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线性传播与文学的历史发展
三 非线性传播与网络文学
在当代计算机与网络技术的推动下，非线性传播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从非线性传播的角度出发，文学可以被视为交往网络、开放叙事与动态世界。
网络与文学的关系由来已久。加拿大传播学家奥恩在分析荷马史诗时曾说：原始口语讲故事是将互文性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情。[4]根据美国学者博尔特的看法，网络作为一种组织原则潜存于一切书写文本，荷马的口语诗证明网络比写作自身更为古老。荷马的网络是通过在诗人与听众双方心目中的副本建立的，它包含了所有的神话人物及其故事。诗人援引上述网络以讲述故事。古代世界中书写发明之后，建立自己的网络变成了作者的任务，这种网络由文本之内参考文献及引文所组成，并与文化中由其它文本所形成的更大的网络相联系。[5]如今，网络建设的重任已转移到科技工作者及网络商肩上。他们所建成的网络其实是人工平台，任何写作（不仅是文学创作）都可以在这一平台上运行。反过来，凡是在该平台上从事的写作，都被纳入了赛伯世界，成为庞大的交往网络的组成部分。文学本就应当成为促使人们心心相印的虹桥，电子超文本网络为实现文学的使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
电子超文本网络的特点在于开放，任何书籍、任何图书馆都可能有开放的一面，但开放的程度远无法和万维网相比。正因为它高度开放，所以能够像大洋那样吸纳百川。电子超文本网络所汲取的不仅仅是数码信息。事实上，传统的印刷出版在网络时代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出版印刷实际上是一个收集、创造、汇兑和发送信息的过程。这里的发送包括将信息发送到打印机、照排机、直接制版机甚至印刷机，也包括发送到网上。就纸面印刷而言，上述流程涉及到写作者、记者、杂志社和出版社以及印刷厂等，他们将在网上交换信息，完成出版印刷全过程。[6]对文学而言，万维网成了集成多样化信息的宝库。在这个宝库中，人们都可以寻找到自己所渴望的作品，都可以追踪任何作品的来龙去脉。
在谈到书写所起的作用时，奥恩曾指出：“通过将思想分离于一个写就的表面、与任何对话者分割开来、在这种意义上制造出一种自治而对任何质询都无动于衷的说话方式，写作将话语和思想呈现为无关其它、有点自我包容而完足。”[7]这种自我包容在文本结构上导致叙事闭合。当代信息科技对于写作的意义之一，是使交叉参考固定化、外在化、电子化，从而推动叙事由闭合走向开放。正如兰道所说，超文本系统将每个文本塞入关系网中，允许进行非相续阅读与思考。这样做的结果之一，是弱化了文本的边界。这可以被认为是纠正了将一个文本从其上下文中抽取出来的人工分割，或者是在破坏了书本的一种主要特性。[8]在这一意义上，集中体现非线性传播特点的电子超文本是和产生分离的、自我包容的说话方式的印刷品背道而驰的。因此，基于电子超文本网络的文学创作应当将开放叙事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作品本身绝不要求首尾分明、边界清晰。不论是内部或外部的链接，不论是诞生伊始就已有的还是热心的读者后来给加上的链接，都将作品引向浩瀚的信息海洋或文本宇宙。电子超文本网络提供了将诗、小说之类作品与包括评论、素材等在内的相关文本联系起来的集成性信息环境，也就促进了开放叙事的实现。
在口语时代，讲述故事的人可以从作为公共资源或公共记忆的故事集、人物集里调用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这种情况和新闻组、多用户网络游戏以及在线聊天系统中所发生的情况很相似，也和电子超文本网络的组织方式相通——万维网以现存的网络为基础，运用链接来整合分离的节点，并记忆它们之间的关系与模式。人的记忆依赖于头脑中的暂时神经联系，任何不经常被调用的记忆都易于消退。与此相类似，在时间的长河中，口语文学在公共记忆中的位置取决于被复述的频率。在万维网上，彼此链接的网页可以被扩展、被复制，也会被删除、被废弃。它们会失效、过期或从热点目录、推荐链接中消失，没有任何东西是永久的。因此，以之为依托的文学本质上是一个动态世界。
上述回溯表明：文学的演变与历次信息革命息息相关。文学的历史既是传播史、媒体史，也是科技史、信息革命史。尽管文学堪称源远流长、形态多样，由于我们所处的是数码科技引领风骚的时代，因此理应更多关注基于电子超文本网络的文学。
四 非线性传播与文学观念
文学离不开传播。传播所固有的线性和非线性的矛盾不可避免地要对人们关于文学的认识产生影响。现今我们所习惯的，主要是在线性占主导的书面传播氛围中形成的文学观念。然而，即使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即从交互性、交叉性和动态性开拓对于文学本质的认识。
如果我们着眼于线性文本，自然可以说文学的本质是“再现”或“表现”。如果我们着眼于以非线性为特征的超文本的话，那么，文学的交往本质便凸显出来。文学不是寻求无伴侣、无反馈、无互动的“再现”或“表现”，而是在交往的过程中被驱动。不论是孔子所说的“不学诗，无以言”，[9]魏徵所说的“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10]还是列夫·托尔斯泰所说的“艺术起源于一个人为了要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11]萨特所说“没有一种艺术可以不为别人或没有别人参加创造的”，[12]都表达了对于文学的交往本质的认识。
