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多元化刑事简易程序构建探讨
摘要：刑事简易程序在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我国现行刑事简易程序的设计由于设置形式的单一和配套制度的缺失未能实现对司法资源的最佳配置。随着刑事案件的日趋多样性，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中建立多元化的简易程序已是必然方向。
关键词：刑事简易程序；公正与效率；多元化。
一、刑事简易程序。
关于刑事简易程序的定义，依据《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释，简易程序为“仅相对于普通程序而言，不经检察官起诉、陪审团定罪或者普通法正常程序所要求的其他程序，法官直接以迅速、简单的方式处理争议解决案件，作出裁判的任何诉讼程序”。[1]（p504）《牛津法律大辞典》的定义是：“简易程序（Summary Jurisdiction）系指由一个法官或治安法官在没有陪审团参加的情况下审问被告人的审判。”[2]（p1084）上述两大权威的法律词典都将简易程序界定为一种审判程序的简化。
随着刑事简易程序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出现，我国学者也开始探索刑事简易程序的科学定义。有的认为，简易程序相对于普通程序而言，是指在一审程序中，针对某些特定类型的案件，刑事诉讼法在确立普通程序的基础上规定的一种比普通程序更为简便、迅速的审判程序。该程序也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对普通程序的简化。[3]（p241）这种观点侧重于阐述简易程序适用案件的种类，以及其简便、快捷的特点。有的学者认为，简易程序具有三层基本含义：一是都是针对审判程序而言，不包括侦查、起诉等程序的简化；二是仍然由法官进行中立、公正的审判和裁判；三是审判程序被简化，具体表现为庭审程序的简化或省略。[4]（p20）这一观点将简易程序确定为一种审判程序，并指出简化审判程序包括简化和省略两种形式。另有人指出，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具有层次性相对应，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的内容，分别是相对于完善形态的刑事简易程序、相对于一般形态的刑事简易程序和相对于现实形态的刑事简易程序。[5]（p159-160）该观点不局限于审判程序的简化，而是着眼于整个刑事诉讼结构，呈现了一个动态、立体的简易程序。
上述观点从不同角度展现了刑事简易程序的内容，但无论是何种观点，都不能否认刑事简易程序是相对刑事普通程序而言的。要想对刑事简易程序进行准确的界定，须先弄清楚什么是刑事普通程序。从广义上来说，一个完整的刑事普通程序应当包括立案、侦查、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审判及执行等程序，从狭义上来说，刑事普通程序就是指刑事审判普通程序。与此相对应，简易程序在广义上是指符合正当程序要求，可快速处理刑事案件的特别程序，而在狭义上则特指各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对刑事一审程序的一些环节或步骤予以适当简化，从而快速处理刑事案件的程序。[6]（p72）随着对刑事简易程序的研究不断深入，仅仅讨论审判程序的简化已经不能满足立法和司法的需求，因此，对刑事简易程序应当作广义的解释，即指符合正当程序要求，可快速处理刑事案件的特别程序。
二、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缺陷分析。
（一）刑事简易程序设置形式的一元化。
我国刑事诉讼法设置了一元结构的刑事简易程序。1996年，我国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增加了简易程序的规定，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于2003年3月14日联合发布的《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对简易程序进行了补充和完善。2006年3月14日出台的《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增加了普通程序简化审程序，对于该程序能否视为另一种简易程序，理论界有不同认识。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认为，对被告人认罪案件适当简化审理，不是创设一种新的程序，而是在法律规定的普通程序框架内，针对被告人认罪这一事实，在审理方式上的适当灵活。因此，该程序并不是另外一种刑事简易程序。[7]（p103-104）无论是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简易程序，还是普通程序简化审程序，都只是对普通审判程序某些环节的简化，并未完全从普通程序中脱离出来，从此种意义上来讲，我国的刑事简易程序仍然是一元的。[6]（p73）我国简易程序的一元化立法模式，不利于针对案件的不同情形适用不同的审判程序，造成无论案件性质轻重，都是用同一种简易程序审理的情形。而在刑事案件日益多样化的今天，同样是轻微案件，其难易程度也各不相同，对其一律使用同样的程序审理，不符合案件分流和提高诉讼效率的目的。
（二）相关配套制度的不健全。
1.未赋予被告人完整的程序选择权。
程序选择权应该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程序建议权，即当事人有提出适用简易程序的建议的权利；二是程序否决权，即当司法机关提议适用简易程序时，当事人有同意适用或拒绝适用的权利。三是程序变更权，即在简易程序的进行过程中，当事人如果认为适用简易程序会对自己不利，有权要求将案件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只有同时拥有这三项权利，才能说拥有完整的程序选择权，然而我国现行立法即没有规定被告人的简易程序建议权，也没有规定被告人的简易程序变更权，在被告人的程序选择权方面，存在着明显缺陷。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简易程序的适用由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由人民法院决定。据此，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既有程序建议权，也有程序否决权。而被告人只有在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提出适用简易程序的提议后表达同意或不同意的权利，即被告人只享有程序否决权，并不能主动向司法机关提出适用简易程序，也就是说，并不享有程序建议权。[8]（p292）在程序变更权方面，虽然相关司法解释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被告人当庭翻供，对于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予以否认的，应当决定终止审理，并按照第一审普通程序进行审理。但这并不等同于被告人在简易程序的进行过程中，可以自由地撤回自己的建议或同意。因此可以说，我国现行立法在被告人的简易程序变更权方面也是有所缺失的。
