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把握文艺与政治内在的审美联系
现代有许多著名的无产阶级作家艺术家，自觉地把自己的作品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政治斗争紧密地、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卓越的艺术成就，不仅没有使他们的作品走向公式化、概念化，造成“艺术上的牺牲”，导致“文艺的衰败和贫困”，反而极大地拓展了文艺的审美视野，大大推动了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发展。譬如，外国欧仁·鲍狄埃的《国际歌》，高尔基的《母亲》，马雅可夫斯基的许多名诗，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法捷耶夫的《毁灭》、《青年近卫军》等；我国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贺敬之等的《白毛女》，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梁斌的《红旗谱》，杨沫的《青春之歌》，曲波的《林海雪原》，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等，都是极有说服力的范例。在有的同志看来，似乎文艺与政治的统一，就必然使文艺服务于什么，使文艺成力政治的“依附”，甚至是做了政治的“婢女”，亵渎了文艺，也玷污了作家艺术家的“人格”，妨碍了创造自由。这是一种糊涂观念，文艺未必就那么高贵，那么神秘，可以不为什么服务！那它对人类还有什么用呢？它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呢？作为人民的作家艺术家，在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基础上，把具有特殊魅力的文艺与社会主义的“四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完美地统一起来，才能真实而深刻地反映我国新时期的社会生活，表现时代的精神和激情。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具有融为一体的社会历史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的艺术品，因而才能受到广大人民的赞誉。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得好；“忠实于生活的真实，服务于先进的思想，井不缩小创作的自由，恰恰相反，而是赋予创作以真正的名符其实的自由。”（11）可以断言，如果一个作家对于他那个时代的政治斗争，对干人民的疾苦和愿望漠不关心麻木不仁，他绝不可能写出真实而深刻的反映一个时代社会生活的优秀作品。
恩格斯指出，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之后，伟大作家的有价值的作品，都带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性，都是文艺与某种政治的内在统一。他在《致敏·考茨基》中说，他决不反对文艺的政治倾向，古希腊奴隶社会的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其作品都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意大利诗人但丁和西班牙小说家塞万提斯，其作品同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德国剧作家席勒的《阴谋与爱情》，其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一部具有强烈政治倾向的戏剧；而“现代的那些写出优秀小说的俄国入和挪威人全是有倾向的作家。”外国是这样，中国也不例外。
对于过去时代的进步的文艺作品，其文艺与政治内在的审美联系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复杂形态，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种：
第一，直接维护人民利益的文艺作品，带有鲜明而强烈的政治倾向性。譬如，我国《诗经》中的《七月》、《伐檀》、《硕鼠》、《式微》、《击鼓》等，李白的《丁都护歌》，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杜陵叟》、《卖炭翁》、《红线毯》，施耐庵的《水浒传》等，有的直接表现人民的疾苦、不满和愤怒；有的直接向统治阶级质问和控诉；有的直接歌颂人民的勤劳、勇敢、反抗和斗争，甚至赞颂农民起义军反对贪官泻吏，直至对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揭露。这类作品，直接维护人民的利益，带有鲜明的政治思想倾向性。它们的政治倾向性与艺术性统一在人民性的基础上。这是毫无疑义的。
