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债法律制度的完善
【关键词】地方公债 监管 财政稳健主义
【正文】
发行地方公债的必要性、可行性与规制
人类对公债的认识经历了这样的阶段:资本主义早期要求财政平衡,不得在财政中列赤字。国家的财政开支只能以税收、费用等非税收入作为来源，公债的合法性被完全否定。[1] 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受经济危机影响，国家开始大规模干预经济，尤其是新增了许多任务，如保障充分就业和景气政策、给付社会福利、提供公共建设等等。为兑现政府对纳税人的承诺，国家便只有大规模举债。但随着“税收国家”成为“债务国家”，新的问题又源源而来，“财政稳健主义”有了新的要求。
中国的国债发行历史也有着类似的轨道：建国初期以“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为荣，后逐渐将发行国债作为财政融资的重要手段。直至98年，中央政府为扩大内需而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大规模增发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在发达国家，地方债券是公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地方政府也可以在经常性财政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为满足地方经济与社会公益发展的需要，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向社会发债融资。然而，不同的是，在我国，人们虽已不“谈债色变”，但仍然视地方公债为洪水猛兽。《预算法》规定：地方各级政府要按照量入为出的原则编制预算，不列赤字；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事实上，在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国家中，举债权应是各级政府都拥有的财权。而我国将逐步允许地方债券的发行也成为必然，关键问题在于怎么发、发多少。以下就从经济学原理、现实中的困境、条件等角度分析地方公债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最至关重要的对地方债的监管问题。
一、经济学角度看地方公债发行必要性
根据提布特模型，如果每个地方政府分别提供不同的公共产品，那居民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偏好来选择去哪个地方居住。这种居民“以足投票”的情况一方面刺激了地方政府努力提供适合于本地居民偏好的公共产品，另一方面也使政府难以通过税收对流动性要素进行征税，从而削弱了地方资源的可征税性和地方政府的可征税能力。在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时，如果通过税收筹资，就使得受益和负担成本分离，使现在的居民承担了以后居民的成本，他们会通过地区间的流动表达不满，这样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有效性就得不到满足，因此，地方政府就必须通过举债来避免这种副作用。[2]
另一方面，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由于地方公债主要用于社会基础设施、教育等公共产品以及一些准公共产品，就会间接地增强薄弱的基础产业部门，压缩一般生产性部门。简言之，地方公债的发行会产生改变社会产业结构的效应。
二、现实中禁止地方发债权所带来的困境
（一）地方政府资金缺乏 财政职能缺位
这首先表现为造成了城市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入资金短缺。我国多年来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投资绝大部分投向生产性领域，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相当薄弱。基础设施一方面为提高地方综合经济实力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还可以优化经济结构、扩大消费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然而，中央政府只负责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如铁路、国道等，而大部分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都要按照“谁投资，谁收益”的原则由各级地方政府自筹资金解决。
除了基础设施建设，地方政府还比中央政府更直接地对本地居民的社会福利负责，例如教育、医疗、环境保护等等。公益事业上不断扩大的支出，也使得地方政府在财源上陷入了更大的困境。
因此，给予地方政府举债权可以有效缓解其在财政上的困境，解决公用事业的资金来源问题，使得地方政府真正地把“该管的事起来”。[3]
（二）中央政府负担过重 债务依存率超过警戒线
我国债务负担率尚处于较低水平,但由于发行的都是中央政府债务,就使得中央政府的债务依存率过高,已经远远超过国际警戒线。从宏观上说，这是我国长期以来中央权力过于集中的体制所造成的。法律虽不允许地方政府通过举债融资，但地方建设必须进行，因此，中央政府就只有采取增发国债，而又部分转借地方政府的措施，例如，1998年发行1000亿元特殊公债就有500亿转借地方政府。[4] 这实际只属无奈之举，并非长久之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