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一种社会学的阐释
“叙事现实主义”同样依凭于科学与宗教世界观的分离。最典型的叙事现实主义很可能是19世纪的小说。
它要求故事有开头、中间和结尾，还要求事件必须按顺序一个接一个地发生，从而构成故事的起因和结果。它几乎千篇一律地总是以某种类型的心理活动为开头，而以行为活动作结尾，这些行为不是源于小说角色的性格便是源于小说角色的个人目的。在叙事现实主义作品中，各个事件不能像在情节剧中那样可以叠合，但是依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它们起码要能够自圆其说，并且能够根据前面已发生的事件预测后来的结局。在叙事现实主义看来，因果关系不应当是目的论的，故事既不能是由一个外在原因引起的，也不能像在希腊神话和基督教神学中所描述的那样是由一个“内在原因”引起的。原因必须或者是时间上在先的，或者是与结果同时发生的。
认识论的现实主义，即所谓能够或多或少提供关于现实的真实图像的观念或者思想，也是以现代化过程中的分化为基础的。它再次预设世俗文化与宗教文化相分离，并由此背弃了关于现实的神学观念。而且它还预设了思想观念是区别于自然（和社会）的，以便使前者能够描述自然。在伦理学和道德规范领域，情况更是如此。霍布斯、洛克、卢梭和康德的“自然法则”的伦理思想都设定了这样一个前提，即抛弃以神学为基础的伦理学（例如在托玛斯主义的思想中发现的那样），设定一种以自然或理性为基础的道德规范。但是，自然法则的确立有一个重要前提，这就是必须预设文化与社会的全面分化，并且分别在“应当”的领域和“是”的领域内再生产自身。在这些道德规范中，神圣的“应当”不是归于自然领域就是归于理性领域，完全与现存的日常生活的世俗领域无涉。
现代主义的自洽性
进一步的分化和自主化把我们带到一个完全的文化现代化阶段。在“现代”中，每个文化领域都获得了最充分的可能的自洽性，每个领域都获得了韦伯所谓的自主权。这就意味着每个领域都变成是自我立法的。一种流行的说法是，现代主义的（或者更加错误地说是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形态是“自我指涉的”。我发现这种说法会使人产生误解。这种自我指涉性的思想在此可能是来源于索绪尔的意义出自差异的观点。许多分析学家认为，符号的意义关系实际上只是语言中众多符号差异中的一项内容。索绪尔本人对这项内容的解释是相当含糊的，而现代的索绪尔主义者却把它过于简单化了。这确实是一种过分简单化的看法。因为在任何语言中，语义不仅取决于诸符号间的关系，而且取决于诸指称间的关系，并且还取决于相关的符号和指称规则的确立。况且，即使意义完全是由诸符号间的差异所决定的，它也不意味着符号是自我指涉的。这毋宁意味着它们对自身的外在指涉（例如指称）的能力，是由它们自身之间的差异决定的。现代主义的另一类型的“自我指涉”的例证，就是画面显得单调呆板的现代主义绘画。我们姑且承认，现代主义绘画对于美学合法性的继承权并不取决于它表现外部世界中某一被指涉对象的能力如何，但是，现代主义绘画对于美学价值的继承权也完全不取决于它表现自身的能力如何。
在我看来，韦伯的“自我立法”比起“自我指涉”更能体现出一种现代主义的准则。说某一领域是“自我立法”的，就是说它能够改进自己的习惯常规和评价模式。这就意味着某一领域的内在价值如何，取决于这个领域中的文化对象如何真正地达到这个领域自身的标准。所以，在理论领域中某个命题的价值如何，已经变得越来越少地取决于它再现现实的程度，而是更多地取决于为支持这一命题进行“理论论证”的争辩和论据。在伦理学领域中，关于实践理性的论争同样如此。在美学领域中，价值并不意味着对现实的复制，而是如格林伯格（C.Greeberg）所指出的，通过存在于给定的美学内涵之中的潜势而进行的系统的创作工作本身。
