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农村发展所面临的新问题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10-03
（三）县域内承受着严重的通货紧缩和信贷紧缩
对是否存在通货紧缩有许多争议（周骏等，2001；王宝清，2001）。目前的紧缩是一种结构性的紧缩，而非全面紧缩。城市部门，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并没有特别感受到这种紧缩，而县及县以下的经济主体才是这种紧缩的对象。这种紧缩的直接后果是县域内以解决就业为主的中小型工商业、乡镇企业出现衰退并由此带来县域经济的衰退、农民收入下降及县乡政府税源枯竭。根据有关学者从全国总体的情况测算，1994~1998年间仅财政系统的净流出平均每年大约在1000亿元左右，而金融系统中不仅存贷差日渐扩大，而且每年从金融系统中流出资金大约在500~600亿元左右（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0）。从县域内部的情况看更加严重。一是县域内的国有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基本没有放款权利，县域内的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在1997年以后对县域内经济主体的贷款增加很少。二是尽管金融机构中农业与乡镇企业贷款与农业和农户的存款（不含乡镇企业）在金融机构的全部存贷款所占的比例几乎相同（农村存款在1996~2000年间基本保持在12~13%的水平，而贷款保持在11%的水平），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却可以看出全面统计所掩盖的一些问题。第一，在1996~2000年间信用社占据了整个农村信贷市场的65~70%的份额。第二，国有商业银行对农村的放款主要是集中在大型基础设施、国债配套资金和生态建设的贷款等大型项目，而对迫切需要提供金融服务的农业生产和中小型工商业活动却处于全面紧缩的状态。1999年全国金融机构对乡镇企业的贷款比1998年增加581亿元，占当年全部贷款增加额的8%(值得说明的是，乡镇企业的增加值已经占到GDP30%以上，吸收的就业是国有部门80%以上)，同年信用社对乡镇企业的贷款增加额为386亿元，占全部乡镇企业贷款增加额的66.4%。2000年全部金融机构对乡镇企业的贷款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101亿元，而同年农村信用社对乡镇企业的贷款却增加了361亿元（《中国金融年鉴》，2000，2001）。 仅观察全面的统计数据，难以清楚地看到农村中所普遍存在的货币和信贷的严重双重紧缩的。从运行的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资讯行数据库（www.bjinfobank.com）；《中国金融机构信贷收支情况统计》1998~2000。
看，县及县以下正在承受严重的通货和信贷紧缩，表现在：
1.邮政储蓄只吸收储蓄不贷款，造成每年上千亿元的资金直接上存中央银行。
2.农村合作基金会清理——农村短缺近3000亿资金，不仅影响了县域内中小型工商业的发展，兑付农民存款的责任直接由县乡两级政府负担，对本身已经债务缠身的县乡政府无疑是雪上加霜。
3.国有商业银行大量减少县及县以下基层机构，贷款审批权限上收。全国已经削减1万多个银行分理处和营业网点，裁员11万人（戴相龙，2001）。
4.农村信用社负担过重，难以全面支持农村发展。农村信用社以占全部金融机构12%左右的储蓄存款余额支撑着60~70%的农业贷款和70~75%的乡镇企业贷款（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2），但是鉴于当前农村信用社的产权问题、管理体制问题及沉重的历史包袱（累计亏损与不良资产），对于承担农村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金融服务已独木难支。
5.民间信贷活跃，但缺乏规范。由于正规金融难以满足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民间借贷和高利贷十分活跃。据对15省24个县市41个村的调查，民间借贷的发生率高达95%（温铁军，2001），温州民间高利贷的利息达到每月1~3%。由于民间信贷缺乏正式的法律地位，因此也缺乏管理和引导，难以真正在信贷市场上正常发挥作用。
四、消除贫困与西部大开发：经济发展的长期任务
（一）关于新的扶贫战略
