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论析
二、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出现的原因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不单纯是民族问题, 而更多的是经济和社会问题, 但由于少数民族在数量上的“少”和经济文化素质上的“差”, 使这方面的问题相对突出。从表面上看,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产生无怪乎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是来自城市方面的原因, 主要是城市现行体制、制度与政策等制度化与非制度化方面的因素; 另一个就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身的原因, 主要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文化素质低下、专业技能缺乏及其他相关因素。当然, 更深层次的原因应该是城乡之间、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以及因此而导致的文化冲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出现是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
1. 来自城市尤其是管理体制方面的因素是产生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外在原因, 也是流动人口问题产生的共同因素。有研究者指出,“在中国,与流动人口有关的许多问题实际上是由我国的制度建构出的”[11 ]。当前, 我国是典型的城乡二元体制, 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教育、卫生、福利等政策均将重心偏向于城市居民, 而作为不具有城市户籍的外来人口包括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则不能够享受。对此, 社会美国社会学家帕金(F rank Park in) 认为, 任何社会都会建立一套程序或规范体系, 使得资源和机会为社会上某些人享有而排斥他人。其中一种是集体排他方式, 例如以种族、民族、宗教为区分标准,而将某些社会群体整体地排斥在资源的享有之外[12 ]。包含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内的流动人口群体由于不具有城市的正式户口, 而在整体上被排斥在了城市的正式居民之外, 他们与本地城市人形成两大截然不同的群体, 构成城市社会的“新二元结构”。作为流动人口的重要部分,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亦被排除在城市体制之外, 不能够在城市中享受到普遍意义上的国民待遇。在就业方面,“中国许多城市在劳动就业方面仍将相对较好的职业留给本地人, 以保证城市居民享有好职业的优先权和独占权, 外来务工人员被明确地排除在这部分职业的范围之外”[13 ]。城市的这种“职位保留”政策也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排除在很多正规职业之外, 使其只能在非正规部门谋求就业, 从而会遇到就业问题。再加上他们在城市生活期间, 城市支持系统功能的缺位与弱化使得城市社会支持系统无法为其提供更多的支持与帮助, 最终容易陷入贫困之中。当然, 在现行教育体制下, 城市公立学校不能满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的需求, 现行的教育体制使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成为一个大问题。
2.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身的文化素质以及专业技能的缺失与不足是问题出现的内在因素。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身携带的人力资本禀赋较低, 不仅文化素质低下, 语言能力较差, 而且专业技术缺乏, 缺少竞争能力, 并非像普通流动人口一样系来自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的底层精英, 这已为已有的研究成果所证实[14 ]。一般情况下, 受教育程度是衡量劳动者个人素质高低的重要方面, 也是个人社会生存能力的内在基础。显然, 部分少数民族人口自身低下的文化素质使得他们在城市中不太容易适应城市管理方式和城市现代文明, 最终给城市社会带来诸如环境卫生问题、影响市容市貌问题、违规与违法经营问题乃至超生多生、违法犯罪等问题, 影响到城市的正常生活秩序和社会环境稳定。另外,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由于自身的文化层次较低, 专业技能欠缺, 先天性人力资本的不足以及后天在城市中的社会资本积累有限, 使得他们在城市中不能够顺利地实现就业与创业, 部分人除了可依靠民族身份实现底层与自雇式就业外, 很多人在残酷的市场与就业竞争中只能是处于下风。当然, 与就业问题紧密相连的就是贫困问题, 无法实现就业或就业不足肯定会导致在城市生活困难, 再加上城市社会保障系统的缺位, 其很可能会陷入到贫困中去, 甚至有些还可能因此而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威胁到城市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
3. 城乡之间、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以及基于此出现的文化冲突与文化不适应是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文化冲突以及文化的不适应。这种不适应是一种双向的不适应, 一方面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的不适应, 不仅包括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往往承袭流出地的生活习惯, 不去主动地适应新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而且包括他们面对城市的异质性文化无法无力来应对; 另一方面是城市居民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不适应, 他们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等感到不理解, 导致纠纷矛盾频繁发生。这种双向不适应问题最终导致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出现。其中,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社会的文化不适应是关键的环节。
有研究者指出,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属于时间、地域、文化的三维空间移民: 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时间移民; 从农村地区到城市领域的空间移民, 从少数民族聚居区到汉族聚居区的文化移民。他们面临多方面的交流与适应难题: 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适应; 从农村生活到城市生活的文化适应; 从少数族群边缘文化到主体民族主流文化的适应, 从家乡的主人角色到他乡的客居角色的适应, 从民族语言文化到汉语言文化的适应, 从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适应[15 ]。在这个过程中, 基于地域、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导致的文化冲突与文化不适成为一个新问题。有研究者提出,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适应城市方面面临的压力更大。他们不仅要面临城乡文化冲突和融合问题, 而且也要面临与其他民族的冲突和融合问题; 不仅要突破城市户籍制度、单位制度等障碍, 还要突破民族文化、风俗习惯和语言等障碍, 因此, 与汉族流动人口相比他们面临的困难更大[16 ]。他们从陌生偏远的民族地区进入到五彩斑斓的城市后, 由于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与城市居民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他们自身携带并适用于民族地区乡村的民族文化、乡土文化与城市现有的生活方式与管理制度等城市现代文明之间存在着较大的不一致,“由于少数民族文化水平相对较低, 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上与城市生活方式也存在文化冲突”[1 ]184 , 致使某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异质的城市社会环境中不知道如何去面对、去适应,不懂得努力改变自身的行为方式, 以便积极主动地与城市社会相适应, 而是仍然按照原来的行为准则与处事方式行事, 必然会影响到城市秩序与城市社会环境。显然, 市容市貌问题、环境卫生问题、违规与违法经营问题以及社会治安问题等都是区域文化、民族文化、城乡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都市文明冲突的一种必然凸显。