在美学领域、道德实践领域和理论思辨领域（我在此借用哈贝马斯的三分法），现代主义羽翼丰满之后便摈弃了“基础主义”。基础主义是与自治法则和自洽法则相对立的。它是一种由诸如本质、理性、现实和上帝之类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东西决定的他治性法则。所以在现代性情境下，理论思辨领域和美学领域不再存在来自于“现实”的他治性法则。在伦理学领域，自然律学说和绝对命令被抛弃了。合理性论证与其说证明了康德的建立在本质主义基础上的理性观，不如说证明了伦理学的命题。
在讲到“后现代化”之前，有必要扼要地对现代性做两点进一步的说明：第一点是关于古典社会学的起源问题。古典社会学的诞生与我刚才提到的在伦理学、美学和认识论领域中发生的变革大致同时。古典社会学家如韦伯和迪尔凯姆放弃了实在论的认识论和理性主义伦理学，他们像马克思和尼采那样，选择了“社会学的”
认识论和伦理学。这意味着道德和认识是由各种社会因素或者说是由各种社会利益决定的。与前述现代主义伦理学和认识论在艺术上的、更多地是在哲学上的探讨不同，古典社会学的认识论和伦理学最关注的问题不是它的理论命题或规范命题的正当性，而是它的来源。这些来源不是某个特定领域的自洽法则，而是诸如某个社会阶级和某个民族这样一些另外的社会存在。总之，它们不是像“本质”或“现实”之类的普遍性的存在。因此它不是一种完全的基础主义。的确，根据韦伯和迪尔凯姆对文化的社会学阐释，伦理学和哲学思辨只是同一个“生命形式”如某种民族或某一社会阶级的构成部分，而且正因如此，才具有它自身“内在的”规定。
第二点是关于理性问题。有些分析者如肖斯科（C.Schorske）、贝尔（D.Bell）和弗里斯比（D.Frisby）等人把现代主义理解为主要是一种反理性主义的现象。另一些人如哈贝马斯、阿多诺（Sdorno）和格林伯格却声称，现代主义基本上具有理性的特征。我认为，文化领域的自洽化既为非理性主义又为理性主义留下了发展空间。这就是说，他治法则的摈弃，开辟了通向非理性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各自道路。这样，在理性的自我下面显露出来的无意识本能层次的空间，既可以导向弗洛伊德式的由理性本身决定的自我的拓殖，也可以导向尼采式的对本能的权力意志的非理性主义的礼赞。在绘画艺术中，消除了由现实决定的他治法则，这就既为非理性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表现派，也为明显地属于理性主义的立体派和构成派的发展留下了空间。在我看来，古典社会学本身就是现代主义中理性主义起点的主要部分。社会学很可能就是在个人主义的浪漫主义对启蒙理性的反作用中诞生的。但是当阶级、道德心共同体、民族等这些特定范畴终于成为社会学的术语时，社会学向人们表明：它依靠理性赢得了胜利。在那些具有科学特征的新的学科理论命题中，社会学的、现代主义的理性精神是显著的。况且，认可理性的论证正是为了支持这些命题。接下来，西梅尔（C.Simmel）、迪尔凯姆、韦伯都致力于对社会秩序，以至对社会本身的合理性的探究。最后，这些理论家终于把道德与理性的社会法规相互联系起来。
后现代主义的消除分化
如果说文化的现代化是一个分化的过程，那么后现代化就是一个消除分化的过程。如果说韦伯是现代（以及作为分化的现代化）范式的理论家，那么后现代范式的理论家就不是鲍德里亚，而是本杰明（W.Benjamin）。一个既定的文化范式是由四个主要部分组成的，它们是：（1）不同类型的文化对象——美学的、思辨的、伦理的，等等——之间的关系；（2）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3）它的“文化经济”。
构成文化经济的诸因素，如文化机制、文化产品流通的方式，以及文化产品本身都是文化的生产和消费的条件；（4）意义表达方式，即表示符号意义者（能指）、符号所表示的意义（所指）和符号指涉物（所指项）之间的关系。如果说现代化使得所有这些部分产生分化，那么后现代化则意味着要对这四个部分的每一个分化予以消除。