中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已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2000年的3000万人，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从1978年的30.7%下降到2000年的3%(这是依据中国政府制定的贫困线标准的计算（以1985年购买力平价不变价格为0.66美元/天）。为比较国家间的贫困状况，世界银行提出了每天1美元（1985年购买力平价不变价格）的贫困线标准。世界银行在1998年的估计中认为当年中国的贫困人口如果依据世界银行的标准应该为1.06亿，比官方当年4200万贫困人口的估计要高出1倍多（世界银行国别报告，2001）。无论估计的标准如何，中国仍然面临十分艰巨的消除贫困的任务)。
根据中国政府新世纪的扶贫战略，扶贫开发的主要任务，一是尽快解决3000万贫困人口温饱问题；二是帮助初步解决温饱、但还不巩固的贫困人口增加经济收入，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实现稳定脱贫。与“八七”扶贫攻坚相比，这不但意味着对象更广了（约占农村总人口的10%），而且任务加重了，即包括解决温饱和实现稳定脱贫两大任务。扶贫的基本方针则不是简单地解决温饱，或者是生产足够的食物问题，而必须做到综合开发和坚持可持续发展，必须做到资源配置和开发与生态建设紧密结合。
实现新的扶贫目标并非仅仅是简单的资本投入问题。尽管在新的扶贫战略中政府在贫困目标的瞄准机制、扶贫内容等等进行了许多重大的调整，但是贫困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将越来越成为贫困工作中的重点内容。因为目前尚未脱贫的3000万贫困人口中，主要的制约是生态和自然条件，这些人口的脱贫仅依靠发展当地的农牧业生产不仅可能导致新的生态破坏，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移民和促进当地区域经济发展应成为实现新的扶贫战略的重点内容。
（二）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中的问题
2000年，国家安排在西部地区新开工10个重大项目，项目总投资1000多亿元。2001年，国家又在西部地区新开工了一批重点工程，项目总投资2000多亿元。
近两年来，与国家积极的财政政策相配合，中央和地方政府及国有商业银行在西部开发的战略指导下，投入了大量的财政和信贷资金。但是这些投入效果如何还值得进一步探讨。目前通过国债资金大量投入到公路、铁路、机场、大中型水利设施项目、天然气管道项目建设的资本，对于西部地区的农村发展究竟产生的作用有多大？能否解决目前西部农村地区所面临的最为紧迫的问题？
西部大开发战略既不能在短期内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引擎，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目前西部农村地区面临的一些最为紧迫的问题。显然，将此战略作为资金投入的战略重点，对于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和西部农村经济的发展是远水不解近渴。
五、县乡财政与农民负担问题
中央政府近年来对农民负担问题一直十分重视，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减轻农民的负担。从实施的效果来看，这些措施对抑制农民负担恶性上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达到制止农民负担增加。据农业部统计，2000年全国农民直接负担的税费共1778.9亿元，平均每个农民负担199元。其中，各种税92元，“三提五统”66元，“两工”和以资代劳6元，集资等各种社会负担30多元，与1999年相比增长了3.3％。中央2000年提出了税费改革方案并在安徽进行试点。从安徽省的情况看，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方面效果是明显的，人均负担下降了30％。税费改革虽然达到了使农民减负的目的，但同时使乡镇政府和村一级组织收入减少，使县、乡、村机构正常行政能力受到影响。
税费改革、农民减负与县乡财政状况紧密相连，没有地方经济发展和财政状况的改善，农民减负就难以完全实现，税费改革就缺乏推进的基础。我国户口在县和县以下的人口10亿多，其中农业人口9.2亿，在县城和建制镇的人口有1.7亿。我国现有2109个县级财政、4.6万多个乡镇财政，2000年全国财政收入1.34万亿元，其中中央占51％，省级10％，地市17％，县乡两级共计20％多。而全国财政负担的人员总量中，由县乡财政负担的比重约为70%左右。如果不能改变20%的财政收入负担70%人员费用的状况，不仅农民负担无法得以完全减轻，同时基层政府的行政能力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直接面对农民、行政事务最为繁杂、作为政权基础的县乡两级政府，可支配的财政收入是最少的。农民负担的问题并非简单的基层政府收费多少的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如何促进县域内的经济发展和整个基层财政体制改革、政府机构改革问题。
