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劢宪政思想的演变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5-24
1、关于人身自由。张君劢指出，人身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权，人民只有在违法的情况下才能予以拘捕。国民政府要保证人民不致遭受非法的秘密拘捕、审判和处决。但今日之中国，人民的人身自由权利没有任何保障，政府可以“任意蹂躏人民的人身自由”，“实非国家前途之福”。 2、关于结社集会自由。他认为“政党是多数人的集合体，也就是所谓集会结社。凡民主国家，人民都必享有集会结社自由之权”。[41]他特别强调给人民结社集会自由的积极意义，认为正是结社集会的自由给人民各抒己见的机会，也便于养成民间领导政治人才，使其发表负责的言论。他指出，近代欧洲各国的法律对于人民之结社集会，只要“不以扰乱治安为目的，不以抵触刑法为目的”，应当允许人民有结社集会之自由，政府不应干涉。并且对于“结社集会之合法与否，由法庭判决”。 3、关于言论出版自由。他指出，言论出版之自由与人身自由、结社集会自由一样，也是民主宪政不可或缺的要素，有之则为民治，无之则为专制。他认为，“苟人民无言论自由，则学术上无进步，政治上无改良之途径矣”，反之，“倘许多人发猖狂无忌之言，则治安混乱而法纪荡然矣”。张君劢要求尽早废除目前的事前监督制度，经立法院议决，制定一部新的出版法，使人民“养成守法之习惯”，且“自知其责任之所在”，“如有逾越范围之言论，政府自可于事后禁止其发行。”[42] 为了进一步唤起国人对人权的关注与重视，1944年年初之后，张君劢又相继发表了《英国大宪章提要》、《现代宪政之背景》、《两时代人权运动概论》等系列文章，反复强调三项自由“为人民基本权利问题”，是“现代宪政”的基本条件，也是“世界潮流与民意所向”，顺之“则国本安定；反之，则国本不定”。[43]为民主宪政运动提供理论依据和智力支持。他指出，在欧洲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人的发现”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不竭动力。人权运动起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就其实质而言，它是对专制王权与贵族的反抗，其理论依据是社会契约论，即谓“政府权力，不得超出人民同意范围之外”，其职责是保障和发展人民的利益。正是基于社会契约论思想的解说和研究，法美的人权思想家直接催生了著名的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和1791年法国的《人权宣言》。19世纪以后，历史学派和功利主义的兴起，社会契约论被人们扔进了历史的纸篓。但是人权思想却并没有被一同抛弃，反而相比更萌生出勃勃生机，更加深入人心，各国宪法无不列人权一章。对此张君劢的解释是，“社会契约说虽不必与历史上之事实相符，然而立国之正当理由殆无一而能逃出于社会契约与人权学说之范围外者”。[44]同时他也注意到，19世纪以来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权不但没有得到保障，相反却遭到无情的蹂躏和摧残。他说“苏俄之剥夺人民自由，乃所以实现其社会主义之大理想，故在同情于民主与自由之人，未尝不予以谅解，其后意大利德意志法西斯主义变本加厉，而后西欧数百年之人权保障与民主政治，扫地尽矣。”[45]他对世界人权运动遭遇挫折的原因分析也显示了思想的敏锐和深刻，认为之所以出现人权被蹂躏和摧残的逆流，起于三个方面：“一曰起于政治，二曰起于经济，三曰起于国际。”[46]政治上专制政权的建立，经济上资本家对无产者的剥夺，国际上列强对弱国的掠夺是人权保障有名无实的根本原因。张君劢还为此开具了医治的药方和应对之策，他认为要遏止这种恶劣现象，“一曰民主政治之强化，二曰社会主义之实现，三曰国际和平组织之确立”。[47]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摆在中国各政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主要问题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问题。张君劢先后发表了《民主政治的哲学基础》、《民主与反民主》等文章，并从哲学的高度对民主政治做了理论上的阐述。他认为所谓民主政治，就是以人的尊严、天赋人权之说，来推翻当时的专制政治，建设合于人类尊严的政治制度。民主政治的建立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个人自由和社会公道。而且相比而言，前者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民主给人民种种基本的自由权利，这些基本的自由权利是不容移让的，也就是人权。”人权是民主的根本，“离开了人权，没有人权的保障，就不是民主”。[48] 从以上的论述不难发现，在抗战胜利之际，中华民族的生存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与国际新人权运动相适应，张君劢尽管在自由与权力的关系上仍然持平衡论，但是由于先后的环境、时代不同，他对民主政治的认识已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30年代，基于国内外的形势的影响，在强调“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前提下，他根据抗战爆发后的国际国内局势，主张“修正的民主政治”，而其实质就是为了求得自由与权力的平衡，使传统的民主政治向新式的独裁政治的方向修正，所以他特别强调“惟平日民主政治之实行，及至战时人民自然感觉权力集中之必要”，结果造成了事实上自由与权力的失衡。而及至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意等法西斯民主国家对人权的世界性践踏使张君劢深感震惊，当法西斯民主国家相继被打败，宣告了法西斯独裁统治的破产和传统民主政治的胜利时，他又不由自主地开始了对新式独裁统治和传统民主政治价值的在思考。加之他对失去人身自由的痛苦有着深刻的切身感受，他认识到在中国缺少的不是政府的行政权力，而是人民的自由，是人民对政府的有效监督，是民主政治的原则和操作程序。 五、结语 “人权为宪政之基本”，对于一生追求自由与权力的平衡，追求民主宪政的张君劢来说，他的思想和主张中似乎存在太多的主观主义和理想情绪化的成分，在民国政治的现实面前，他的宪政理想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潮，历史也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去实现自己的宏大抱负。不仅如此，其理想的宪政追求在残酷的社会现实和国家民族多劫难的命运面前还屡遭打击，而正是出于对民族国家前途的思考，他的宪政理想才屡屡迁就或者屈从现实，不断进行修正。所以，我们无从也无意指责他具有流变特质的人权思想，对于他的种种主张只能将它嵌入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分析。尽管历史没有给他的人权主张提供足够的实践空间，但是这些观点主张对于中国民主法治的进程和人权观念的塑造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和永恒的价值，也许会历久而弥香。 [①] [台]李日章：《张君劢思想纲要》，载《现代中国思想家》之六，第178页。 [②] 《纪念张君劢先生百年冥诞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稻香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15页。 [③] 黄克剑主编：《张君劢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 [④] [美]纪文勋：《现代中国的思想冲突——民主主义与权威主义》，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138页。 [⑤] 储安平：《储安平文集》（下），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76页、73页。 [⑥] 杜维明著：《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378页。 [⑦] 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5页。 [⑧] 张君劢：《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23页。 [⑨] 宪政与富强在价值上是有冲突的。如果宪政意味着保护个性的发展，那么国家富强首先要求的是个人对国家的贡献或者用胡适的话说就是个人应为国家民族所承担的责任。一个国家为了富强而牺牲了个人的自由，这本身就不符合宪政的价值规范。参见王人博：《宪政的中国之道》，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 [⑩] 黄克剑主编：《张君劢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11] 石毕凡著：《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宪政思潮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0页。 [12] 吕希晨：《精神自由与民族文化——张君劢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484页。 [13] 张君劢：《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23页。我国也有其他学者在宪政和民主之间划分出一条界限，认为：宪政与民主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民主涉及的是权力的归属，宪政涉及的是对权力的限制。参见刘军宁：《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43页。 [14] 当然张君劢毕竟是中国的新儒学代表的重镇，他的思想从根本上说是中国的或者是儒家的。儒家思想在各种思想中对他的影响是最大的，或者说，儒家思想是他思想的主要来源。 [15] 张君劢：《国民政治品格之提高》，《改造》第4卷第2号，1921年。 [16] 张君劢：《政治学之改造》，《东方杂志》第21卷第1号，1924年。 [17] 张君劢：《悬拟之社会改造同志会意见书》，《改造》第4卷第3号，1921年。 [18] 张君劢：《国民政治品格之提高》，《改造》第4卷第2号，1921年。 [19] 张君劢：《立国之道》，广西桂林出版社1947年版，第150页。 [20] 张君劢：《立国之道》，广西桂林出版社年版，第98页。 [21] 张君劢：《立国之道》，广西桂林出版社1947年版，第98页。 [22] 张君劢：《民主独裁之外之第三种政治》，《再生》第3卷第2期。 [23] 值得注意的是，1932年张君劢的“修正的民主政治”主张提出之时，“民主与独裁”的讨论（1933年——1935年）尚未发生。该主张最早是其在《我们所要说的话》中提出来的，后来在《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民主独裁之外之第三种政治》、《法治与独裁》等文章，尤其是在《立国之道》一书中，又对它做了进一步阐述。 [24] 由于“社会应维持公道”涉及经济内容甚多且与本主题无关，在此不加讨论。 [25] 张君劢：《立国之道》，广西桂林出版社1947年版，第149页。 [26] 张君劢：《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再生》第2卷。 [27] 张君劢：《民主独裁之外之第三种政治》，《再生》第3卷第2期，1934年。 [28] 张君劢：《立国之道》，广西桂林出版社1947年版，第98页。 [29] 张君劢：《我们所要说的话》，《再生》创刊号。 [30] 张君劢：《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再生》第1卷第2期。 [31]《中国社会民主党》，档案出版社1998年版，第80——81页。 [32] 张君劢：《民主独裁之外之第三种政治》，《再生》第3卷第2期，1934年。 [33] 张君劢：《民主独裁之外之第三种政治》，《再生》第3卷第2期，1934年。 [34] 张君劢：《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23页。 [35] 1941年张君劢“促进民治”的政治热情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满。12月，张君劢因昆明西南联大学生抗议香港沦陷时，孔祥熙家人用飞机运送“洋狗事件”而被指控为幕后指使人。1942年，国民党方面又诬称张君劢领取德国纳粹的津贴，为希特勒收集情报。同时，下令查封了他主持的大理民族文化书院。他本人也因此被困居于重庆南按的汪山达两年之久。 [36] 《新华日报》1944年9月6日。 [37] 张君劢：《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3页。 [38] 《新中国日报》1944年1月3日。 [39] 《新华日报》1944年1月4日。 [40] 《人民基本民主权利的保障》（社论），《新华日报》1944年2月1日。 [41] 张君劢：《民主社会党的任务》，载《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191页。 [42] 张君劢：《人民基本权利三项之保障》，成都《新中国日报》1944年1月3日——5日。 [43]《东方杂志》第40卷第7号，1944年4月15日。 [44] 张君劢：《两时代人权运动概论》，《民宪》第1卷第9期，1944年。 [45] 张君劢：《两时代人权运动概论》，《民宪》第1卷第9期，1944年。 [46] 张君劢：《两时代人权运动概论》，《民宪》第1卷第9期，1944年。 [47] 张君劢：《两时代人权运动概论》，《民宪》第1卷第9期，1944年。 [48] 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时期党派社团档案史料丛稿－－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第202——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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