时之诗来体会《诗经》之诗：“读《诗》，且只将做今人做底诗看。”[2](p.2083)这种以诗人之真实经验来看《诗经》的立场使朱熹的《诗集传》就多了文学色彩。从对《诗经》的体会也使朱熹感到：“古人情意温厚宽和，道得言语自恁地好。当时协韵，只是要便於讽咏而已。到得后来，一向于字韵上严切，却无意思。汉不如周，魏晋不如汉，唐不如魏晋，本朝又不如唐。如元微之刘禹锡之徒，和诗犹自有韵相重密。本朝和诗便定不要一字相同，不知却愈坏了诗！”[2](p.2081)从而将研究《诗经》的观点融入到现实的诗歌评论和欣赏中，此影响于诗学就是读诗时重吟咏体味诗之深层内涵，言外之意，论诗则推崇含蓄有味的作品，而又要平淡自然，反对刻意雕琢之作。因此推崇汉魏以上的古诗，反对律诗。这在朱熹的诗论中有鲜明的体现。如在晚年与诗人巩丰的几封论诗信札中朱熹较全面的阐述了自己的诗学观点。（注：陈来先生在《朱子书信编年考证》中认为这些书信作于1199年，是年朱熹70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其大要是：一、推崇汉魏以上的古诗，以为学诗的标准：“古今之诗凡有三变：盖自书传所记虞、夏以来，下及魏、晋，自为一等：自晋、宋间颜、谢以后，下及唐初，自为一等：自沈、宋以后定著律诗，下及今日，又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为诗者固有高下，而法犹未变。至律诗出，而后诗之与法始皆大变。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无复古人之风矣。故尝欲抄取经史诸书所载韵语，下及《文选》、汉、魏古词，以尽乎郭景纯、陶渊明之所作，自为一编，而附于《三百篇》、《楚辞》之后，以为诗之根本准则。又于其下二等之中，择其近于古者，各为一编，以为之羽翼舆卫。其不合者，则悉去之，不使其接于吾之耳目而入于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无一字世俗言语意思，则其为诗不期高远而自高远矣。”[12]（卷六十四）其二欣赏平淡的诗风：“来书所论‘平淡’二字误尽天下诗人，恐非至当之言……夫古人之诗，本岂有意于平淡哉？但对今之狂怪雕锼、神头鬼面，则见其平；对今之肥腻腥臊、酸咸苦涩，则见其淡耳。”[12]（卷六十四）这些观点在《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所录的朱熹论诗言论中也有体现。
　　　　三
　　理学对诗学的影响也与理学的发展及在宋代社会的影响相一致，在北宋后期和南宋初期，其影响主要局限于理学弟子和与理学家交往比较密切的人员中，到了南宋孝宗尤其是理宗崇奉理学、确立朱熹的崇高地位后，理学就成为社会主导文化思潮，理学家诗学观点尤其是朱熹所高扬的伊洛道统诸家诗学观点就多被人尊奉或重视引用，朱熹论诗的片言只语也倍受珍视。这在南宋的诗话总集和一些具体诗话著作中都有明显的表现。如蔡正孙《诗林广记》以诗人为序录其诗，然后辑录诸家诗话有关评语，在每个诗人的评论文字前，每每以朱熹语为先。魏庆之《诗人玉屑》也多引朱熹、杨时等理学家的论诗之语，对于有理学倾向的诗话也多采录，而从魏庆之本人行为看其乃一隐人雅士，非理学中人，就更可以见出理学在当时诗学中的影响了。张戒的《岁寒堂诗话》以“诗言志”为论诗宗旨，而特别强调“思无邪”：“自建安七子、六朝有唐及近世诸人，思无邪者，惟陶渊明、杜子美耳，余皆不免落邪思也。”[13](p.465)对思无邪的重视是理学兴起后的儒家诗论的新特点。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说》，人们一般重视其纯诗学的色彩和理论创造，其实也深受理学思想的影响。如以下言论：“《三百篇》美刺箴怨皆无迹，当以心会心。”[14](p.681)“意出于格，先得格也；格出于意，先得意也。吟咏情性，如印印泥，止乎礼义，贵涵养也。”[14](p.682)“喜辞锐，怒辞戾，哀辞伤，乐辞荒，爱辞结，恶辞绝，欲辞屑。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其惟《关雎》乎！”[14](p.680)“诗有出于《风》者，出于《雅》者，出于《颂》者。屈宋之文，《风》出也；韩柳之诗，《雅》出也；杜子美独能兼之。”[14](p.681)高悬《诗经》为诗歌的标准，提倡“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认为诗乃吟咏情性也，要发乎情，止乎礼义，因此要求诗人应涵养性情。这些直接承袭了理学家《诗》教观点。两部诗话一重思想、功用，一重艺术诗法，然而均见出受理学诗学思想的较深影响，正可以说明理学家《诗》学理论随着理学思潮在南宋的逐步深入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