第二，间接符合人民利益的文艺作品，带有某种进步的政治倾向性。譬如，《红楼梦》、《西厢记》、《牡丹亭》、《西游记》和《聊斋志异》等优秀作品，有的通过封建阶级的叛逆者，揭露和批判封建社会的黑暗和罪恶；有的通过幻想揭露和反对等级森严的封建专制统治，间接符合人民反封建的愿望和利益。它们的政治倾向性与艺术性，基本上统一在人民性的基础上。这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充满矛盾因而具有“两重性”的文艺作品：其进步的一面，具有一定的人民性，基本上或者客观上符合人民的某些利益，多少带有进步的政治倾向性；其反动的一面。具有麻醉毒害人民的作用，又多少带有错误的以至反动的政治倾向性。列宁在评沦托尔斯泰时，就明确指出其作品充满了矛盾，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揭露了政府的暴虐以及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剧，暴露了财富的增加和文明的成就同工人群众的穷困、野蛮和痛苦的加剧之间的深刻矛盾；另一方面，狂信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12）托尔斯泰的代表作之一《复活》，就是这样的作品，一方面带有某些进步的政治倾向性，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另一方面又带有某些反动的政治倾向性，集中表现在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托尔斯泰主义。
周恩来同志在谈到戏曲改革时指出；“我国戏曲遗产极力丰富，和人民有密切的联系，继承这种遗产，加以发扬光大，是十分必要的。但这种遗产中许多部分曾被封建统治者用作麻醉毒害人民的工具，因此必须分别好坏加以取舍，井在新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发展，才能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13）中外文艺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作品，民主性的精华与非民主性的槽粕揉合在一起，“蜜糖和毒药是紧紧混合在一起的”（14），和人民有一定的联系，在某些方面符合人民的利益，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其进步的一面，指出和批判其错误、反动的一面。其进步的一面，即进步的政治倾向性与其艺术性在一定程度上统一在人民性的基础上。这是被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
第四，在一定意义上表现出进步的政治思想倾向性，但寓意隐晦、曲折、深沉的文艺作品，对人民是有益的。这类作品多为山水花鸟诗画。一般说来，文艺家绝不是对大自然的单纯模仿，而是在自然景物中寄托了有某种进步意义的政治倾向性以及与此有关的思想感情。正如马克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指出：写在文艺作品中的自然，已是“人化的自然”。当然“人化”的情况比较复杂，有“化”出人格的，多少带有政治思想倾向性，如陶渊明的一些田园诗就是这样的；也有从某一作品孤立地看不出“人化”的思想倾向，但联系文艺家的创作道路，仍然可以看出一定的思想倾向性，如齐白石的一些画就是这样的；还有由于无法查清文艺家彼时彼地创作的心情和意图，更难捉摸出“人化”的思想倾向，不过这类作品在文艺史上所占比例很小。从主流来看，这类作品所表现出来的隐晦、淡薄的政治思想倾向性与艺术性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统一在人民性的基础上。
由此可见，过去时代的进步文艺，由于社会生活本身极其复杂，加之创作主体——作家艺术家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时代、阶级和世界观的影响，因此政治思想倾向性表现得极其复杂；但是仍然可以看出，那些优秀的、较好的文艺作品，其进步的政治思想倾向性与艺术性，总是不同程度地统一在人民利益或者说人民性的基础上。这是客观事实，是进步文艺发展的规律。这也说明，文艺与政治的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促进，完美统一，是双方发展的需要，不存在什么“作出艺术上的牺牲以迁就政治”，更不会导致“文艺的衰败和贫困”。恰恰相反，文艺淡化、远离、脱离和超越政治的后果，那才必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文艺的衰败和贫困”。
三
《延座讲话》十分强调“文艺的政抬性和真实性”的完全一致，更强调“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这种“一致”和“统一”，指的就是文艺与政治特殊的审美联系。
因此，文艺与政治的统一，绝不是文艺与政治的简单相加或形式组合，就是说，文艺作品中的政治思想倾向性不是贴标签，艺术性也不是象有的人所说的那样，是不表现任何政治思想倾向或“意味”的“纯粹形式”，而是两方面血肉相连的、具有艺术生命力的内在统一体。有人认为：“艺术是那个叫形式的事物的另一名称，它纯粹是形式。绝非是‘有意味’的形式。一旦在人们开始谈论某形式的‘意味’，他们就把问题引渡到形式之外，也就是引渡到艺术之外了。”（15）这是说，不仅文艺与政治思想倾向无缘，而且与一切感情以至“意味”也不能相容，文艺只是空洞的形式，僵死的躯壳。不用说，这显然是自欺欺人。
周恩来同志一向主张“文艺与政洽的结合”，“文艺要求恩想性和艺术性辩证的结合”，并在这个前提下重视“文艺的特点是通过形象思维反映生活”，“没有了形象，文艺本身就不存在，本身都没有了，还谈什么为政治服务呢？”（16）显然，他认为政治思想内容要化为文艺形式的血肉，寓于艺术形象之中，构成内在统一的作品。邓小平同志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入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迸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
