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权威与制度选择——基于人民公社制度的思考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5-21
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想对毛泽东人生理想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而毛泽东在追求自己的理想实现过程中，千辛万苦摸索出的救国救民的方法则是他实现人生追求（信仰）的手段，两者一起构成了毛泽东个人的信念。毛泽东的个人信念上升到社会信念实际上要经过两步：第一步是社会精英集团一致认可毛泽东的信念，形成主导集团信念；第二步是主导集团的信念经过加工、宣传以及社会大众的学习，最终，社会大众预期将来能有更好的回报而接受主导集团的信念。
（三）社会信念与人民公社制度选择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内和国民的信仰高度一致，那就是尽快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人民富裕，并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在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选择上，工业化方面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在党内意见一致。但自从农村土地改革完成后，怎样改造以小农经济为特点的传统农业，提高农业生产率，保证工业化发展的需要，特别是通过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来发展农业，党内意见则产生了分歧。此时，党内发展农业的思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刘少奇的思路，依据马克思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原理，根据当时中国工业化水平低的现状，仍然主张通过私有制和家庭经营的方式来发展农业；另一条是毛泽东的思路，依据列宁"小生产每日每时都在产生着资本主义"的论断，主张通过合作化的道路来发展农业。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信息的非充分性、个人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党内成员对采用哪一种组织方式来发展农业生产并没有明确的预期，而关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通过何种组织形式来发展农业又没有现成的经典理论，只有前苏联的集体农庄可以借鉴。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凭借个人权威用马克思的工场手工业理论说服了全党。最后，全党接受了毛泽东发展农业的思路。当发展农业的思路一致后，中国共产党就开始着手组建农业发展的组织方式，即选择制度。面临工业化之前的中国现实情况，中国共产党选择什么样的制度来组织农业生产实际上要遵循两大原则：第一要迎合社会的信仰，实现共产主义，保证重工业发展所需的低成本投入；第二，面对资源、技术及知识的约束尽可能实现交易成本最小化。其中第一原则起主导和支配作用，只有在满足第一原则的条件下，主导集团才会对选择的制度进行成本和收益核算。
土改结束后，中国农业的生产状况是平均每个农户只有0.6头耕牛，手工工具、肥料、种子比较稀缺[11].在这样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农民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通过保留退出权的方式自发以互助组、初级社的方式来发展农业是家庭经营条件不足的必然选择，符合交易成本最小化的原则，但却与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信仰不吻合，与第一原则相冲突。于是，主导集团就开始提炼、宣传人民公社制度的优点，尽可能让农民接受人民公社制度，减少制度选择和运行的交易成本。但是，农民是否接受人民公社制度取决于这一制度给农民带来的预期收益和成本的比较。当时，农民接受人民公社制度的收益主要来源于这个制度的供给制：实行以人定粮，粮食统一拨给食堂，给社员发就餐券，实行吃饭不要钱；将来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学、育、婚、乐都由公社包干供给。中国农民长期处于贫困之中，吃饭不要钱解决了农民现实的吃饭问题，将来能住上好房子、医疗有保障、上学不愁、生活多姿多彩，这是农民梦寐以求的人间仙境。农民参加人民公社制度的成本主要是个人财产的损失，包括土地这一主要生产资料；而农民不参加人民公社制度的成本包括阶级斗争打击的伤害和迁移成本。在阶级斗争仍然激烈、户籍管理制度很严格的状况下，农民退出人民公社的成本非常高。将农民不接受人民公社制度的成本和接受人民公社制度的预期收益进行比较，显然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理性的农民一定会接受人民公社制度。
可见，以社会信念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的选择过程实际上是主导集团与农民之间的一个博弈过程。由于信息不对称，个人认识能力的有限，在博弈过程中，主导集团策略地使用信息，总会让农民相信接受人民公社制度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总成本，结果农民自发选择的互助组、初级社的制度安排就被政府选择的人民公社制度所取代。
四、小结：信念、权威与制度演进的分析框架
关于一项制度选择的决定因素及其选择的机理，国内外学者作了大量论述。马克思和凡勃伦从技术结构的变化来研究制度选择；诺斯构造了制度选择的理性模型，强调制度创新的动力来源于要素价格的变化而导致的潜在获利机会；托克维尔、韦伯、格雷夫则强调制度选择的文化因素差异。但是，如果将制度选择的决定因素仅仅归结为技术结构、资源禀赋和文化，要么缺乏人的作用分析；要么是用宏观现象解释宏观现象。本文借助于中国"人民公社制度"选择的逻辑分析，提出一个理论假说：决定制度选择的最基本因素是个人信念与权威。信念主要来源于文化，权威主要来源于职权，具体的制度选择受资源、技术等要素约束（具体见图1）.
假设社会成员分成两类，一类为社会大众，一类为社会普遍认可的精英人物。社会大众有自己或明确或不明确的信仰，也有一套潜在的实现自己信仰的手段或途径，但社会大众没有能力将自己的信念系统化，更没有能力向社会传播、让社会认可接受其信念。伟人是有能力将自己的信念系统化为完整思想、并有能力传播其思想的社会精英中的杰出人物。伟人的信仰来源于社会习俗、习惯以及对新思想的筛选与接受，通过自己的认知能力将其信仰和实现的手段表达成相应的思想体系，从而形成伟人的信念。当伟人信仰与社会精英人物一致时，社会精英人物就依据自己生活的文化传统、资源环境以及接受新思想的能力，开始对伟人信念进行思考。在社会精英人物思考、领悟甚至与伟人信念碰撞的过程中，伟人借助于自己的权威（来源于职权、人格魅力以及以前做正确事情的频率）来影响社会精英人物，使其认可接受自己的信念，经过重新加工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这一过程叫主导集团的信念形成过程。
主导集团信念经过再次提炼，借助于新闻媒体的宣传、传播，让社会大众认可接受，形成一套社会信念。
社会信念有一套明确的实现全民利益的社会理想，并有清晰的实现理想的战略目标体系。在战略目标的指引下，主导集团开始建构社会制度。
在制度的建构过程中，社会信念起主导作用，但是具体制度选择还要受到资源、技术以及知识的约束，遵循交易费用最小化逻辑。为此，主导集团会尽可能策略地使用信息和宣传伟人权威，让社会大众接受新制度，从而减少制度选择的交易费用。
在制度的实施和运行过程中，制度运行的经济效率如何？制度运行是否实现了相应的战略以及社会理想？都要面临来自外界先进制度的竞争。如果制度运行面临很高的成本，并且在既有的制度框架下又难以实现社会的理想和既定的战略目标，主导集团将重新思考自己的信念，从而做出相应制度变迁。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只研究信念主导下的制度选择，而不研究面临先进制度的竞争、旧制度的运行结果没有达到预期而进行变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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