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解放“三部曲”——论新时期启蒙文学思潮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1-29
新时期文学情理激荡的审美张力和文学景观首先表现为理性的回归对情感、信仰和意 志的解放和提升。只有作家重新找回一度丢失的个人立场和思考的权利，才能使笔下的 人物获得深度个性，亦即情感饱满、信仰坚定、有理性的个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 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的诗可谓整整一代人思想情感的投影，恢复了诗歌作为 精神探索的特质，凸显出朦胧诗最坚挺的内核——理性的反思和情感的追寻。《中国， 我的钥匙丢了》、《神女峰》、《回答》等共同标彰着独立精神和自我意识，又以心理 感觉、主观情绪为基底，在加强理性力度的同时灌注着人的声息和怀想。“与其在悬崖 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舒婷深情呼唤着：“人啊，请理解我吧”， “我通过我自己深深意识到，今天，人们迫切需要尊重、信任和温暖，我愿意尽可能地 用诗来表现我对‘人’的一种关切。”[10]北岛也大声高呼“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 只想做一个人”。散文由于自身规范的特定性，更适于作家心态的真实展露，便于进行 深入的追问和思考，因此催生了不少情感真挚、反思深刻的追忆性散文。巴金《随想录 》对“丢失自我”灵魂的无情拷问和真诚忏悔达到了一个时代的高度，“奴隶，过去我 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我就是奴在心者， 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的奴隶”。而作者之所以成为精神的奴隶，失去人的情感和尊严 ，则正是由于他“一点点地丧失了清醒的意志，放弃了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思 想的自觉和能力，也根本违背了自己曾奉为生命的自由精神和人文理想”。[11](p.197 )可见丧失理性便丧失了个人的思想和情感，成为非人，后果是可怕的。而寻回失却已 久的理性无疑是恢复人性真挚情感世界的先声。
以朴素的人道主义对非人化的封建主义和极“左”思潮提出严正抗议是启蒙文学回归 伊始催生情、理风暴的重要思想背景。《苦恋》(白桦)的女主人公临死之时在雪地上爬 出一个大大的“人”字，张一弓《流泪的红蜡烛》、郑义《离离原上草》、《枫》、宗 璞《红豆》、《三生石》等文本以启蒙理性向极“左”政治争取人的基本情感，而被刘 再复称为刘心武“第一部人道主义的优秀作品”的中篇小说《如意》中的老校工石义海 外表普通平凡，却有高贵的心灵和丰富的情感世界，他为被打死的资本家盖上塑料布， 就是因为觉得“他也是人”；他和贵族千金真心相爱，却不幸遭到社会扼杀。然而，正 如作品在将要结束时所声称的：“从那两人各执一柄如意而终于没有如意的爱情中，我 却捕捉到使整个人类能够维系下去，使我们这个世界能够变得更美、更纯净的那么一种 东西。”这应该就是经过理性涤荡的真纯的人性和情感。
情感经过理性提升之后，二者进入了一个相互冲跌激荡的启蒙阶段，新时期性爱文学 的演进构成了情理激荡的又一个重要表征。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绿化树》 等文本淋漓尽致地探索着、描摹着灵与肉的搏斗、情与理的跌宕，主人公深刻剖析自我 “总是处于不间断的矛盾之中，一面是理性的思索，忠于一个信仰，被文明约束和管制 ，一面是非理性的本能，渴求和一个活生生实实在在的肉体结合，不管她是谁”，这比 “五四”时期和新时期自然属性“释放弘扬”阶段的启蒙文学更为深沉有力，“封建专 制主义(‘全面专政’)和禁欲(禁他人之欲)主义对正常人性的摧残，似乎还从来没有像 这样触目惊心地、严肃而勇敢地、深入地得到表现”[12](p.423)。