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行司法赔偿制度的思考
三、完善现行司法赔偿制度的建议
（一）由人民法院行使最终违法确认权
司法赔偿因其制度设置上的障碍，使其无法向前迈出实质性的步伐，主要原因是行使职权的司法机关自行行使对职权行为是否违法的审查权，即确认权。笔者认为，司法赔偿事业要有一个实质性的发展，获得全社会的进一步认同，必须将对司法行为违法性审查纳入司法审查范围，使各作出职权行为的机关不能独享确认权，更不能由其行使最终的确认权，不能对赔偿请求人提起司法赔偿设置人为的障碍和门槛。笔者认为，可以考虑由人民法院行使对司法行为的终局确认权，设立专门的审判法庭，与行政审判庭并立，分别制约司法行为和行政行为。在人民法院设立司法审判庭，建立司法诉讼制度，以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对各司法机关的司法行为进行监督和审查，将对司法行为的审查纳入法院审查的体系中。
（二）统一确认与赔偿标准
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被依法确认违法后，不一定给予赔偿，这是目前赔偿请求人和人民群众反映较为强烈的问题，原因就在于确认标准与赔偿标准不统一，所以统一确认与赔偿标准乃当务之急。一般情况下，确定司法行为违法，应该作出相应的赔偿决定。尽量减少确认违法而不予赔偿的情况出现。《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明确了对刑事行为、民事、行政诉讼行为有关免责情形不予赔偿，并没有明确以上行为是否应纳入确认程序。笔者认为，应当将免责情形纳入赔偿确认程序，确认符合上列情形，即应发出文书不予确认。以免虽然通过确认程序，而在赔偿程序中不能获得实际的赔偿，造成精力和时间的浪费，进一步扩大社会矛盾。
（三）扩大司法赔偿的范围
行使侦查、检察、审判和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违法侵权行为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违法侵权行为同样是违法行为，对其产生的后果应承担相同的法律责任，即使是国家也不能搞特权。司法赔偿不应只是损失补偿。所谓“补偿”是指“抵销（损失、消耗）”、“补足（缺欠、差额）”。对于给予补偿者来说，它强调对于损失的填补、帮助，具有某种施舍、赐与的含义，与作为责任和义务的赔偿是有一定区别的。换言之，赔偿不仅限于“抵销损失、补足差额”。更多情况下意味着一种责任和义务，而不含有施舍、恩赐的含义。司法赔偿并不单纯是补偿受害人损失的制度，而是以补偿为基础的表明国家某种义务或责任的制度。受害人有权得到这种赔偿，国家也有义务对受到司法侵权的人给予赔偿，国家向受害人支付赔偿金并不是优惠的补助或施舍。所以建议司法赔偿的范围参照民事赔偿的规定，对于确认为违法行使职权的，不仅赔偿直接损失，还应赔偿间接损失、可得利益损失，以及赔偿请求人所受到的精神损失。国家立法机关在划分国家司法赔偿范围问题上，不能只考虑国家财政的负担能力，而不顾及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否则，《国家赔偿法》就极有可能成为某些滥用司法权力，侵犯公民合法权益行为的“保护伞”。
（四）加大司法赔偿决定的执行力度
赔偿决定能否执行关系着赔偿请求人能否得到实际赔偿。建议在司法赔偿制度中明确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履行赔偿决定的期限，逾期履行的，赔偿请求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具体执行程序，可由立案庭审查立案后，交由执行局向财政部门出具《协助执行通知书》，依法划拨。这样做能排除不必要的干扰，切实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享有依法取得国家司法赔偿的权利。因为国家司法赔偿制度不仅是人的基本权利的重要保障，而且是国民享有基本权利的重要证明。赔偿义务机关如不及时对蒙受冤屈者给予赔偿，国家就将为此付出极大的道德成本、社会成本甚至是政治成本，人们就会动摇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就会严重影响党群关系、政群关系以及司法机关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有时甚至会导致人民内部矛盾的激化，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只有在还受冤屈的人一个清白的同时，尽快地弥补他们的损失，通过物质赔偿实现精神上的抚慰，才能使蒙受冤屈的人们同党和政府同心同德。
由于我国确立司法赔偿制度起步较晚，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还很多，以上仅仅是简单列举司法赔偿实践中遇到的一些突出问题，同时也仅仅是谈了对有关问题的原则立场，至于如何从制度上，从操作层面来解决上述问题仍需进一步商榷。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民主法治进程的加快，尤其是加入WTO，司法赔偿的范围将不断扩大，相关制度将进一步完善，逐步实现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最大保护，真正体现国家设立司法赔偿制度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