线性文本所追求的径直性和超文本所追求的交叉性给我们带来的是迥然有别的视野：对于前者来说，文学存在于文本，而文本具体化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作品；对于后者来说，文学存在于文本网络，而文本网络具体化为无处不在的互文性（textuality）。这种互文性不仅是内部的（intra-textuality）、诸如小说《西游记》中散文与韵文的关系那样，而且是外部的（extra-textuality）,正如东方的取经故事系列、西方的列那狐故事系列所展现的关系那样。当然，书面传播支持的主要是线性文本，具体地说，不论在什么时候，摆在读者面前的总是一个个单独的文本（如印好的小说《西游记》之类）。除非是专门的研究者，否则，人们很少会想到去追踪玄装的《大唐西域记》，更不会想到沃特斯、比尔、鲍尔顿等人对它的译述。作为一般的欣赏者，我们无须知道明万历年间曾有过《唐三藏西游释厄传》，更无须知道印度《罗摩衍那》对远东的猿猴传奇产生过什么影响、福建泉州开元寺的雕像可否成为孙行者形象是舶来品的根据。即使我们想知道，要汇聚有关资料实在太困难了。互文性虽仍然存在，但毕竟仅仅是观念形态的。我们通常只能满足于从观念中把握文本之间的联系，要使上述联系用物化的形态表现出来、固定下来委实不容易。不过，毕竟有人耗尽心血在做《十三经注疏》、《十三经索引》这类工程，毕竟有人想到作诗要“无一字无来历”（宋代江西诗派），毕竟有人想到研究《戏剧在<金瓶梅>里的作用》这样的论题（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K.N.Carlitz）。“互文性”这一概念的提出，本身就说明了文学作品应当在交叉参考中获得定位。不仅如此，“文学”的本质也只能在交叉参考中得到界定。孤立地给文学下定义的做法，并不见得可行，因为它忽略了文学本身存在于更大的社会网络之中的事实。
从线性文本的稳态性出发，我们认定文学是一种相对确定的存在。不论是李、杜之诗，还是蒲松龄、曹雪芹的小说，作者在世之日人们读到的作品，与当今人们所读到的作品似乎没有什么两样。不仅纵向传播如此，横向传播亦然。我们虽然知道翻译“信、达、雅”之难，但总是或多或少地相信自己能和英国人谈论同一个莎士比亚，正像相信英国人能以我们的方式理解汤显祖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非线性传播所包含的动态性，那么，情况也许就大不相同了。既然文学作品是一种动态的存在，那么，我们怎么能指望凡人所见略同呢？当然，由于书面传播的主导面是线性的，因此上述疑问未免近于杞人忧天。不过，当主导面为非线性的电子传播取代书面传播的地位而兴盛起来时，这一问题的价值便远非昔日可比了。如今以光盘或在线形式广为传播的超文本作品，就是以“常见常新”的动态呈现为特色的。不仅不同读可能接触到同一文本的不同呈现，而且，同一读者在不同时刻也可能与同一文本的不同呈现遭遇。阅读行为本身被作为一种变量输入文本，文本因此伴随阅读行为而发生变化，我们不能指望存在亘古不变的作品了。即使在书面传播独占鳌头历史条件下，我们也不能无视文学从整体上说随历史条件变化而变化的事实。因此，要想寻找出一个涵盖古今的“文学”定义，客观上是不可能的。在这方面，郭绍虞等老一辈学者在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时对我国古代“文学”一词的内涵的考订，值得我们重视。
由于非线性传播在当代信息科技推动下的迅猛发展，许多传统的文学范畴正面临着挑战。例如，在古典美学中，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关于情节和故事的定义奠定了叙事的基础。根据他的看法，情节应该是个有开端、中部和结尾的整体。[13]这一原则受到了超文本所代表的非线性传播的质疑。按兰道的说法，超文本使固定的顺序、确定的首尾、随之而来的统一性和整体性的知觉都成为问题。[14]结构是决定叙事文学思想艺术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有两个方面的使命：一是将作者的创作意图通过情节构思的框架传达给读者，另一个是由读者对文本进行“解构”，寻求“叙事”与“结构”之间的空间。不少文学实验的重点，是在结构上进行创新。集中体现非线性传播特点的网络超文本在挑战传统文学观念的同时，也开拓了创新的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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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详见拙著《传播心理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4月版。
[2] 《论语·阳货》，中华书局缩印本《十三经注疏》，总第2524页下。
[3] 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5月版，第101、104页。
[4] Ong, Walter J., Orality and Literacy: the 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d, Methuen Press,
[5] Bolter,Jay David. Writing Space: The Computer, Hypertext, and the History of Writing.(
[6] 王选《出版印刷业将迈向数字化网络时代》，《计算机世界》
[7] Ong, Walter J., Orality and Literacy: the 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d. Methuen Press, New York, 1982，p132.
[8] Landow, George P., Hypertext: The Convergence of Contemporary Critical Theory and Technology. Johns Hopkins UP, 1992, p62.
[9] 《论语·季氏》，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9月版），总2522页下。
[10] 《隋书》卷76《文学传序》，中华书局1973年8月第1版，第1729页。
[11] 列夫·托夫斯泰《艺术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5月第1版，第46页。
[12] 萨特《为体写作》，引自伍蠡甫等编《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1月版，第195页。
[13] 亚里斯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12月版，第82页。
[14] Landow, George P.， Hypertext: The Convergence of Contemporary Critical Theory and Technology. Johns Hopkins UP, 1992，p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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