另外, 来自城市居民的偏见与歧视也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之所以会出现的一个因素, 是城市居民不去适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重要表现。偏见通常是歧视产生的基础, 很多形式的歧视都产生于偏见的态度。而“偏见经常源自刻板印象, 源自对某一群体成员固定的、僵化的刻画……刻板印象在文化观念中根深蒂固, 即使明确歪曲了现实, 也很难被改变”[17 ]。城市中的部分居民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怀有一种概念化的印象, 总认为他们落后、野蛮、不讲卫生、缺少教养等等, 不愿意不喜欢主动与他们打交道, 处于一种主动交往隔离与断裂的状态。美国社会学家W ·G·萨姆纳(W illiam Graham Sumner)提出, 根据群体成员对待群体的立场和态度可把群体划分为内群体与外群体。凡是成员感到自己与群体关系密切, 对群体的归属感强的群体就是内群体,内群体中的人可以产生一种同类意识, 在群体内成员表现为合作、友善、互助、尊重。外群体指凡是自己没有加入的、由他人组成的, 或这群人与自己无关的群体, 人们对外群体常常表现为冷漠、轻视或有偏见, 尤其当内群体与外群体对立时[18 ]。毫无疑问, 城里人与流动人口尤其是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之间有着鲜明的内群体与外群体的界限意识, 他们分别站在各自的立场上, 将对方视为一个与己群体完全不同类的群体, 在心理意识上,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由于受城市排斥而存在着高度疏离感, 成为游离于城市之外的群体。虽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基于民族、宗教的因素与城市原有的少数民族之间会产生某种认同, 但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与城市管理体制的影响下, 这种认同可能会让位于城里人与农村人、汉族人与少数民族的差异。因此, 内群体与外群体的区分会产生来自城市人对流动人口群体的歧视与来自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的不认同感与无归属感。另外, 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身上被打上了污名化的烙印。德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Nobert Elias) 认为, 污名化指的是一个群体将人性的低劣强加在另一个群体之上并加以维持的过程[19 ]。肮脏、随地吐痰、偷盗、不礼貌、不文明等, 似乎天然地加在农民工的身上,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更不例外。在城市人的偏见与歧视的社会环境中,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更难以谋求自己在城市生存与发展的更多空间, 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使得问题显现出来。
三、结语
应当认识到,“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人口流动问题, 它既关系到城市自身的发展稳定, 又牵动着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和民族团结的大局, 已经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迫切需要研究的现实问题”[16 ]。正确认识与妥善处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对民族关系、城市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民族地区繁荣发展、城乡关系以及民族政策的贯彻乃至和谐社会的构建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处理好有关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 不仅利于城市的稳定和发展, 而且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 对城市经济成分的多元化都有重要意义[5 ]。
当然, 不能因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存在某些问题就否定、反对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必须正确全面看待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现象, 正确看待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必然性、必要性与合理性。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是当前及今后较长时期的潮流与趋势, 其出现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对于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现象应该持一种肯定与支持的态度, 应该采取一种引导与疏导的做法, 而不是拒绝、限制与堵截。权衡利弊, 比较得失,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利大于弊、得大于失[20 ]。要采取措施兴利除弊, 鼓励少数民族流动, 并要发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积极作用, 抑制、消除其消极影响。
基于此, 要积极引导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适应城市社会, 使其能够融入城市社会, 加大其对城市社会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积极谋求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都市文明的和谐一致, 这样才能不断强化他们带给城市的积极效应, 最大程度降低其对城市的消极影响。笔者认为, 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 应该创造条件积极引导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社会相适应, 努力构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预警机制, 积极寻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消减对策, 并要采取主动有效的措施和手段来缓解甚至消除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对城市、对民族地区、对少数民族自身的负面影响, 尤其是要通过城市民族工作机能的加强来不断强化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与管理, 切实保障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与利益, 最终实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社会的真正认同。[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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