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与《毛诗序》的再评价

　　由于时代的原因，《毛诗序》因为过于信守诗的教化作用确实存在着如曲解诗旨，望文生义，附会史实等问题。如孔子对伯鱼说过“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仪礼》记述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等多用二南之诗乐，所以这两部分的诗《序》不是“文王之化”，便是“后妃之德”。如《周南·关雎》，毛诗序认为是写后妃之志。今人多认为是写里巷男女自由恋爱的诗篇，以为是《毛诗序》谬误的代表。其实这是以新的谬误代替旧的谬误，当时的乐是礼的一部分，而“礼不下庶人”（《礼记·曲礼》），里巷男女连用音乐的资格都没有。钟鼓是大乐，又称作“王者之乐”，其声高扬，所以说“窈窕淑女，钟鼓乐之”中的淑女和君子虽未必确指是王者和后妃，但决非平民。
　　其实，任何文学作品都不能用理论僵化地概括。从上博竹书《孔子诗论》来考察，可以说这种美刺说完全是对《诗经》的错误理解。由于人们的社会生活状况及所体验和观察的事物不同，就会产生思想、情感、认识和见解的不同。这些在诗歌中流露出来，必然形成不同的创作倾向。“美”是赞美、是歌颂。政治稳定、礼乐健全的时代风貌反映到文学作品上当然就是“颂”声大作；而当君昏臣佞、朝政紊乱之时，诗歌中也难免怨刺之情。这是符合历史和文学演变的真实情况的。但对文学作品艺术风格的划分不能一刀切，而应结合具体篇章，客观地考察。
　　　　三　《毛诗序》的历史地位辨正
　　自“孔子诗论”从尘封的历史中现身以来，《毛诗序》的地位似乎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诗论》论诗的次序是“讼”、“夏”、“风”，与毛诗的编次大不相同。尤其是孔子在《诗论》中论诗没有象《毛诗序》那样把每首诗都确定为王道政治的宣言，而是从伦理教化的角度来阐述。这在《孔子诗论》后面所附的“毛诗”、“诗论”对照表中可一目了解。然而，无论《毛诗序》对诗义的解说是否正确，它对整个中国思想史都产生了重要作用。
　　首先，《毛诗序》是我国诗歌产生以来对诗歌创作的第一次理论总结，强调了“情”对诗歌创作的作用。
　　《孔子诗论》第一简中曰“诗亡＠①志，乐亡＠①情，文亡＠①意。”“＠①”字，马承源先生训为“离”，李学勤先生释为“隐”。[1]无论是哪一种说法，都不影响对这句话的总体把握，前两句即“诗言志，歌言情”，后一句讲的是文采与词义、形式与内容的关系。[2]《诗序》在论及“诗言志”时，得出了比《孔子诗论》更符合诗歌创作实践的结论：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诗是内心情感的爆发，所以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歌毕竟是抒情的作品，《毛诗序》论诗在此方面比《孔子诗论》有了进步。
　　《毛诗序》还从理论上对作者提出了明确要求。它据孔子从用诗角度总结出的“兴观群怨”说，通过对《诗经》内容的分析、提炼，总结成诗歌创作的“六义”，其中最主要的是“风”。这是从诗的社会作用反馈到对作者提出的创作要求，即诗歌的社会作用主要是其教化作用。
　　其次，《毛诗序》中的许多论点，都成为众多古代作家所熟知的典故。例如：《王风·黍离》，《毛诗序》说：“《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这个解释，现在有许多人表示怀疑。但“黍离”之悲，在许多古代文学作品中，却早已成了家国离乱、感逝伤怀的代名词。又如《郑风·子衿》，《毛诗序》说：“《子衿》，刺学校废也。乱世则学校不修焉。”《毛传》又说：“青衿，青领也，学子之所服。”现代的研究者对此也不同意，而多数主张是情诗。不过，在中国文学史上，用“青衿”代指学生，已是很普遍的现象。因此，不管《毛诗序》是否正确，我们对其诗说都无法视而不见。
　　《毛诗序》毕竟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与《孔子诗论》相比，它把儒家的诗教说教条化了，所以有些观点是错误的。但是《毛诗序》在我国诗歌创作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中起了奠基的作用，并且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对理解诗义、指导创作起过重要作用。它终究是一份珍贵的文学遗产，我们可以批判地继承和吸收其中合理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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