首先，三个主要的文化领域在后现代化的过程中，丧失了它们的自治性。例如，美学领域已开始向理论思辨领域和道德政治学领域扩张。其次，用本杰明的话说，文化领域不再“奥拉蒂克”（auratic），就是说，文化不再有意地与社会相分离。这样，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部分地被打破了。随之而来的是，高雅文化赢得了大量的受众。但这也是文化交往的一个新的内在性要素，在文化交往中，表述也具有符号的功能。
第三，“文化经济”变成了对分化的消除。在文化的生产方面，那些颇受后结构主义者推崇的著名作者或者消失了，或者被融入了文化产品之中，就像在80年代后期的传记小说中以及在从安德森（L.Anderson）到麦克莱恩（B.Maclean）的表演艺术中那样。在文化的消费方面，差别（分化）正在消除。例如自从60年代中期以来，某些戏剧类型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倾向，包括观众本身也成为文化产品的组成部分。文化的最重要“机制”之一就是评论，它介于文化产品和消费者之间。一些评论家已经开始对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之间的区别提出质疑，正如他们对文化机制和文化对象之间的区别提出质疑一样。其他的“机制”还包括那些商业性地运作的文化对象，以及在这种商业性运作过程中广告所起的作用。随着流行录像和伪装成流行歌曲的广告的出现（在80年代后期，就像在60年代初期的黑人音乐那样），使人难以说清商业运作机制到哪儿停止，文化产品又从哪儿开始。
最重要的或许是表述方式本身。如上所述，现代主义把能指、所指和指涉物的角色地位作了明显的划分和自洽。与此相反，对于后现代化而言这些差异是未定的，尤其是能指与指涉物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或者换一种说法，表述与现实的关系不是预先确定的。在这里，通过意象而不是文字意义在表述过程中所占的比率的不断增大。这就是消除差异（分化）。在消除差异的过程中，与文字相比，意象在更大程度上与指涉物相似。公正地讲，指涉物本身更主要地是面对能指。这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变得充满现实感的原因，在电视、广告、录像、电脑化、随身听、汽车卡式录音机，以及发展至今的CD、VCD和DAT中包含了越来越多的表述。这种指涉物对能指空间的入侵和能指对指涉物空间的入侵，正是沃霍尔（A.Warhol）所谓“过滤网”理论的明确主题。
看起来这像是向现实主义的回归，但是实际上它所刻划的现实对象本身就是一种意象。克罗伯格（D.Cronenberg）执导的影片《录像场》就十分强调这一点。在这部影片中，主角詹姆斯·伍兹（James Woods ）的身体越来越多地具有录像机的功能，而录像带本身则变成了一种不知是什么样的粘糊糊的东西。
我提示的这种类型的后现代主义确有某些可取之处。其一，意义状况这个概念不只是针对语言和结构而言，它完全超越了这一范围，涵盖后现代主义文化对象的所有领域。其二，无论是要说明文化对象的生产状况，还是要说明文化对象的接受（消费）状况，对于这种类型的后现代主义说来都是能够胜任的。其三，分化与消除分化两者的周期性转化。某些论者并不清楚他们所谈论的后现代主义，一方面有别于现实主义，另一方面又不同于现代主义。这种类型的后现代主义把现实主义看作是文化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实主义仅仅是分化进程中的一个节点，它不如现代主义在分化的道路上走得那么远。
直截了当地说，我并不认为当代文化整个地或者绝大部分地必然是后现代化的。在这个时代还流行着各种文化对象——包括现代主义的、现实主义的，以及诸如哥特式的和基督教的文化对象之类的前现实主义的文化。其次，还应当看到许多经验地存在着的文化对象融合了现实主义的、现代主义的和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所以，我只是把“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作为理想类型来使用，在文化史上也是如此，完全不存在文化范式间严格的前后更替的序列。例如，我认为超现实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后现代的，然而从表面上看它又处于现代主义的鼎盛期。但是即便如此，本书的论纲还是指出，现代主义的文化对象是从19世纪后期起蔓延开来的，后现代主义则是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开始了影响日甚的扩张。
