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析框架
二、有利于坏人，不利于好人。中国社会流行一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和“和为贵”及取“中”的处事原则，在这种原则下，处理结果一般是有利于做坏事的。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选择做坏事，还是选择做好事，取决于二者的成本收益分析。这里的收益包括物质收益和精神收益两个方面，成本也包括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两个方面。一般而言，人们总是要综合考虑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收益与成本，以期实现在特定效用偏好结构条件下的个人效用最大化。由于每个人的效用偏好结构一般是不同的；所以，在现实中，不同的人面对同一件事，可能会有不同的决策选择。但不管情况如何，其决策目的最终都是为了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一个良好和有效的社会规则，应当满足：做坏事的个人成本大、个人收益小，做好事的个人收益大、个人成本小。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及求“和”和取“中”的价值导向，只能使本应付出成本大的一方却减少了成本支出，本应得到收益大的一方却减少了收益回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将会更偏好于做坏事。因为，虽然做坏事的社会成本大，但社会并没有让其付出真正的个人成本；相反，做坏事所得到的个人收益却并没有减少多少。另外，中国文化中所潜藏的平均主义，本质上也有一种使收益者减少收益、使应付出成本者减少成本支出的价值倾向。
三、有利于熟人，不利于生人。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在中国，大凡处理事情，人熟不熟悉，是首先要考虑的因素。熟人原则实质体现的是一种血缘原则。熟人原则导致社会游戏规则的二重化。在熟人之间，是一套游戏规则；在陌生人之间，是另一套游戏规则。游戏规则的多重化将直接增大社会的运转成本并将更多诱致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另外，熟人原则也导致一种关系本位。人们在实际的生产和生活中，将会更偏好于拉关系，而不是将更多精力用在真正的生产方面或是真正的发展个人能力方面。所以，熟人原则最终导致了社会资源的浪费和低效。当然，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熟人是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偏好熟人并非就必然不合理，这里也有个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相对于陌生人而言，人们对熟人了解更多，从而在熟人之间决策就更容易一些。一般来说，讲熟人原则不能离开社会理性，否则，就是不合理，这里更不能将熟人原则扩展为关系本位。当然，如果符合社会理性，决策或有关行动偏好熟人也未必就是一件很坏的事。社会离不开熟人，但不能有熟人本位或关系本位。
四、有利于个体，不利于整体。中国人处理事情，更多是考虑个人效果和私人关系，而不太注重考虑社会效果和整体效应。从中国文化的一般特点看，这种只注重个人效应，忽视社会整体效应的现象可谓比比皆是，而不仅仅是个别例外。如：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当然，从人本的角度看，注重个人效应未必就是一件坏事。但任何个人效应都应符合社会理性原则，否则，最终吃亏的仍是具体的个人。因为只注重个人效应，不注重社会整体效应，就有可能使社会最终陷入一种低水平的循环陷阱中，不能自拔或难以自拔。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就是一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产生的一些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现象，实质也是这种情况的一种表现。中国人很聪明，在文化中也体现了一种个人的聪明主义。但这种个人的聪明主义往往只会导致整体的一种糟糕结局。所以，聪明只体现个体理性，不体现社会理性，个体理性只有转变为社会理性，才是真正的大聪明。社会理性要求不仅要考虑个人效应，也应考虑社会效应。有了社会效应，最终也会有助于个人效应的实现，而且能使个人效应得到更好和更长远的实现。
五、有利于现在，不利于将来。将来和现在是一种从时态角度考虑的文化观。实际上，中国文化所体现的现实性和功利性大家都是认可的。这种现实性和功利性在时态上的表现就是只有现在时，没有将来时。目前，中国社会诚信的缺乏与机会主义的泛滥都与此有极大关系。将来对现在是一种制约。从哲理的角度看，没有了将来，也就没有了现在。这里存在的情况是，虽然中国文化没有将来时，但有过去时，且对过去时是高度关注的。老祖宗不能丢。传统总是好的。祖宗是我们的权威，是我们命运的掌握者。但过去毕竟是过去，过去说明不了现在，更说明不了将来。所以，中国要发展，不能只靠过去。但过去又构成了中国发展的现实基础。过去、现在、将来三者是一个有机统一体。三者既互相矛盾，又互相统一；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三者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着现实历史的发展过程。
中国文化的单向度性和强势性体现在微观的个人人格方面，主要表现为一种双重人格的形成。具体表现是：
一、主子与奴才人格的两极统一。当一个人处在强势地位时，主子人格占主导地位；当一个人处在弱势地位时，奴才人格占主导地位。在封建等级制下，同一个人，对上级而言，他是弱势，对下级而言，他又是强势；同时，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也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中。所以，在权力不均衡的等级制环境下，一个人只有实现主子人格与奴才人格的有机统一，才能为自己创造一个好的生存和发展条件。
二、柔弱与残暴人格的两极统一。主子与奴才人格内生柔弱与残暴人格。当一个人是主子时，残暴人格占主导地位；当一个人是奴才时，柔弱人格占主导地位。由于同一个人总是处于一种奴才与主子地位的不断互换中，所以，同一个人也总是处在柔弱与残暴人格的不断转换中。从中国历史来看，柔弱与残暴的有机统一是中国农民人格的一个显明特点。一极是柔弱，一极是残暴，不均衡的社会制度使二者得到了有机结合，并统一于一个主体之中。同时，残暴与柔弱又互相补充。残暴是对柔弱的一种自我平衡和补偿，柔弱又诱致和促生着残暴。
