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中的政治与政治中的学术资料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9-26
从今天的角度，人们可能更多地看到当时政治意识形态对巴赫金学术思想研究的负面影响，例如，在评价当代西方几种语言学理论、评价形式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等论著中那种带有居高临下的、严厉的批判性语调，那些当时流行的权威的、宣判式的表述方式，等等，确实缺少一点平等的学术讨论所必须的平和。巴赫金自己后来谈到这些论著时也讲，“在这并不美满土地上和并不自由的天底下所创造的一切，在这种那种程度上都是带有缺陷的。”这就明确地表明了对那些论著的不满。他认为这些论著并未完全体现自己的思想，如果是现在来写，以他自己的名义发表，他肯定不会那么写的。
这种遗憾也存在于奠定他学术声誉的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成果之中。1928年《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一书是他第一次以自己名义出版的论著，这部书在30多年以后修改再版，也给巴赫金带来了世界性的学术声誉，但在巴赫金看来，这部著作也留下了遗憾。他后来曾在与鲍恰洛夫的谈话中表达了这种遗憾：“我不能直接述说有关主要的问题……这就是折磨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的关于神的存在的哲学问题。我总是在那里来来回回，不得不克制自己。一个思想出现了，又是来来回回地转。甚至要谴责教会。”(注：鲍恰洛夫：《关于一次谈话和围绕这次谈话》，转引自钱中文《理论是可以常青的》，载米·巴赫金著《哲学美学》，第50页。)巴赫金尽管在内心要比当时大多数学术思想人物自由得多，但这自由也并不是无边无际的，他也不得不考虑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和接受程度，不得不“戴着脚镣跳舞”。
那么，这种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对巴赫金学术思想的影响是否仅仅是负面的?应该说不是。即使在那些以朋友名义出版的著作中，尽管巴赫金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和观点难脱那个时代的制约，但马克思主义给了巴赫金其特有的开阔和深刻。巴赫金少年时就接触过马克思主义，所以他对十月革命后作为苏联社会权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并不陌生。尽管当时布尔什维克实际的意识形态比经典马克思主义要狭隘肤浅，但通过它毕竟可以窥视一个具有极大理论深度和力量的由马克思恩格斯创造的思想世界。事实上，所有的理论、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是一种限制，同时也能提供一种洞见。在这方面，巴赫金提供了一个范例。
不仅巴赫金的学术著作与当时政治意识形态有内在的关联，就是巴赫金学术命运的沉浮也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第一部给巴赫金带来国际声誉的是60年代初经过修改后再版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的专著，他让人们看到了一种独特的小说理论和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新见解，但这部书其实在1928年就已经出版，尽管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卢那察尔斯基写过书评对这部著作予以肯定，但这部书并没有带给巴赫金多大的学术声誉。其原因并不仅仅是它出版时在学术界引起了争议——并不是大家都认可它的基本学术见解，更重要的是它20年代初版时巴赫金已经被捕，同时，这部著作中强调复调小说的理论基础是对话哲学，这种对话哲学的精神与当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控制的要求更是势同冰炭。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学术论著在20年代与60年代截然不同的命运和学术效应，并不仅仅是因为巴赫金后来的修改，更重要的是社会政治气候的变化使然。巴赫金在60年代不仅仅是作为一位有独特见解的评论家和理论家被发现的，他还是作为一位被无端迫害的圣徒般的人物被塑造的。他在几十年间的苦难经历和遭遇不能不深深地感动人和震撼人，尽管他自己很平静地对待自己的过去，但这份平静也具有特别的效应。巴赫金在60年代复出本身和复出后的轰动效应，并不仅仅是他思想学术的价值决定的，也不能仅仅归功于柯日洛夫等人的奔走和超常的社会活动能力，还与60年代苏联的政治气候和环境有明显的内在关系。
