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1-29
作品年代的认定与处理
洪：这套作品选、史料选存在的较大问题之一，是有的作品年代的认定存在矛盾。“ 作品年代”，主要指写作年代。这里存在几种情况，一是有一些标明是写于五六十年代 或文革期间的作品，是80年代以后才发表的。另一种是，当时曾以不同方式“发表”过 ，如“手抄本”，如手稿的相互交换阅读，或在一定场合朗读过。但当年以这类方式发 表的“文本”，现在已不存在，不可能成为可以考察的对象。对这样的作品，现在通常 的处理方式，是按照作品发表时篇末注明的写作日期，或按照作家、作家亲属的说明， 来确定其写作年代。比如流沙河写于60年代和文革期间的诗，曾卓、牛汉的一部分诗， 食指的一部分诗，“白洋淀诗群”中多多、芒克等写于文革间的作品，舒婷、顾城、北 岛的一部分作品，《第二次握手》等“手抄本”……我在这套作品选中，基本上也作这 样的处理。但这样做，心里总是不踏实。我不是怀疑作家的说明，而是从历史研究的基 本要求上来考虑这个问题的。也就是说，从历史研究的实证要求上，我们并没有办法取 得确证。况且，这些作品发生“影响”，也是在它们发表的80年代，即只有到了80年代 之后，它们才成为“文学事实”。所以，我在写当代文学史时，曾设计过“文学化石的 挖掘”这样一节，来处理类似的情况，包括傅雷的家书。傅雷家书当初是私人的东西， 它产生过文学影响，是在80年代。但最终还是没有这样做。原因之一，我在最近的一本 书里讲到：“对50～70年代，我们总有寻找‘异端’声音的冲动，来支持我们关于这段 文学并不单一，苍白的想象。”(《问题与方法》，三联书店2002)。现在这个作品选， 这方面没有处理好。穆旦的许多诗写在文革后期到结束的交界那个时间，读者见到是80 年代，作品选也还是放在文革……
钱：换一个角度，从话语方式、艺术风格来讲，穆旦的诗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在40年代就很自足了……《秋》、《冬》、《春》、《夏》那样的诗，即使放在文革， 也并不离谱。他能写出的。
洪：现在这些问题处理起来比较复杂。作家，或音乐家，经常有一些未发表的手稿发 现，一般都要经过认真考证，以确定它的写作时间。穆旦的情况比较好办一点，作品发 表的时候穆旦已经去世了，他不会再修改了(当然别的人是否修改过我们也不太清楚， 但他的诗的编辑者会有原稿作为根据)。我曾问过一位诗人，他写于文革期间的诗80年 代发表时有无修改，他说当然修改。这个事情就变得麻烦。修改的程度什么样，是几个 字，个别的修饰、调整，还是很大的改动?如果改了很多，能不能说还是写于文革?而且 也没有办法考证。
钱：有的作品，假如放在80年代，则他的艺术手法、话语方式就都不具有写于五六十 年代或文革那样的文学史意义。更不用说艺术上的独创性了。
洪：作品写作时间，早几年、晚几年有时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当代有它的复杂性。这 些写于文革或更早一点时间的作品，在文革后发表时，强调的是它们在特殊年代中的叛 逆性质，和表现了作家当时所达到的精神深度。如果在80年代写这样的作品，它的价值 、意义，会受到削弱，会有另一番评价。林子的诗《给他》写在50年代，它继承了浪漫 主义、“爱情至上”的东西，这些在50年代是受批判的……
钱：英国浪漫主义的东西。借鉴了裴多菲、普希金等人的表现方式。
洪：可能受到白朗宁夫人抒情诗的影响，她的作品在50年代有不少读者。
钱：至少是林子她那种气质、抒情方式，在80年代以前都已经养成。
洪：这是作品选中没有处理好，不是很清晰的地方。这是当代的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 ，过去的作品可能也有这样的情况，但没有从这方面来关注。另外，编作品选、史料选 ，研究当代文学史，牵扯的重要的问题是：这个时段的文学或者文化的研究究竟有什么 价值?有些问题会考虑到这方面。我常常很困惑，想不清楚。但是今天，我们不可能讨 论这个问题。