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17）只有象这样达到文艺与政治血肉相连的有机结合，内在的完美统一，才能充分发挥文艺的社会功能机制和艺术审美特性。忽视文艺与政治血肉相连的、具有艺术生命力的完美统一，既是对文艺审美特性的损害，也是对文艺自身所渗透的政治思想性的削弱。
事实上，表现在文艺作品中的政治思想倾向性，已不同于政治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而是经过作家艺术家情象思维（用情感和形象进行思维）熔成观念形态的审美意象，再经过艺术载体的物质传达铸成审美艺象的艺术灵魂。因此，政治性与艺术性在作品里成了不可分割的艺术化合物。文艺创作过程，就是包括政治生活在内的社会生活即审美客体，在作家艺术家头脑中双向交流、建构而完美统一的复杂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治思想倾向性从人物、场面、情节、意境和情感中自然而然流露出来，而不应当把政治观点赤裸裸地指点出来，硬塞给欣赏者。这是创造性文艺生产的特殊规律。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文艺的美学理想，就是根据文艺生产的特殊规律提出来的。他认为未来的社会主义文艺，应是“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18）。其精神实质就在于把浸透在意识到的历史内容里的政治思想倾向性，同生动的艺术形象的完美融合，即真实性、政治思想性和艺术性三位一体的完美统一。违背这个规律，就会严重阻碍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发展。
周恩来同志根据文艺与政治内在的审美联系和辩证统一关系，提出文艺的认识、教育作用与审美、娱乐作用也是辩证统一关系。他说：“文艺的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是否是统一的？是辩证的统一。群众看戏、看电影是要从中得到娱乐和休息，你通过典型化的形象表演，教育寓于其中，寓予娱乐之中。”（19）对于戏曲艺术，他还提出“要把艺木舞台同政治舞台结合起来”，（20）以充分发挥文艺的认识、教育与审美、娱乐辩证统一的社会功能机制。
因此，衡量文艺作品的好坏优劣，除了强调政治思想标准之外，还要十分注重艺术标准，应坚持二者在人民利益基础上统一的美学原则。“统一”得好的或较好的文艺作品，应具体地从政治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统一上给予充分的肯定，在融合一体的社会历史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方面，作出高的或较高的评价。对于政治思想上没有问题而艺术上粗糙的作品，应从艺术上指出其弊端，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有些作品在政治思想和情调趣味上有某些错误倾向，或者不健康，但有某些艺术性可以借鉴，除严格从政治思想上排斥／批怦之外，应以它们在艺术上的贡献大小作出适当的评价。对于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作品和极端庸俗颓废的黄货，要坚决予以彻底批判，后者还要消除干净。综上所述，要在文艺力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基础上，尽可能地正确把握文艺与政治内在的审美联系；既坚持政治方向的正确性，又注重艺术形式的完美性，而且特别强调政治思想性和艺术性和谐统一的美学原则。这不仅符合马列文论、毛泽东文艺思想关于文艺科学的基本原理，而且也符合几千年人类进步文艺发展的历史。那种认为“文艺与政治不能统一”，统一必然导致“文艺的衰败和贫困”的说法，是荒唐可笑的，是违背文艺创造实践及其发展规律的。按周恩来同志的形象说法，文艺与政治的内在统一关系，就好比是两条腿走路。反对它们的统一，就是主张一条腿走路。显然，“统一”与“单一’，本来并不难理解，但是有的同志一遇到对立面的双方关系时，思想方法不对，主要是缺乏唯物辩证法，往往大谬不悟地主张一条腿走路，难免要跌跤，受到艺术辩证法的惩罚。
注释：
（1）见《文学传统与作家的精神地位》一文，《文学自由谈》》1988年第6期。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297凡
（3）（4）（5）（6）（7）（13）（16）（19）（20）《周恩来论文艺》第91、82、21、93、94、27、91、92、15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8）《鲁迅全集》第5卷第348～349页。
（9）（12）《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1卷第69、282～283页。
（10）转引自《外国名作家传》上册第58页。
（11）转引自《车尔尼雪夫斯基》第85页。
（14）高尔基：《论文化》，转引自《文艺报》1960年第6期。
（15）见《文学的，非文学的》一文，《文学角》1988年第1期。
（17）《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文艺报》1979年第11～12期。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