戴厚英的《人啊， 人!》所追求的正是这样一种启蒙美学的叙述姿态：“思想不但没有妨碍我的想象和感 情活动，反而推动了它们。我是一个极易激动的人，创作中更是如此。但是，任何时候 ，我都没有丧失清醒的理性，我一直不断地分析，思索自己所写出来的东西。甚至还要 暂时中断一下创作去读一点理论著作。我觉得，我对自己所写的东西认识得越透彻，我 的感情的激动就越强烈。”因此，她采取的态度是“让一切思想、逻辑都自由地活动， 让它们帮助我认识和分析生活，甚至构成我的作品的内容”。而这一切为叙述者能够以 “一切手段奔向我自己的目的：表达我对‘人’的认识和理想”[13](后记)提供了坚实 的艺术资源。得力于对启蒙叙事的自觉追求，她的文本突破了爱情婚姻题材的表层躯壳 ，在还原现代个体哲学的基础之上，对人性的丰富性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追问。同时前 瞻性地展示了对人的非理性关怀，在情感与理性、启蒙与反启蒙、伦理与道德诸种关系 场中对人性进行了艺术的重构。而最终从理性哲学的高度直逼人性之缺陷及其根源，并 在这种批判性的反思中，预示了人性启蒙前往形上思考与终极关怀发展的历史趋势。因 之，《人啊，人!》可视为该逻辑阶段启蒙创作的第一座高峰。
情理激荡产生的思想审美张力催生了新的思想情感风貌及对生活的理解。贾平凹敏锐 地捕捉到了这一思想动态，《鸡窝洼人家》在两对青年夫妻角色互换的世俗性、传奇性 表层结构背后内隐着新思想情感星火燎原的生命活力；路遥的《人生》则在道德劝诫的 外衣下掩藏着青年人灼热而感人的青春梦想、自我情怀以及强烈的生命渴望，情感和理 性的胶着激荡甚至越出了作者的思想界限。而此期理性意识最为浓郁深邃的无疑是张炜 的“秋天”系列及《古船》，其文本的特出在于以反思者的目光和理性思辨从与简单化 的阶级对立相对应的乡土叙事模式中解脱出来，追梦中国乡村广大深邃的历史文化力量 ，从“农村经济改革”的主潮中溢出了苍茫浩大的时空感、命运感与深切的生命意识， 并且在传统道德、人性与科技现代性之间注入了内隐的主体性矛盾。这种主体性矛盾构 成了张炜文本独特的情理激荡的审美张力与弹性，并随着“秋天”系列的张扬而越来越 紧张，直至《古船》达至极境。正是这种恢弘高超的品质为《古船》烘托出了云蒸霞蔚 的超凡气度与悲天悯人的高贵情怀，发散出形上的光芒。启蒙文学思潮在这种动力的推 动下放射着情感和理性的光辉进入了下一个逻辑环节。
第三部曲：“自我”的重构与启蒙人格
如何建构和谐优美的现代人性，怎样重塑充盈着理想人性的自我人格，这是启蒙思想 链条上继“释放弘扬”与“情理激荡”之后必然牵引出的新的哲学命题，也是启蒙文学 思潮新阶段的重要使命。作家们从不同立场出发追寻着人性的光环，渴望重新塑造“自 我”，启蒙思潮由此跌宕分流，呈现出纷繁复沓的声响。作家们“重塑自我”的艺术努 力自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迂回和坎坷。
最初的“自我重构”按两种精神向度展开。向度之一表现为发掘民族文化，重铸“民 族自我”。正如韩少功所言，“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 根不深，则叶难茂”；“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 铸和镀亮这种自我”。[14]站在现代立场挖掘民族精神以涵养“民族自我”人格的理想 是有意义的，然其深层内蕴却非如此简单，综观这类文学可见，这一精神向度在时间上 朝向古老历史，在空间上朝向民族地域文化。郑义、韩少功、阿城、李杭育等中坚人物 均倾向于将“传统文化”作出“规范”、“不规范”之别，对传统文化的主流持拒斥态 度，而视非主流的野史逸闻、民间传说、民俗风情、道禅思想为传统文化的精华，将“ 过去之存”和“别处之存”移至文化边缘地区。这样一来，作家难免陷入了自我重塑的 二难悖反之中。