三、面子与里子人格的两极统一。面子是一个人的形象，是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属于精神产品的范畴；里子是一个人真实的自我存在。面子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大景观。在实际功能方面，面子体现了一种社会对个人的现世约束。中国社会为什么会对面子具有较强的需求偏好，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缺乏将来约束；二是缺乏现世约束，如人治氛围浓烈；三是社会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现实主义及功利主义趋向。面子情结体现在一个人身上，就是：一个人既看重别人的面子，主要原因当然是为了自己的里子；但为了自己的里子，一个人又不得不看重自己在别人面前的形象。从经济学角度看，面子就是一个人的品牌，其最终落脚点是利益。所以，中国人爱面子，也是一种利益博弈的均衡需要。
四、自尊与自卑人格的两极统一。封建等级制和贫困等原因促使人们形成自尊心与自卑感都很强的双重人格。一方面，处在弱势时，会加重人们的自卑心理；另一方面，处在强势时，又会衍生出强烈的自尊心态。另外，自尊与自卑人格又互相包涵和转化。主要原因是：一是由于自卑更多是由外界条件所致，所以，对自卑者而言，这种自卑感并不是内生的，而是外生的。自卑者的深层心理是：别看你强，只要条件相同，我也会和你一样。所以，外生的自卑只会激发内生的自尊。二是自卑本身也是自尊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三是自卑是追求自尊的心理前提条件。有了自卑感，才会促使人们不断地追求实现自尊的行为。
五、内圣与外王人格的两极统一。内圣体现的是一种理想的人格境界，是一种以仁德为核心的人格构成。外王是指治国平天下的事功。从理论层面看，中国文化总的价值趋向是：内圣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外王事功不过是其逻辑的必然结果。《大学》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体现的就是这种逻辑。但理论与现实往往是互补和相反的。现实中最缺乏的，往往是理论上最提倡的。从现实的层面看，外王是处于主导地位，而内圣则是内王的逻辑结果。内圣是手段，外王才是目的。在一个人治的专制主义环境中，一个人要想建功立业，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依靠暴力推翻专制统治，实现自己的理想；另一种是与专制统治合流，通过内圣途径实现外王目的。当然，如果你不想选择建功立业，也可以选择消极无为，这也是统治者不提倡也不反对的。内圣与外王体现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就是：社会需要个人以内圣为主导，以外王为逻辑结果；个人需要以外王为主导，以内圣为逻辑结果。这种情况体现在同一个人身上，就是内圣与外王双重人格的两极统一。
中国文化总体体现的是一种强势和等级文化，实质是为强势服务。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文化的不均衡性和强势性？专制制度是根本原因。
首先，文化的灵魂是价值观，而价值观实质是一种制度的存在形式，而制度的演进又总是具有利益取向和强势主导的特点。马克思说，人们所奋斗的一切都与利益有关。主体为什么要积极推动制度变迁，核心是主体自身利益需求。任何自然都不具备主观能动性，只有社会主体才有主观能动性去推动制度变迁。而大量社会主体为什么有积极性去推动制度变迁，前提条件就是利益。另外，引致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多元的，但不同主体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一个单个的人，就是一个主体，一个集团，也是一个推动制度变迁的主体。当某一主体处于社会核心权力位置时，该主体就具有了强势地位。所谓社会核心权力位置是指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位置，一般是指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等的一个集合。具有强势地位的主体，对制度变迁的作用力相对较大；具有弱势地位的主体，对制度变迁的作用力相对较小。
其次，封建专制制度造就的官僚集团是封建社会最强势的利益集团。维持文化为强势服务的特性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要求和需要。所以，历代统治者总是要竭力维持这种文化传统，并不断采取措施更加完善其为统治者服务的特性。
再次，能否说小农经济是产生专制文化的根本？答案是：经济是基础条件，但不是根本和决定条件。说经济决定一切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说法。政治、经济、文化三者应当是一个互相嵌套的结构。在不同的历史时段，政治、经济、文化三者对历史的发展作用是不同的，问题取决于谁是瓶颈因素。谁是瓶颈因素，谁就是这一历史发展阶段中的决定变量。从各国发展的历史看，小农经济也并非一定导致专制文化。
第四，中国的专制文化是与专制制度相始终的。专制制度需要专制文化，专制文化又依赖专制制度而存在。
所以，中国的封建专制等级制度是促生文化不均衡性和强势性的根本原因。
反思过去，展望未来。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伴随文化的现代化，必须要求人们在意识深处体现一种平等、法治、民主、人道、自由、自信等理念。但由于几千年的文化沉积，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政治、经济等现代化相比较，任务将更为艰巨和困难。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其中体制创新是关键。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看，凡是能为创新提供较好环境的国家，其发展水平就高；凡是压抑创新的国家，其发展水平就低。所以，国家之间的竞争，根本上是创新能力的竞争。所以，中国要取得长期发展，要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要为创新提供充足动力，这里关键是在制度设计上要为创新提供充足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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