钱：您所说的价值是否指精神意义上的终极的东西?这是属于个人性的本体论焦虑。其 实科学研究是一种“无用之用”。它是一个民族、整个人类文化积累的基本工作，认识 自我的主要手段。研究“十七年文学”的意义也在这里——即使它有病，也应该找到它 的发病机制和文化“病灶”。我觉得您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在这一点上最令人鼓舞， 通过扎实的材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背后的文化生产机制和它的精神“谱系”。
当代文学的史料的整理和编纂
钱：但是研究“十七年文学”，包括整个当代文学，最大的困难反而是史料的问题。 特别是当代这种与现实政治休戚相关的特殊情况，导致很多关键性资料的获取几乎不可 能。我们国家现在似乎还没有决策层的资料解密的规定……
洪：文艺方面的第一手资料都很难得到。就像公刘的一首诗里说的，多少事包在饺子 里。编纂、公开出版的当代文学方面的史料选，大都是过去公开发表的文章、文件。
钱：以前中国文联组织的《新文艺大系》编有《理论集》和《理论史料集》。收入一 些政策、法规、文件，还有理论思潮类的东西，主要围绕文艺运动、文艺论争来选文章 。就整个当代文学的史料收集与整理而言，这个工作进行得很不理想。可以说还没引起 足够的重视。
洪：文学史的研究、写作不可能离开史料，史料不仅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工作，也具有 推动学科发展的作用。当然，在当代的史料发现、搜集受到许多限制的情况下，这方面 也还是有许多工作等待我们去做。在一般的想法里，会觉得“当代”离我们这么近，不 存在史料的搜集、整理问题。这造成了当代文学研究出现过多的笼统的、“宏观”叙事 的东西。用类乎“主流话语”、“国家意识形态”等概念代替具体分析。当代文学的史 料很有意思。当代是比较特殊的，它有很多运动，到80年代后期以后，运动就少了，我 们会更多关注作品，精彩的评论。而“十七年”当中，文革当中，政治和文学之间有错 综复杂的关系。所以，史料的问题带有一种时期的特点。什么时期关注什么样的材料， 并不是完全一样的。
钱：这也跟文学史家的治史思路有关。因为您比较关注当代文学背后强大的意识形态 生产机制和国家制度、政治权力对文学的现实规约，所以《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 对史料选取焦点和别的选本就不同。
洪：是有侧重点。这种侧重点也因为篇幅的限制，不可能包罗万象。“十七年”和文 革，确实也有许多作家作品的评论很重要，比如细言(王西彦)、茅盾、侯金镜的评论等 ，但选不进去，篇幅有限。另外，我觉得还是要稍微单纯一点，不可能把很多问题都纳 入。像五六十年代到70年代，最重要的问题是文学体制的建立。文学内部的很多问题都 会牵扯到文学体制。其实，当代的史料，即使是公开发表的部分，还有许许多多很有趣 、很有价值的资料值得关注。举个小例子说，1958年，很多作家，包括茅盾、郭沫若等 ，都制定了自己的创作计划，一年里要写多少部长篇、多少部中篇、短篇，还有话剧、 诗歌，当时强调要敢想敢干，而且要当“多面手”。
钱：《史料选》把时间上限推到了40年代中后期，从1945年选起，好像有侵占“现代 文学”领地之嫌了。
洪：这也和我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叙述相关。因为那本文学史研究了“当代文学 ”的发生。“当代文学”是如何“出现”的，在“构造”的过程中，各种文学力量、派 别是怎样的关系，“当代文学”与它的“源头”的延安文学又存在哪些重要区别，等等 。
钱：这是当代文学的发生史。我经常在想，当代文学形态(包括组织机构、书报刊的审 察制度、发表与发行方式等等)的策划与设计，最初都是些什么人参加啊?各自的文化身 份又是怎样的?每一个人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这些是重要的史料啊。可惜至今都没有解 密或得到当事人的披露。