巴赫金在西方社会的遭遇和形象也与政治相关。在50-80年代东西方冷战格局中，思想学术活动往往渗透了这种冷战政治的思维，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往往被有意无意作为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战线上对抗苏东诸国的领域。西方的策略之一就是通过发现、肯定、奖励苏东诸国那些与政权保持距离、甚至反对政权、或被政权迫害的文化人进行文化策反，将他们作为一个标本，来控诉或丑化现政权。像诺贝尔文学奖这一类活动，往往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苏东进行意识形态战争的形式(这当然不意味着苏东作家获奖只是因为政治原因)。巴赫金在西方走红，除了他学术思想本身的深刻性、丰富性和独特性外，不能否认国际政治斗争的因素也起着某种作用。
事实上，西方学者恰恰是从这个角度理解和阐释巴赫金的。这方面的一个证明是由美国学者克拉克和霍奎斯特合写的《米哈伊尔·巴赫金》，这部写于80年代、被认为是“西方最权威的一部巴赫金研究专著”，(注：克拉克、迈克尔·霍奎斯特著《米哈依尔·巴赫金》中译本之“译后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9页。)可以说代表了西方学术界对巴赫金思想学术的理解。在这部书中，作者以巴赫金对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为线索来整体地阐释巴赫金的所有学术著作和他的思想学术道路，作者对巴赫金对话主义的表述也是从两条线索同时展开的，一是从理论上梳理对话主义哲学，二是从巴赫金与现实的关系角度来阐释对话主义产生的现实原因，强调巴赫金是在理论上通过张扬对话主义哲学来与他所不满的现实进行对话和潜对话。因此，在巴赫金传记的作者眼里，对话主义哲学是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的，潜在地表达着巴赫金对现实的对抗和不满。
例如在以“沃洛希洛夫”名义出版的《弗洛伊德主义：批判大纲》一书中，作者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的立场出发，用“官方意识”和“非官方意识”来解释弗洛伊德的“意识”和“潜意识”两个核心概念，并揭示两者之间冲突的社会性质而非私人性质，意识对潜意识的压制实质是官方意识对非官方意识的压制，两者之间的分裂也是如此。而在这种压抑中，“官方意识和非官方意识的分裂愈是深广，内在语言的动机转化为外在言语……即在外在言语中定形、清晰和巩固，便愈是困难。”《米哈依尔·巴赫金》的作者在引述上面一段话后，对这段话内在的真意作出这样的注解：“这是他对自己困境的自白，裂隙愈来愈大，一方是他自己的宗教和形而上学观念，一方是苏维埃政府日益强硬地坚持要人们依从俄国共产主义。”前者受后者的压制就像潜意识受意识的压制。这样，“巴赫金大胆地坚持主张心理的统治法则与国家的统治法则彼此相通，这不仅是一种理解弗洛伊德的新方式，而且是从‘地下’发出密码启示的新方式。官方与非官方意识之间的裂隙如此之大，官方的内容终于扼杀了非官方的内容。……实际上，这些大胆的言辞正是此人的夫子自道，他自己正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将沦为丧失社会地位的孤独者。”(注：克拉克、迈克尔·霍奎斯特著《米哈依尔·巴赫金》中译本之“译后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7-228、324页。)
并不只是从某些具体的论文论著看出了潜在的政治含义，《米哈伊尔·巴赫金》的作者几乎将巴赫金的全部思想学术著作当成对抗当局的寓言来解读了：“巴赫金面对斯大林主义的挑战并没有沉默，他先前的大部分论著都可以看作是学术研究外衣下的政治宣言，他本时期(指1937年到1945年的萨维洛沃时期)的著述也不例外。这些著述暗中面对的主要对手不是知识界的同道，而是斯大林主义文化本身。巴赫金运用他的表层的论题作为手段，以表达对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注：克拉克、迈克尔·霍奎斯特著《米哈依尔·巴赫金》中译本之“译后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7-228、324页。)这种寓言式解读原则贯穿克拉克和霍奎斯特对整个巴赫金著作的阐释。
那么，这种政治化的阐释是否强加给巴赫金的呢?如上所述，巴赫金的著作确实充满了政治内涵，社会论、政治论的视角是其大部分著作中渗透的视角之一，但这种政治内涵未必都是克拉克和霍奎斯特所指实的那种对当下政治情势的对抗和对话，而是更抽象、更广泛、更具有理论意义和学术意义的内涵。除了像批判形式主义、弗洛伊德主义这样比较具体的课题其政治内涵比较具体外，大多数著作中的政治内涵不具有直接的当下现实针对性。
巴赫金的思想学术成果和命运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即一个学者的思想学术成果渗透着无法抹去的政治内涵、政治泛音，他思想学术的命运也会身不由己地被政治所左右。巴赫金的启示是，一个思想学术人物能做的也许不是如何摆脱政治，拒绝政治，而是深刻地思考和透视政治，并穿越和利用它来实现自己思想学术活动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