六、进入WTO之后的农业和农村
（一）农产品贸易问题
根据有关研究，中国的农产品中，粮食产品只有稻谷具有相对的比较优势，而糖料、园艺、畜产品、烤烟等都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程国强，2001），相应地，有关学者对加入WTO后，利用相关的模型对在贸易自由化情况下中国农产品贸易对各种农产品的影响进行具体的分析（黄季焜，2001）。这些分析对于我们认识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及中国农产品的竞争力和比较优势具有一定的作用。从短期看，贸易对于中国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影响是有限的。 1.贸易的冲击仅限于一定的区域和特定的品种
许多人对于国外农产品的进入十分担心，认为有可能带来数千万农民的失业。这种担心实际上是没有什么依据。首先是粮食产品的商品率一般在30%左右。对于小规模农户的生产来说，特别是以生产粮食作物为主的农户而言，贸易本身不会对农民收入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贸易可能的影响只是针对商品率较高生产较为集中的个别品种（比如棉花、大豆、部分水果等）、个别地区（如黑龙江、吉林等大豆、玉米主产区）的农民收入影响较大。
就我国目前情况看，小麦生产的大省是河南，占到全国生产量的22.4%，山东排第二位，为18.67%，河北为12.12%，其余省份均没有超过全国产量的10%。稻谷产量占全国比例最高的是湖南省，为13.84%，河南为10.14%，其余省没有超过10%，大豆生产黑龙江一个省就占了全国产量的近30%，而新疆的棉花则超过了全国的1/3，广西的糖料占到全国的近40%（国家统计局，2001）。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调查资料计算，黑龙江等九个省农民销售大宗农产品的现金收入仍然是家庭现金收入的主要来源。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新疆分别达到63.33%、54.48%、39.23%、33.27%。显然，如果不能很好地调整农业生产和经营战略，这些地区的农民将遭受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直接冲击。
2.主要农产品进口的配额数量并不大
根据相关研究，即使2002年粮食全部进口配额用完，进口玉米、小麦、大米的数量分别占2001/2000粮食市场年度总消费量的4.57%、7.34%、2.9%，而以2004年的配额量计算，进口粮食总量也仅占2001/2000年度中国粮食消费的6.02%。因此，从粮食安全角度来看，目前的配额并不会对中国的大宗农产品的生产带来重大威胁。
从积极的方面看，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也会对中国的农产品市场发育具有促进作用。因此，加快完善全国的市场体系建设和分别不同的产品和不同的地区情况来确定农业发展的战略将是我们未来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原则。
（二）补贴政策：补产业还是补人口
加入WTO之后，另外一个十分值得重视、也是在中国的学者中讨论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如何利用相关的扶持政策来扶持中国的农业发展问题。
在运用相关的政策补贴措施对农业进行补贴的问题上，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需要予以明确：尽管一些国家通过各种手段（比如农业保险）转变过去对农业的补贴方式，并逐步实现从对农业产业的补贴转变为对农业人口的收入补贴，但是就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还没有办法实现这样的补贴目标。在目前许多关于如何使用政策工具的讨论中，不少的学者模糊了这一区分，将对农业产业的补贴看作是对整个乡村人口的补贴，这样的认识如果不能予以纠正，很有可能误导或阻碍农业政策补贴措施的实施。因此，在考虑政策补贴的具体措施时，我们不能把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特别是乡村人口收入增长的问题寄托在对农业产业的补贴政策之中。各种政策补贴应该重点放在以增强农业产业的发展能力和提高其产品市场竞争力为目标（如重点扶持的领域应该包括科研、基础设施、支持劳动力转移、教育和培训等）。但是，就整个农村整体发展而言，仅有针对农业产业的补贴政策是明显不够的，还必须探索金融、财政体制改革及推动工业化发展和市场体制发育的配套政策和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