2.被告人难以获得有效的律师辩护。
在法治发达国家，律师的普遍参与已是刑事诉讼的常态，然而，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律文化和律师执业风险等因素，律师作为辩护人参与普通程序的比例本身就不高，而据有关资料显示，辩护律师参与刑事简易程序的比例比普通程序还要低得多。[8]（p293）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强制辩护的范围仅限于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盲、聋、哑、未成年人、限制行为能力人或者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而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由于案件轻微，不可能被判处死刑，且对被告人盲、聋、哑人的不得适用简易程序，因而绝大多数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无法适用强制辩护。加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26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被告人委托辩护人的，辩护人可以不出庭，只需在开庭审理前将辩护意见送交人民法院即可。因此，在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的庭审中，被告人即使聘请了律师，也可能缺乏辩护人的出庭辩护。
被告人在选择适用简易程序时其权利已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如果再缺乏律师的有效辩护，被告人将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不仅诉讼权利得不到有效的保障，而且很可能会在不了解自己行为的后果，不清楚简易程序的性质的情况下作出一些实际对自己不利的程序选择。[6]（p73）3.公诉人可以不出庭导致的问题。
依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席法庭。《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又进一步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除人民检察院监督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以及其他人民检察院认为有必要派员出庭的案件外，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庭。可见，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除人民检察院监督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公诉人必须出庭外，其他案件公诉人都可以出庭也可以不出庭，而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检察院多数情况下并不派员出庭，这就导致了一些问题。
首先，它导致法官中立地位的动摇。“在任何一种简易程序形态中，法官都被禁止与任何一方进行任何形式的单方接触，法官的所有司法裁判活动都要由控辩双方同时到场参与。
这是维持简易审判程序最低限度公正性的必要保证。”[9]（p432）公诉人不出庭支持公诉，控辩审三方的互相交涉变成了审判者与被审判者的对抗，法官事实上不得不同时充当审判者和公诉人这两个互相矛盾的角色，从而失去了中立性，难以保证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上做出裁判，其裁判结果难以保证公正性。其次，人民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不派员出庭，法院的审判活动缺乏监督，容易导致审判的任意性，背离程序公正的最低要求。
4.程序利用收益权在制度与实践层面的双重有限性。
程序利用收益权是指被告人放弃适用普通程序审判从而得到的某些从轻或者减轻的“好处”。程序利用收益权制度使得国家权力和被告利益之间得以平衡。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虽然有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的规定，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的幅度，并没有相关法律条文予以明确规定，这样一方面导致法官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同一性质的案件，由于每个法官从轻处罚的幅度不同，量刑上就可能产生较大的差距，出现同罪异罚的现象。另一方面被告人、辩护人对自己选择适用刑事简易程序而获得量刑“折扣”的预期也会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其次，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只是规定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并没有将自愿认罪与从轻处罚必然联系在一起，这样对于被告人来说，可能吸引力也没有那么大。再次，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中并没有明确“可能判处缓刑”是刑事简易程序的排除条件，但由于缓刑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较大，在司法实践中，刑事简易程序一般不适用于可能判处缓刑的案件，因此，一些罪行不重且自愿认罪并选择简易程序的被告人不能相应地获得最轻刑罚。最后，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决定适用刑事简易程序时，很少书面告知被告人适用简易程序可酌情予以从轻处罚，在判决书上，对被告人因自愿认罪而得到从轻处罚的事项也没有做相关的记载。[8]（p294）三、多元化刑事简易程序的构建。