所有这一切表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差别。在我看来，这一差别与其他的差别相比意义更为重大、更为根本。这个差别是：现代主义认为陈述是或然性的，与此相反，后现代主义却把现实或然化了。让我对此作个解释。按照观念型“现实主义”的观点，文化形式无疑是能指，而能指无疑又是被设定用于陈述现实。因而现实主义既不把陈述也不把现实看作是或然性的。正如我在上面说过的，现代主义的自主化，也是文化形式对于现实的自主化。所以当陈述变成自我立法时，它们就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意义模糊。
这样做是为了吸引观察者注意“图像的表面”，即关注于陈述自身；或者，按照格林伯格的美学观点，是为了让观察者关注于作者对美学内涵的阐发，也可以说是关注于“表征性的实践”。
之所以说现代主义把陈述或然化了，是因为现代主义把文化产品看作是对“问题的解答”的一种追求（或者说甚至是一种学习的过程）。在这种追求过程中，对美学内涵的诸多可能性的挖掘，就是对问题的解答。阿多尔诺用“美学合理性”这个术语来解释现代主义，表明他并非十分清楚他所谈论的东西。因为用美学合理性作为对问题的解释，很可能造成对美学合理性的损害。与此不同，在后现代主义看来，具有或然性的不是表征的过程，不是图像的表面，也就是说，不是陈述，而是现实自身。所以，看来超现实主义是对“高度现代主义”［借用杰姆逊（Jameson）在阐述现实主义时使用的一个术语］的一种乖离。在它看来，两个对象或者多个对象的相互置换是不适当的——而且各个对象往往都脱离了它们的基础——或然化的现实。超现实主义追求的是如何比日常生活现象更加真实，它的理论根据就是弗洛伊德关于本能作用的学说。半个世纪之后，人们发现现实的或然化并非源于本能冲动的深处，而是来自于社会，但社会的每个表面，每个经验的现实，主要地是由图像或陈述组成的。马格瑞特（Magritie）就曾经说过，超现实主义与其说是美学的，不如说是“哲学的”，超现实主义可以用来区别作为完整的文化范式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这样，后现代主义也可以被看成是对问题解答的一种追求，即被看成是为了弄清我们的现实如何因充满纷繁的图像而变得面目全非所进行的一种努力。后现代文化本身，充其量可以说是对解决问题的一种探索，而并非是固有的“非理性主义的”东西。如果说，我们当今的社会现实确实由于某些社会的和文化的因素的作用而失去平衡，那么，对现实的新的失真予以赞美虽然有可能被人们看作是非理性主义的，但其实这是一种高度理性主义的追求，因为，它试图从美学上或者从学理上寻求某种意义。
如果这个分析是正确的，那么可以看出后现代主义比现代主义对社会秩序和文化秩序具有更大的威胁。这是因为，第一，后现代主义既渗透到高雅文化中，也渗透到大众文化中，而现代主义文化的影响只是局限在高雅文化领域。更有甚者，它还威胁到文化范式的稳定。如果说现实主义希望陈述和现实表现出稳定和有序的话，那么现代主义的自洽和自我立法就会有效地打破陈述的稳定。而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的消除分化却导致了我们的现实经验本身的混乱、浅薄和反复无常。
- 上一篇：全球化、后现代与人文科学的未来
- 下一篇：试论社会主义信念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