　　大致说来理学家通过《诗经》研究所表达的诗学观点影响于宋代诗学理论和批评鉴赏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重内容轻形式，以思想的邪正为准的，着力挖掘诗之义理。其二，将论人与论诗结合起来，由人品定诗品，尤着重于诗人胸次高下，心性修养一面。其三，重古诗轻律诗，崇尚古淡、平淡、平易、自然风格的诗歌。
　　理学家讲究诗歌创作和欣赏都要“思无邪”，将传统的“诗言志”和“吟咏情性”联系起来，以己之心逆作者之志、圣人之心，也就是天理，就将“诗言志”的传统诗学理论纳入理学的轨道，用诗来涵养性情，正心诚意，反对汉儒的美刺比兴之说，当然也不赞成诗人对现实生活的讥刺，如杨时就认为：“作诗不知风雅之意，可以不作。诗尚谲谏，言诸无罪，闻诸足戒，乃为有补。若谏而涉于毁谤，闻者怒之，何补之有？观东坡诗，只是讥诮朝廷，殊无温柔敦厚之气，以此人故得而罪之。若伯淳诗，则闻之者自然感动矣。因举伯淳《和温公诸人禊饮诗》云：‘未须愁日暮，天际乍轻阴’，又《泛舟诗》云：‘只恐风花一片飞’，何其温厚也。”[15]（卷—）这种观点也影响到了诗人，如黄庭坚也反对用诗歌来讥讽现实，他说：“诗者，人之性情也。非强谏争于朝廷，怨忿诟于道，怨邻骂坐之为也，其人忠信笃敬，抱道而居，与时乖违，遇物而喜，同床而不察，并世而不闻，情之所不能堪？因发于呻吟调笑之圣，胸次释然，而闻者亦有所劝勉，比律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诗之美也。其发为讪谤侵凌，引颈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为诗之祸，是失诗之旨，非诗之过也。”[16]（卷二六）从诗乃人之性情的观点出发，黄庭坚认为诗人应当涵养性情使自己胸次释然，然后作诗自然符合温柔敦厚的诗敦原则，以诗之比兴来怨刺不是诗歌的目的和本质，反而是诗的过失。正是在这种观点影响下，《诗人玉屑》专列《讽兴》一目讲“兴与讪异”、“戒讪谤”，认为作诗要有“温厚之气”，可看出影响之深。
　　从诗乃人之性情的观点出发，理学家在诗人创作、修养上就特别强调道德人品的涵养，乃至认为只要德足志高，诗就不学而能、而高，如朱熹就曾说：“志之所之，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然则诗者，岂复有工拙哉？亦视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于高明纯一之地，其于诗，固不学而能之。”[12]（卷三十九）于是在诗歌批评中就特别注意诗人的人品道德修养的高下，甚至以人品定诗之高下，这从宋人对李杜的评论中就可以看出，认为李白不识理、不明道，尤其是李白没有杜甫的忠君温厚之气，因此李白识见卑下，白诗自然不如杜诗，甚者如《溪诗话》从文章心术角度褒杜贬李。对陶渊明的崇尚也是从其明理达道、超然的人生态度来看的，甚至将陶渊明与诸葛亮相比，认为陶渊明心存晋室，不耻做刘宋王朝的臣子，所以在诗后不书年号等等，这些研究者多有论述，此不赘言。
　　崇尚平淡的诗歌风格是宋人的普遍追求，在理学兴起后，这种倾向又从两方面得到了加强。一是以《三百篇》为本，在平易古朴中求平淡，即古淡，因此尚古诗，尤其是汉魏诗，这在前引朱熹的论诗言论中有明显的体现。二是学习邵雍的诗歌，即康节体。如《诗人玉屑》将邵雍作为较重要的诗人列出，《诗林广记》也多采邵雍等理学家的诗作。康节体的最大特点就是平易明白似口语，率口而出，这是以平易当平淡，其不良后果是失去诗的韵味。正如刘克庄所言：“近世贵理学而贱诗，间有篇咏，率是语录、讲义之压韵者耳。”[17]（卷一）当然康节体的受重视也是由于邵雍大量的性理诗符合理学家的口味。
　　讲究涵咏体昧、重视兴发感动以提高人的道德心性修养等解《诗》读《诗》的原则、方法随着理学的深入社会和士人思想，也从理学范畴进入诗学视野，理学家对《诗经》的理学解读就凭借着《诗经》的独特双重身份而影响到诗学领域，理学家的《诗经》研究也由此获得了文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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