一方面，他们从民间与传统中找寻到了一定的启蒙文化资源，为人性经 由情理激荡进而抵达人格的更新提供了较之过去更为广阔而切实的心理学与人类学的动 力基础；但另一方面，在“重铸民族自我”的旗帜下却只将眼睛盯住“民族”字眼，又 将“民族”进一步狭义为“地域”、“非主流”，以至越来越陷于远古、神秘(如郑义 的《远村》)、偏远(如郑万隆的《异乡异闻》)、超逸现实(如阿城的《棋王》)等审美 趣味，把玩民风民情，偏偏忘记了“自我”重构的重任，本末倒置，最后流于民俗风情 的平面化叙写而半途夭折。李陀“很想有机会回老家去看看，去‘寻根’”，很想“有 一天能够用我的已经忘掉了许多的达斡尔语结结巴巴地和乡亲们谈天，去体现达斡尔文 化给我的激动”的真诚“渴望”[15]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一时间，汪曾祺的江苏高邮、 贾平凹的陕西商州、李杭育的“葛江川”等等都成为有名的文坛驿站，却没有成为“民 族自我”的精神故乡，而且呈现越来越偏远的趋势。难怪有人发出下面的诘问：“为什 么一定都要在那少有人迹的村野中、洞穴中、沙漠中而不在千军万马中，日常世俗中去 描写那战斗、那人性、那人生之谜呢?”[16]
向度之二，追逐西方文化，在批判中表现“叛逆的自我”。一群“西化”派作家对现 实呈现出隔离、批判的态度，认为除了西方文明可以作为理想人性的精神营养基外“别 无选择”，因此他们企图割断传统的脐带，义无反顾地走向西方，摘取新的思想理念和 生活观念作为养料，然后向着传统文明勇敢、泼辣地显示出新异的脸孔和身影，正像凯 鲁亚克《在路上》所描述的：“燃烧的一群令人恐惧和颤抖的天使，一路拍翅而来。” 刘索拉《你别无选择》便以“变形”、“荒诞”为武器从表现方法和内容两个层面冲出 重围，向现实世界亮出了叛逆的金翅。音乐学院的大学生率先用敏感的触角撩起了传统 的面纱，用新的价值准则装扮自己的言行和心绪，但是也正是在这种展示自我的冲动以 及与现实、传统的彻底决裂中流露出惶惑和不安。继而，《无主题变奏》的主人公便从 对西方新型文明的努力追寻转为退居边缘，以蔑视和嘲讽的姿态批判现实流行观念和人 生价值。这一姿态稍后发展为王朔们躲避崇高、否定价值的“痞子文学”，将叛逆的自 我推向极至，但也因此消解了重塑自我的努力和价值，成为解构启蒙的“新写实”等后 启蒙思潮的先声。
为什么探向民族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的两支精神之旅都没有抵达重塑自我的目的地?一 个重要的原因是启蒙思潮视角外移，将内在心理层面的“重塑自我”外化为粗线条的“ 文化重建”，随着新的启蒙使命的日益迫切，作家主体内蓄不足、价值观摇摆不定的思 想缺憾渐次凸显。这是自近代启蒙进入中国现代化诉求视野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 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在表层价值结构上突破传统范式，但是其深层价值内蕴却一直没有 彻底摆脱传统知识分子“文以载道”的人生观、价值观之阴影，关注民族、国家大业， 与以“立人”为内核的启蒙观一直构成一个悖论。对于启蒙而言，关注于“人”的内部 ，达到情、理的有效撞击状态才会产生发展的直接动力，而“民族的解放”乃至民族精 神重构则是一个外在的、间接的力，虽然也能产生推动力，却要弱于前者。如前所述， 情感和理性的相互激荡产生了启蒙的动力，这一动力既推动着启蒙文学的发展，又是启 蒙文学的外在表征和审美景观，因此，当情理有效激荡之时启蒙思潮蔚为大观；而一旦 将视野外化，启蒙思潮便渐渐跌落下来。由于此期启蒙思潮正表现出从“内”而外，由 “个人”而“民族”的转化，刚刚达成的“释放弘扬”、“情理激荡”的有效状态没有 继承发展下来，对意识形态的疏离和现实世界的批判没有导向人性上升的链条，只是变 换了一个花样——继新时期伊始启蒙文学从“政治”层面突围而出之后探向民族传统的 精神之旅重陷“文化”陷阱，打着“文化与人”的旗帜却愈行愈远，重塑自我的使命被 “文化”热淹没、消解。另外一个原因与此一脉相承，并且对两支精神之旅产生了同样 深刻的影响。两种精神向度非但没有彻底摆脱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而且尚未形成现代 化、个人化的思维方式。它们从阶级斗争模式中突围而出后，经过短暂的狂欢重新陷入 了传统/现代、中/西的二元对立模式，这一思维模式决定着其各自的一元化价值立场。 前者以传统文明对抗现代文明，或者津津于传统思想意境的展示(《棋王》等)，或者向 人们描述丧失根性造成的人性枯萎的可怕景观(《爸爸爸》)；后者极力炫耀借重西方观 念批判现实的姿态，越来越狭窄化的视阈丧失了思想、审美张力。在上述两个原因的合 力包围下，前期沸腾一时之启蒙动力内蓄不足，情理激荡的文学景观和审美张力一度陷 入疲软状态。