洪：要研究当代文学的特征、形态是怎么建立起来，怎么建立它的合法性，这个问题 的解决，并不是说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的，如果推得稍微靠近一点，是从战 后、二次大战日本投降以后就已经在进行了。这并不是我的一种推想，不要说左翼，包 括自由主义作家当时都提出了“中国文艺向何处去”的问题。战后有一个“文艺重建” 的问题。中国文学会出现什么样的新格局，性质是什么样的，各种文学力量、派别在文 坛上建立起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围绕这些问题，形成了40年代后期的紧张关系。解放区 的文艺领导，在这个时期也开展许多活动，如对苏联文艺政策的介绍。在1948年和1949 年，苏联的许多文艺方面的文件，报告，像日丹诺夫的那些报告，苏共中央关于文艺问 题的决议等，都几乎同步地翻译过来，结集出版了。我原来以为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的《苏联文学艺术问题》是最初的译介，事实上不是。在解放前夕，解放区已经在为新 中国的文学(文化)政策做设计、准备工作了。现在虽然有专门研究解放区文艺的刊物、 学术机构，但在研究的观念和方法上存在很大问题。总是站立在“辩护”、“捍卫”的 立场上。这也影响到材料搜集上的视野。
钱：这是缺乏“史识”所致。没有自成一家的独立的文学史观，就没有穿透力、摄取 力，面对资料时就只有跟着最初形成的“前理解”(或思维定势)来了。
洪：史料的挖掘，究竟什么样的史料是重要的，会发生变化，和我们的观念有关系。8 0年代我看《文艺报》的时候，就不大注意有关通俗文学的部分，也很少注意《说说唱 唱》、《民间文艺》、《故事会》这类刊物。通俗文学在20世纪文学的地位等问题被重 新关注之后，才逐渐认识其中一些史料的价值。如解放初丁玲他们主编《文艺报》时， 召开过一个通俗小说家的座谈会，明确提出如何占领“小市民读者”这一块的问题。参 加的既有“旧通俗小说家”，也有赵树理这样的新通俗小说家。这反映了当时在吸纳、 改造“通俗小说”上的一种设想。但后来实际上没有完成这种设想。
钱：我们八九十年代以来文学实践中所遇到并引起争论的问题，实际上在以前的文学 探索中很多都触及过。说到通俗文学，我记得90年代听到一个观点，说“通俗文学就是 针对所有人的欲望”。当时激动得不得了，以为是前所未有的新思想。后来与苏州大学 研究通俗文学的专家徐斯年谈起来，他哈哈大笑，告诉我民国的时候谁谁谁就这样讲过 。当时我就感到，历史感、历史意识真是很重要。文学史家真是令人敬重。
洪老师，说到文学史研究，我看到李杨在评价您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时，认为90年 代以来，文学研究者算是为“外部研究”恢复了名誉(大意吧)。
洪：不知道他是在哪说的?所谓“外部研究”，近十多年来，许多人都在做，而且做得 很出色，如王晓明对现代社团、刊物的研究，陈平原对晚清小说的发表、作家身份、稿 酬制度的研究，孟悦对商务印书馆的研究，等等。李杨的评价，其实也包含了批评我的 成份，就是在“内部”上，文本分析上，下的功夫不够。这是存在的。当然，原先我还 是想做好的，也花了很多力气，但看来不怎么行。
钱：我认为您在内外两方面都下了不少的功夫。在当代一些艺术形式本身的问题上， 您就曾经做过专门研究。而像文化生产机制、当代文学精神气质的谱系，这些既是外部 的，但更是内部的。你无法想象一部没有内部把握的文学史研究将如何进行。成熟的文 学史家，应该有内外兼修、打通历史的硬功夫。从历史的眼光看，总能发现一些没有终 极答案的文学问题反复出现，而且它常常就是内部的。文学史的研究其实离不开具体的 文学内部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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