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法学教育与法制现代化
三、民初法学教育对法制现代化的消极影响
民初法学教育的发展为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创造了无限生机。但民初法学教育的发展也出现了偏差，存在着种种弊端，对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阻滞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民初法政专门学校过度兴旺，造成教育的结构性失衡，导致法政毕业生相对过剩、质量下降。民初法政专门学校数量居于专门学校首位，大约占专门学校的一半，其结果是法政专门学校过度兴旺，法政毕业生相对过剩。郭沫若回忆说，辛亥年间“法政学校的设立风行一时，在成都一个省城里，竟有了四五十座私立法政学校出现”。[17]
据统计，1912 年全国专科学校学生共计39 633人，而法政科学生为30 808人，占77. 7 %；1914 年全国专科学校学生共计31 346人，法政科学生为23 007人，占73. 3 %；到1920 年，法政学校学生占全国专科学校学生之总比例，仍达62 %以上。[18]民初法学教育的畸形繁荣，使此时教育内部结构比例严重失调，造成法政学生相对过剩而其他门类毕业生相对紧缺。
民初法学教育发展在规模失控的同时，其教育质量也难以保证。民初不少法政专门学校，尤其是一些设在地方的私立法政专门学校并不具备基本的办学条件，它们的创办多由利益驱动， “借学渔利者，方利用之以诈取人财。有名无实之法校，先后纷至。”[19]私立法政专门学校泛滥的程度已相当严重，其教学质量自然毫无保证，结果使法政人才培养陷入到名不符实的尴尬境地，无法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求。
2. 民初法学教育模仿有余而创新不足，严重脱离中国国情，致使仕途拥滞，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政治的腐败。由于清末民初勃兴的新式法学教育的样板是西方法学教育，在中国没有先例可循，因而在创办新式法学教育的过程中只好照搬照抄西方法学教育模式。以民初学制为例，壬子—癸卯学制效仿德国，壬戌学制则承袭美国。人们满以为新式法学教育制度引进后，就能造就满足社会转型所需要的法制人才，但历史的发展却告诉人们，西洋教育不能整体照搬到中国来，必须斟酌中国国情，作出适当的选择。民初在引进西方教育制度并建立新式教育后，其实际状况是：“凡所以除旧也，而旧之弊无一而不承受，而良者悉去矣；凡所以布新也，新之利未尝见，而新之弊乃千孔百疮，至今日而图穷匕现。”[20]
民初刻意追求的新教育精神，受到了科举陋习的侵蚀。就民初新式法学教育而言，其宗旨在于“造就官治与自治两项人才”，但此时学生受“学而优则仕”的引导， “以政法为官之利器，法校为官所产生，腥膻趋附，熏莸并进”，亟亟乎力图“以一纸文凭，为升官发财”铺路。[21]因而民初“专门法政教育，纯一官吏之养成所也？？萃而为官吏则见多，分而任地方自治之事则异常少见也”，[22]使得地方自治人才缺乏，地方自治事业难以推进。
为克服青年学生热衷仕途之弊端，民初规定对于法政专门学校的毕业生“不得与以预高等文官考试及充当律师之资格”，[23]欲以此堵住法政学子进入仕途的通道，但收获甚微。据梁启超估计，民国初年全国“日费精神以谋得官者，恐不下数百万人”，[24]其中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就是求官大军中的主力之一。
为求得一官半职以遂心愿，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四处奔走，钻营请托。1914 年，北京举办知事考试期间，学习“政治法律者流咸集于各馆，长班颇为利市，考员亦复打起精神到处探询何人可得试官。”[25]大批法政学生跻身仕途，腐蚀败坏了社会政治，“凡得官者，长官延揽百而一二，奔竞自荐计而八九，人怀侥幸，流品猥芜”。[26]
综上可见，民初新式法学教育在促进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民初法学教育的畸形繁荣，导致在发展过程中又出现了种种问题，拖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后腿。这充分表明，民初法学教育改革并非一蹴而就，中国法制现代化是在曲折中前行的。
注释：
[1]高奇：《中国近代学制》， 《百科知识》1980 年第9 期。
[2]黄炎培：《教育前途危险之现象》， 《东方杂志》1913 年第9 卷第12 号。
[3]参见《1916 年8 月—1917 年7 月全国专门学校统计表》， 《新教育》第4 卷第5 期。
[4]参见朱有王献主编：《近代中国学制史料》第3 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593 页。
[5][12]参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年版，第314 页，第241 页。
[6]黄炎培：《读中华民国最近教育统计》， 《新教育》1919 第1 卷第1 期。
[7]参见宋方青：《中国近代法律教育探析》， 《中国法学》2001 年第5 期。
[8][10][23]参见袁世凯：《特定教育纲要》，载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年版，第263 页。
[9]李贵连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53 页。
[11]《孙中山全集》第2 卷，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424 页。
[12]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中华书局1929 年版，第111 —112 页。
[13]刘伯穆：《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的法律教育》，王健注译，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9 年春季号。
[14]参见《教育杂志》第4 卷第10 号，1913 年1 月。
[15]参见《教育杂志》第5 卷第1 号，1913 年4 月。
[16]参见《教育杂志》第5 卷第10 号，记事，1913 年11 月。
[17]郭沫若：《学生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年版，第7 —8 页。
[18]参见教育部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上海开明书店1934 年版，第145 —146 页。
[19][21]参见竞明：《法政学校今昔观》， 《教育周报》1914 年第51 期。
[20]蒋百里：《今日之教育状态与人格》， 《改造》第3 卷第7 期。转引自丁钢、刘琪：《书院与中国文化》，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178 页。
[24]梁启超：《作官与谋生》， 《东方杂志》1916 年第12 卷第5 号。
[25]《都门年景之点缀》， 《申报》1914 年1 月9 日。
[26]《政府大政方针宣言》， 《东方杂志》1914 年第10 卷第6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