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言论自由肯定不是社会主义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5-18
在数千年的中国古代历史上，尽管贤达之士有过“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和“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等思想阐述，但政治统治一直同思想控制密不可分，根本谈不上言论自由。历代统治者注重使用的专制手段，概而言之就是“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再次禁其行”。不符合最高统治者旨意的言论一有苗头，立即会遭到残酷镇压和剿杀。有人写过一本44万言的《三千年文祸》，比较真实、详细地记载了从夏末至清末因言致祸的数百个重要案件[12]。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将近三十年间，由于对批判和肃清专制政治的残余影响重视不够，以言治罪的现象仍然屡屡发生。从批判梁漱溟、胡风到划定55万“右派分子”，从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到“文化大革命”大肆迫害和抓捕思想犯、政治犯，宪法关于言论自由的规定完全成了一纸空文。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之后，解放思想，发展民主，人们以口头方式表达不同思想的自由基本实现了，这是中国社会一个很大的进步。但对言论自由的法律规范和保障很不健全，作为言论自由重要形式的出版自由、新闻自由远未实现，因言获罪的事例屡有发生。邓小平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13] 以社会主义对言论自由的应有要求和标准来衡量，我国现在的情况大体上也是这样，既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又还“不够格”。因此，要实现“够格”的社会主义，必须更好地推进和实行言论自由。有言论自由不一定是社会主义，但没有言论自由肯定不是社会主义。 我国正在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行言论自由应该是一项必有的基本国策。主要理由有四个方面：其一，言论自由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构建和谐社会要以保障公民权利为基石；其二，言论自由是民主政治最起码的条件，构建和谐社会要以民主政治为首要特征；其三，言论自由是理论创新最必要的前提，构建和谐社会要以理论创新为灵魂和先导；其四，言论自由是制约公共权力的有效武器，构建和谐社会要以制约公共权力为保障。近十几年来腐败现象之所以愈演愈烈，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因为缺乏言论自由，致使社会舆论对公共权力的制约非常疲弱。我们要将构建和谐社会进行到底，迫切需要将言论自由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并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既要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言论自由的范围、种类和基本要求，又要在具体法律中切实加强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和保障。只要不是鼓吹色情、暴力等违宪行为的言论，均应属于法律保护之列，不允许任何力量对发表这些言论者进行压制、封杀和迫害。 有人担心实行言论自由不利于共产党执政和社会政治稳定，这是一种对共产党执政缺乏自信心的神经衰弱症。共产党是人民群众的工具，共产党执政的本质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要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作为民主起始点、立足点的言论自由，怎么会有损于共产党执政呢？实践表明，对言论自由持怀疑、抵制甚至压制态度者，要么是推行家长制的小宗派，要么是假共产党之名以谋私的“既得利益集团”，决不会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套用毛泽东一句话，实行言论自由天不会塌下来，而抵制言论自由难免要导致垮台的下场。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的惨痛教训，已经给我们发出了明确的警示。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 转引自《新华文摘》2005年第23期，第38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7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5] 转引自高放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别史》第790页，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年版。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89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6卷，第275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11] 转引自《南方周末》2007年4月12日林贤治《“红色罗莎”卢森堡》。 [12] 参见谢苍霖、万芳珍著《三千年文祸》，江西高校出版社，1991年版。 [13]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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