怎样才能接续启蒙的内力，以完成重塑现代自我这一人性解放的最高使命?一批有识作 家开始突破传统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思索如何将关注焦点向“内”转，在传统与现代、 中国和西方之间重构文化思想张力，重新达成情理激荡文学景观以推动启蒙思潮向前发 展的问题。王安忆属于较早从机械对立的思维模式中突围而出的作家，她将传统文明的 内核“仁义道德”的圣光框定在一个自足、封闭、僵硬的“小鲍庄”内，对历史、民族 传统文化进行了深思和追问，执著地探寻“仍然屹立着的人生的价值”，其价值立场不 再锋芒毕露，而是混融而迷蒙。她在著名的“三恋”中又以对潜意识尤其是“力必多” 的探询抵入女性的主体性禁区；另一位女作家铁凝则以一个有着原型意味的女性形象“ 大芝娘”(《麦秸垛》)对父权制历史文化传统进行了强烈质疑和否定，引发人们对母亲 、心灵、家园、历史、个人的连绵怀想。男性作家也作出了深切的思考。李锐在《厚土 》中对传统/现代的追问表露出多元化的现代意识，“我们再不应把‘国民性’、‘劣 根性’或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描述当作立意、主旨、或目的，而应当把它们变成血液里 的有机成分，去追求一种更高的文学体现……文学不应当被关在一个如此明确而又僵硬 的框架内，文学应当拨开这些外在于人而又高于人的看似神圣的遮蔽，而还给人们一个 真实的人的处境。在对这个处境的刻骨的体察中，人们不再祈灵于什么，因此而免于跌 进虚妄的失落；由于不再去祈灵于什么，人们也才会更深刻，更真实，也更丰富地体察 到人之所以是人，人之只好是人”。[17]王小波、余华、叶兆言等作家也从传统的光环 中跳将出来，拨开重重遮蔽的“苍老的浮云”，站在个人立场之上对历史进行全新的个 人化解读乃至戏谑地反讽，在解构霸权历史叙事的快感中突显“黄金时代”、“白银时 代”、“青铜时代”的历史本真与深厚感性，重新整合构成现代/传统悖论的内在精神 文化层面与外在审美张力，以此还原人性在跌宕起伏、纷纷杂沓的历史进程中所表现出 的丰富内涵。其中尤以王蒙的《活动变人形》，格非的《敌人》、《大年》、《青黄》 ，余华的《活着》、《呼喊与细雨》、《一个地主的死》，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 》，吕新的《抚摸》，北村的《施洗的河》等文本最为典型。张炜则更成功而深刻地将 传统/现代的思考浆汁渗入文本之中。如前所述，正是因为在传统、现代之间注入多元 化思考及其内在主体性矛盾从而使作家的审美心灵踏上了不断上升的人性的链条，这也 使得《古船》成为启蒙进程第二部曲飞跃到第三部曲的过渡性文本。一代思索者的代表 隋抱朴把自己关在小磨房里，苦苦追思传统和现代、道德和人性的关联，追问人应该何 去何从，怎样驱除人性丑恶的一面，涵养优美的人格：“人要好好寻思人。人在别处动 脑筋造出了机器，给马戴上了笼头，这都不错，可是他自己怎样才能摆脱苦难?他的凶 狠、残忍、惨绝人寰都是哪个地方、哪个部位出了毛病?”在这里，传统和现代文明的 任何一方都不单独具备重塑自我的最终合法性和权威性。他通过个体对历史苦难的悲悯 和体认，发现历史的暴虐本性，认识到历史制造者自身的深重罪孽，进行赎罪的内省， 并转入了道德形而上的思考，试图让人们在道德的自我完善中走向启蒙的目标——自由 的自我，从而为自我重塑提供了新的价值规范。不过，隋抱朴虽然是一个饱满而丰厚的 启蒙思考者的形象，他的意义在于他永恒的思索，可是他的局限也在于永恒思索的姿态 。因为要实现自我重构，完成现代人格的新生，还必须从痛苦的黑房子破茧而出，不停 地寻找新的天地。
