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权的分割简论
（1）单个的人对有体动产所形成的关系
对不可替代的动产。举个例子来说，我对我的一本英文原版的法学论著拥有所有权，我的权利应当被别人尊重，乙不能因为他会更认真地读这本书，而我仅仅把这本书摆在书架上做装饰品就可以把书拿去。法律对我的所有权进行保护的方法是保护我对物的事实上占有的维持。这种情况下，法院一般会判令乙原物返还；若乙提出用一定的价格补偿来代替原物的返还，法院一般是不会支持的，除非原物的返还已经不可能——物已经被毁损或者出卖给善意第三人。即使是原物返还已经不再可能，法院虽然只能判令损害赔偿，但是，这个损害赔偿必须考虑我的主观价值，其具体体现是要避免乙通过该“强制买卖”取得利益，也可以对乙进行适当的惩戒性的损害赔偿。该救济虽然会因为乙拿走该书的方式的不同（趁我不注意拿走——侵权，或者借走不还——违约，或者说根本就是一个违约和侵权的竞合）而有少许不同，但是，法院在估价的时候一定要把当事人的主观估价当作一个重要的因素来考虑。
对可替代的动产。可替代的动产的价值容易确定，有一个完善的市场可以轻易找到该物品。这样的话，我的权利就不具有特殊保护的充分理由，乙把该物拿走，只要不构成盗窃、抢劫等具有行政和刑事违法的行为，若乙答应对我进行损害赔偿，法院一般没有理由不予支持。
关于货币，货币在本质上体现的是以国家为最终承兑人的一种债权，由于国家的信用是强大的，因此，承兑人违约是极其罕见的事情。体现在货币上的债权是具有确定性的，这样，货币取得了动产的地位，只不过它是具有完全替代性的动产。由于货币本身的特点，把货币所有者的权利当作物权来保护和当作债权来保护并不会产生实质的区别。
但是， 在不少的情形，动产只是具有一定的可替代性，只能在完全具有可替代性的物与完全没有可替代性的物之间摇摆。在该动产上设定的财产权的性质就难以确定。
可以看出，财产的性质对财产权的性质和法律结构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2）单个的人对不动产所形成的关系
对不动产进行物理上的、直观的支配是比较困难的。对不动产的支配只能是法律上的支配。
在普通法的历史上，土地对于维护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和等级划分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想象这样的情况：甲将一片土地让与乙。如果完全遵守资产阶级制度的所有权规范，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乙取得了那一片土地的所有权，唯一的法律关系就将是乙这个人（persona）和自由保有地这个物（res）之间的法律关系。可是在公元1500年以前，事情却并不那么简单：甲可以将土地转让于乙，但这样做只不过是让乙来做他在封建等级关系中的替身，要求乙向某领主履行各种封建义务。在封建领主的权益里面，对那些日感窘迫的领主说来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若乙亡故，由其嗣子（在英国通常是长子）继承乙的利益时，须向领主缴纳一笔费用。[5]
在现代社会，人们与土地的关系已经基本上摆脱了人身的依附性。但是，人与土地的关系依然具有特殊性。
人和特定的、不容易被价值化的物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颇为值得玩味的问题。西美尔指出，“…没有转化成金钱之前，固定的实物迫使我们依靠（在）保存它和实现它的诸种条件上。……物体对我们行为的限定与某个人施加的限制同样严格。”[6]（P.317）人与特定物之间的关系有一种“类人身”的性质，这当然不是指那种人与土地之间的“大地母亲和儿女”的感性的情感关系，而是指土地对于农民身份的限定。早在一个世纪前，西美尔就论述了土地对于农民的重要性：
“对农民来说土地的意义完全不能等同于纯粹的财产价值，土地对他意味着从事有价值活动的可能性，土地是农民兴趣的一个中心点，土地是决定农民生命的一种价值，一旦农民拥有的仅仅是土地的金钱价值而不是土地本身，他就失去了生命所依。”[②]
由于不动产在其特征上是独一无二的，具有不可替代的性质，财产权的所有人对不动产价值的主观估价更应该受到保护。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具体到我国农村农地的使用权问题。若把该使用权当作农民的财产权来尊重的话，你就不能仅仅以自己可以比农民更好地发挥土地的经济效用为由，就强行剥夺或者低价从农民手中购买土地。
土地流转是给土地强行定价，被动的价值化有利有弊。我们会另文讨论价值化的优点和缺点。
2．单个的人对无体物的关系。
无体物主要是以知识产品为例。
由于知识产品没有外在的形体来形成权利的客观边界，权利人对其进行物理的和实际的支配是不可能的。权利人的权利范围是由相关的权利书用法律的语言描述出来的。无体物上面的权利的边界更需要法律去界定。
知识产品是不可替代的，应当保护权利人主观的估价。但是，权利人权利的绝对性是受限制的。法律上一般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期限进行了规定，而且还有“强制许可” 制度（类似英美法上的taking制度，有严格的适用条件），以平衡权利人的垄断（hold out，有台湾学者把它翻译为“钳制”）地位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减损。
而且，在理论上，也有学者指出，即使是私主体侵犯了知识产权，法律提供的救济也应当采取灵活的策略，以避免过分保护财产权的绝对性。以著作（版）权和商标权为例。甲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他人（乙）的作品当作商标，由此产生纠纷。处理的方法有两个：（1）是禁止商标使用人继续使用该商标；（2）是责令商标使用人向著作权人支付使用费用，使他获得正当的权源。[7]（P.172）这两种可以说都是“合法”的救济方法，但并不都是“合理”的救济方法。特别是在甲已经在使用该商标的过程中确立了良好的商誉的时候，禁止商标权人继续使用该商标，将会减少社会的共同的福利。更重要的，这种救济方法对权利人也并不一定是合算的。
