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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录学思想研究

作者:未知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8-01-04

【内容提要】本文结合中国各时代目录学家的学术观点和社会思潮,对中国目录思想史的分段作了概括和论述,指出各时代目录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和对社会的作用,探索出中国目录思想的规律,指出在今后中国目录思想研究中要反对什么,要坚持什么,并得出中国目录思想要担负传播学术重任的观点。
【摘  要  题】图书情报工作论坛
【关  键  词】中国目录学/目录思想史/研究
【  正  文】
  目录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目录学思想是在中华文化漫长岁月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书目不仅揭示与报导一代文献的状况,而且反映一代文化学术的盛衰,专科目录更是该学科发展史的一个缩影,对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都起重要的作用。研究目录思想史是为了总结和继承我国传统目录学的优秀遗产,开拓目录学研究的新领域,发展各种目录思想对目录工作的指导作用,促进目录学的发展。
      1.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中国古代目录学思想
    1.1 中国目录学思想产生的思想渊源
  西汉的刘向、刘歆是我国书目工作的奠基者和开拓者,是我国最早的目录学家,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为儒家思想。汉代的社会思潮为经学,经学是解释和阐述儒家经典的学问,分成许多派别,各家各派严守“师法”,“家法”,为了争得官学地位,各派之间进行学术争论。当时的儒家学者作了大量的历史文献研究和理论准备工作,各派在对儒家经典的解释过程中和在整理、校订、阐释经书的过程中都论述了对经书的看法,对古代人物的评价,表明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政治观点,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以适应当权者的统治需要。这样,在儒学发展的同时,掀起了搜集、整理图书的热潮。成帝时,派刘向等将宫中藏书分门别类整理校订,其子刘歆也帮助校理,每书校毕,“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编出《别录》——我国最早的官府藏书目录。刘向编制《别录》的原因,我认为,在汉代由于文化的发展,使得“书积如丘山”,“书多散亡”。身为光禄大夫的刘向受命于皇上校订整理图书,且将整理结果供皇帝阅读,是职责使其然。在完成这一任务的同时,刘向的目的有二:一是整理图书,从中分辩学术派别及各派思想,二是发展儒家思想。
    1.2 中国目录学思想的形成
  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在经学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刘向在整理图书时,为揭示图书内容,撰写叙录。叙录的内容包括著录书名篇目,叙述校勘经过,介绍著者的生平、思想,说明书名的含义,著书的原委与书的性质,辨别书的真伪,评论思想或史实的是非,剖析学术源,确定书的价值,编出中国第一部目录《别录》。从《别录》中可以看出刘向在评论阐述学术思想、学术源流时是站在经学立场上进行评论的。刘向死后,刘歆子承父业,继续进行校书事业,在《别录》的基础上,分门别类,编成《七略》——中国最早的图书分类法。分类体系虽然是按当时学科和图书情况建成的,但体现独尊儒术的思想,所收文献分为6大类:第一大类为“六艺略”,所收文献是当时学术上和政治上的经典著作;第二类为“诸子略”,把诸子之学分为“九流十家”,包括哲学、政治、法律、经济、自然科学方面的学派;第三类为“诗赋略”,收录文学作品;第四类为“兵书略”,收录军事学书籍;第五类“术数略”包括数学、天文、历法、占卜、星象等书籍;第六类为“方技略”,收医药与巫术书籍。《别录》、《七略》形成中国最早的目录学分类思想,保存了历史古籍,清理了皇家藏书,剖析了学术派别,促进了学术的发展。
    1.3 中国古代目录思想的发展
  刘向、刘歆对我国目录学有开创之功,随后各代在此基础上继承性发展了中国目录学思想。东汉的班固十分赞赏刘向目录思想,在《七略》基础上编著《汉书 艺文志》,开创史志目录的先例。魏晋南北朝时,荀勖依刘向《别录》整理宫中图书,编著《中经新簿》,开创了中国古代图书四部分类法和史部在目录分类体系中的独立设置。到南宋时,郑樵对目录学又有新的发展,他的学术思想为“会通”,“求是”和“创新”,其目录学思想主要表现在《通志》的《校仇略》,《艺文略》,《图谱略》中,提出“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形成详明图书类例。清代朝廷编纂《四库全书总目》,在目录体例、提要撰写、文献考订方面有独特成就,在文献分类方面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对后来的目录学以颇大影响,为今人查考古代文献提供方便,一些学者把阅读该书视为读书治学的门径。章学诚是中国古代目录学思想集大成者,他的哲学思想是“道不离器”,学术观点是“六经皆史”,他的《校仇通义》是目录学理论专著。章学诚继承和发扬刘向、刘歆、郑樵的目录学思想,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高度概括中国古典目录学的精华,他提出撰写类叙和提要、编制索引、采用互著和别裁等方法,提高目录学的价值,推动了目录学的理论研究。
      2. 传播文化,宣传科学——中国近代目录学思想
    2.1 中国近代目录学思想的形成
  在中国近代史上,统治集团内分为洋务派和守旧派,两派的斗争是新学与旧学的斗争。当时的社会思潮是“西学”,洋务派主张西学,学习西方的新思想、新制度,宣传科学,以达到富国强民的目的。鼓吹“变法唯新”的新学代表王韬编辑一部专载译书的书目《泰西著述考》,对当时中国了解海外起到启蒙作用。随后,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在目录学的分类、著录方面都有创新,从类目设置上可以看出,他的目录学思想主要是宣传西方的文化、科学、教育、制度、工业等。正是在近代目录思想的指导和社会思潮影响下,1906年10月,中国第一个以图书馆命名的公共图书馆——湖南图书馆成立了。公共图书馆的出现,使文化平民化、大众化成为现实,这是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内在动力,推动中国社会进步。
    2.2 中国近代目录学思想的发展
  中国近代目录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目录学的影响,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图书分类体系,对所译西学书分类、编目,以崭新的近代学科类别作分类标准,打破传统著录法,在分类方面:分西学、西政、杂类三大类,打破“四分法”永制,具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综合性图书的雏型,为近代西方图书分类法的输入和新的图书分类法的产生开辟了道路。在著录方面:有7个著录项目:撰译日期、撰译人、刻印处、本数、价值、识语、以圈的多少表示书的重要程度,具有导读的功能。著录目的重在方便读者选读,而不是收藏,其目录思想是迎合西学大潮,是近代中国图书分类的第一块里程碑。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在中国近代目录学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该书为指引学生读书门径而编著,重视收录当世学术名著、中外科技书籍,书后附《别录》,总目与别录配合,由浅入深,从中可窥清代学术流派,具有总结清代学术研究成绩之价值,同时也可见张之洞的目录教育思想和目录治学思想,目录导读思想,目录科学宣传思想。正是由于目录的这种宣传作用,使国人了解国外发展状况,起到促人思变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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