早在《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中，扎西达娃就赋予贝塔不倦行走的意志和品格，夸父逐 日般渴求着灵肉统一、情感和谐的“家园”。正如张承志所坚信的，“总会有人上路， 哪怕彼此听不见足音，哪怕每一个都以为自己孤独一身。”(《荒芜英雄路》)他以《北 方的河》、《金牧场》等文本诉说着“在路上”的姿态，在《黑骏马》中则首先预示了 这种历史性突破。《黑骏马》描写那个充满古老原型意味的悲剧故事的同时，不期然中 触及并解决了一个重大的主题，即如何在中西古今多元文化碰撞中重塑人性自我的问题 。评论界一般认为白音宝力格始终陷于古今两种文化的冲突之中，似乎他的“出走—归 来—出走”是一个永远循环的悲剧围城。我却认为，这仅仅是表面化的情绪化的现象， 其背后隐藏着一个人性上升、自我重塑的“三部曲”，它已经帮助主人公走向了新生。 他的出走，其发端表面看来是索米娅被辱失贞，事实上从白音宝力格第一次离开起就注 定了这样一个必然的分裂，这是古老文化内部的分裂，或者说，是索米娅的失贞为白音 宝力格探求现代文明的欲望找到了一个“合法性”的理由。他似乎是“必须”这样做， 以完成一个与传统意识分离的过程。这是他获得新生的第一步。但出走之后他心头一直 萦绕着索米娅的身影，这既是他对原始传统血脉的皈依情结之表现，又是他对现代文明 失望的结果，二者的结合使他重返草原。但这次回归并不是简单的“魂兮归来”，也不 复是此前对现代文明的彻底抛弃，而是对二者有了更客观、更理性、更深刻同时也更复杂的体验与认识。这是他重获新生的最为关键的第二部曲。可以想见，没有出走就不会有这样的诗意的精神皈依；没有归来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寻找乃至叛逆。等他骑上那匹代表草原精神的黑骏马再次重新踏上出走的征程，一个全新的“我”呼之欲出了。在这个新的“自我”的世界中，两种文明已不再是简单的对立，亦非泾渭分明，二者的矛盾已构成了自我诞生的生命张力。白音宝力格没有像隋抱朴那样停留于传统和现代的悖论中难以自拔，而是吮吸着传统文化的乳汁，沸腾着原始文明的血液，痛苦又快然地离开精神的源泉和母体，“怀着一颗更丰富、更湿润的心去迎接明天”。通过这曲苦难和自我救赎的精神乐章，他已经属于也代表了未来。进而言之，这种艺术典型代表的也是启蒙文学重塑“自我”与人格精神的未来。从张承志到史铁生《生命琴弦》、路遥《平凡的世界》、陈染《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等等，我们不难体悟到启蒙人格求索的曲折历程。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的是，新时期波澜起伏、风生云起的启蒙文学思潮在抵达高潮之后 遽然跌落。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文化语境的剧变将人们带入了世纪末转型期，那些对启 蒙的艰难估计不足、耐力不足、信心不足的知识分子和文人们随风而动，“后现代”、 “后殖民”、“后启蒙”甚嚣尘上，更有人高喊“告别革命”或倡导“启蒙过时论”。 在创作上则往往表现为退回到启蒙思潮的“第一部曲”并决意裹足不前，自以为抓住了 人生的“欲”便掌握了人性的一切秘密；或者误以为执著于人生的无奈和被动化情感便 是对人本主义的回归。这在“新写实”、“后先锋”、“下半身写作”等许多创作思潮 中皆有不同程度的体现。结果是，人们在对所谓“宏大叙事”的人性启蒙进行了“祛魅 ”后，又将欲望鬼魅化，堕入了另一种形式的“宏大叙事”(可称之为“欲望本质主义 ”)。然而，笔者坚信，人性提升的历史链条并没有终结，启蒙最终的使命还没有完成 ，正如阿伦·布洛克所说，启蒙运动“没有最后一幕：如果人类的思想要解放的话，这 是一场世世代代都要重新开始的战斗”[18](p.127)。如果历史文化逻辑所必需的文学 发展阶段在实践中被人为地耽搁，那必将会用更多的时间来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