总之，在独特的有体物上设定的单数的主体的财产权是财产权的范型；以非特定物设定的对物性质的权利，以及在无体物上设定的财产权在某种情况下偏离了（自物权意义上的）所有权概念。
3．复数的人与物的关系
若主体多元化，支配的后果就产生利益多元化（对财产权的过分分割所揭示的问题），对增添价值的分享和对内耗掉价值的负担问题就应运而生了。下一部分我们详细地考察这个问题。
（二）人与物的关系——财产权的范型与对财产权范型的偏离
1．单数和复数主体
“1+1什么时候大于2？什么时候小于2？”这一问题包含了一个分析结构：一个人拥有对某项财产的所有权[③]，他什么时候选择与别人进行协作和交换呢？应该说是与别人协作或者交换的收益大于他个人对财产进行占有和使用的时候，他会选择与别人合作，去分割自己的财产权。而与别人协作是有协作成本的。比如，与别人进行交换，有缔结合同的缔约成本；与别人合伙，设立企业，有组织成本和监督成本，这样，只有在刨除这些成本之后，他的财产权的价值增加了，他才会选择与别人分享自己的所有权。因此，不能笼统地说财产权的分割好与不好。这需要财产的所有人依照不同的情形进行衡量。
所有权的观念中，一直被人忽视的是，所有者的财产同时也是责任财产，所有者拥有对某一特定财产的所有权，同时也应当承担该财产上（管理和使用）所产生的责任。所有权的主体若是仅仅有一个人，当然权利的范围清晰，当事人的权利形式的边界确定，相应地，其承担责任的范围也确定。受该所有权影响的人在与所有权人打交道的时候，对方当事人也容易选择。而且，所有权主体的单一意味着决策主体的单一，便于物的效用的发挥，这是其优点。但是，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1）内在地看，若所有人一个人控制和支配所有权的所有本质，他反而无法实现其所有权的所有本质。所有权人就会丧失社会分工和协作所带来的经济效率的提高[④].（2）外在地看，所有人自己控制所有权的客体，或者说，所有权人一个人对所有权的一切方面具有决策权，所有人如果不放权，那么可能会形成垄断的效果，不利于形成财产的市场价格，更重要的是，限制财产的流通，不利于创造财产权的激励机制的产生。法律上有很多方法解决这些不愿意分割财产权所带来的钳制和垄断问题，最明显的是知识产权中的强制许可制度，还有征收制度、土地公有制度。（3）禁止所有权滥用的法律政策的目的也是如此。
我们首先承认财产法是调整人与人就资源的使用而形成的法律关系，财产权是这种法律关系所体现的利益的实体化。但是，就财产权的具体的结构和调整模式，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人们都会有不同的观念。一种财产权的调整模式是依照绝对的个人的所有权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个人拥有对财产的绝对的支配权。国家授予财产的所有人以对财产的垄断的管理人的地位，个人意志的哲学观念和自然权利的法学理论更增加了这种权利观的神圣性和合法性。个人财产权是个人与趋向于自我膨胀的国家政治权利相对抗的强大武器。然后，人们发现，为了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仅仅由自己对财产进行支配是不行的，必须构建新的财产管理结构。契约是进行这些新的管理结构的一个最重要的工具。而且，契约本身也是一个个人管理自己财产的结构安排，同时，一些新的管理结构——公司、信托[⑤]等等就被创造出来了，这些新的管理结构虽然都是以契约为基础，但是，基本上都取得了独立的法律地位。人们为了方便，把财产的最初的所有人在新的治理结构中的地位仍然称作“所有人”，但是，他们在事实上和个人所有权中所有人的地位已经有着本质的不同。
个人财产权所提供的财产权范型在不少的领域内仍有着广泛的适用性，但是，它不会再具有绝对的普适性了。
新的财产权结构或类型的出现，大大地冲击了传统的财产权观念。个人所有权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财产的所有人是财产的使用和处分的最权威的人，他对财产的管理具有垄断的权力，他对财产的主观的价值评价是不能被其他主体包括国家随意地取代的。但是，其垄断地位的合理性在新的财产结构安排中受到了极大的削弱。而财产所有人对财产的支配性和排他性的削弱，是以获取比较大的得益的可能性为平衡的。
2．财产权分割的类型
杨振山教授在研究法国民法典的模式后，提出了所有权是财产权的核心的理论。他认为，所有权是万权之源。民事主体在财产法领域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取得财产所有权。其他的具有经济属性的民事权利都是所有权的实现方式 [9]（序言一）[10]（pp.84-88）。
在这里，我们把个人的所有权当作财产权的标准形态，而所有权的概念实际上是建立在个人所有权的基础之上的。凡是财产权的主体的人数由单数变成了复数，就意味着该财产所有权已经偏离了纯粹的（标准的）所有权概念。
（1）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以及共有等实际上是对典型的个人所有权概念的异化。
有学者认为，所有的物权均意味着有一个明确的主体，离开主体纯粹抽象的权利规范没有任何意义。因此，物权法在调整传统公有制体制下形成的财产归属关系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大。[11]这里他只是强调财产权主体的特定性。我们这里更强调财产权的标准形态应该具有单数的主体。
权利的主体一旦多元化，（共有，集体所有，国家所有）则权利的结构发生变化，相应的，权利的内涵也发生变化。我们在初学民法的时候，被告知，国家所有权的主体是全体人民，但这并不意味着某一个或某一群体的人民对特定份额的国有财产拥有所有权。这和企业法人制度中的财产（资本）维持规则一样，是为了促进国家作为主体的人格之形成。所以，国家在其政治功能以外的其他功能和企业的功能具有可类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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