正如刑事简易程序是相对于刑事普通程序而言，多元化刑事简易程序是相对于一元化刑事简易程序而言的。我国的刑事简易程序只规定了一种，无论案件性质如何，都只能适用同一种简易程序审理，此即一元化的刑事简易程序。而多元化刑事简易程序是指一国的刑事简易程序体系呈现出多样性与层次性，按照犯罪性质、罪行轻重、证据掌握程度的不同分别设计出与之相适应的刑事简易程序，且不只是单纯的简化审判程序，而是对整个刑事诉讼程序进行全盘考虑。目前，各国的刑事简易程序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正如人类文明的发展趋于多元化一样，刑事简易程序也不可能仅仅遵循一种模式，因此我国的刑事简易程序不应拘泥于已有的框架，应该开放和多元。
（一）设立处理微罪案件的中国式处罚令程序。
1.设立处罚令程序的必要性。
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包括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其中对于可能判处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等轻微简单的案件来说，我国现行的简易程序显得过于繁琐，不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而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被判处缓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免予刑事处罚等的轻微刑事案件占到了我国刑事案件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10]（p132）因此，有必要将这一部分轻微案件从现行的简易程序适用范围中分流出来，建立一种与之相适应的速决命令程序———中国式的处罚令程序来进行处理。
2.设立处罚令程序的可行性。
首先，近年来全国各地的检察机关都在纷纷进行量刑建议的试点，并取得了较好的实际效果，也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赞同。[11]（p277）而处罚令程序便是由检察机关在起诉时向法院提出对被告人的具体量刑建议开始的。因此，量刑建议的试行无疑为设立和试行处罚令程序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其次，处罚令程序本身易于操作，并不要求司法人员必须具备特殊的司法职业技能，我国现有的司法人员完全能够胜任其程序的实施。[11]（p277）最后，我国早在1920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就制定颁布过《处刑命令暂行条例》，实施过类似处罚令程序的刑事诉讼程序。尽管我国现有国情和诉讼制度已和当时不同，但在构建我国多元化刑事简易程序时，设置处罚令程序应该说在法律文化上不会有太大障碍。
3.中国式处罚令程序设立的具体构想。
（1）处罚令程序的适用范围。
在适用处罚令程序的案件范围上，我国的处罚令程序应适用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立案后不需要作过多侦查取证，最终量刑为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缓刑或免于刑事处罚的轻微刑事案件。对于不具有人身危险性的初犯，处刑为1年以下有期徒刑时应对其宣告缓刑，并适用处罚令程序。[11]（p278）（2）处罚令程序的启动。
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可以适用处罚令程序的，在征得被告人、辩护人同意的基础上，向人民法院提交包括案件事实及所有证据和量刑建议在内的书面申请。对于符合适用处罚令程序条件的案件，人民检察院未提出适用处罚令程序的，被告人、辩护人有权向人民检察院提出适用处罚令程序的书面申请。
（3）处罚令程序的审理。
处罚令程序只适用于基层人民法院，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人民法院接到人民检察院的处罚令申请书后，经审查认为符合适用处罚令程序条件的，应在10日内参考人民检察院的量刑建议对被告人签发处罚令；[12]（p38）经审查认为不宜适用处罚令程序的，应视案件的具体情况及时将其转为适用其他诉讼程序。
（4）接收处罚令后的法律后果。
一是接到处罚令后，被告人对处罚令的内容表示完全同意，在其书面通知人民法院后，处罚令即生效，可依据处罚令对被告人执行相关刑罚。二是接到处罚令后，被告人在14日内不提出异议，则处罚令生效，可直接作为刑罚执行的依据。三是接到处罚令后，被告人在14日内提出异议，则处罚令自动失效，人民法院应确定审判期日，对案件进行开庭审理。[11]（p282）（二）设立处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简易审程序。
1.设立被告人认罪案件简易审程序的依据。
犯罪按照罪行的轻重可划分为微罪、轻重和重罪三种形式，虽然国际人权公约中明确指出“简易程序只适用于轻微罪行”，但是，笔者认为，对被告人认罪案件来说，在被告人已经对被指控的事实供认不讳的情况下，公诉人失去了相对抗的对方，庭审对抗失去了前提，庭审成为既无对抗必要亦无对抗条件的场所，[13]（p84）此时已没有完全按照普通程序进行审理的必要，因此，在设立处罚令程序以处理微罪案件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应对被告人认罪的案件适用有别于普通程序的简易审程序。
2.设立被告人认罪案件简易审程序的思路及其理由。
就具体思路而言，笔者认为可将现行简易程序合并到普通程序简化审程序中，以此为基础设立处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简易审程序。之所以作如此设想，理由如下：首先，现行简易程序立法中明确规定，被告人、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也就是说，现行简易程序也是建立在被告人认罪的基础之上的，其与普通程序简化审程序在适用的前提条件和性质上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11]（p284）其次，现行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简化审程序均是立足于庭审简化，而且就程序的具体规定而言也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因此，将现行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简化审程序进行整合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11]（p284）最后，现行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简化审程序在适用范围上均存在一些弊端，现行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过于狭窄，分流效果不明显，普通程序简化审程序的适用范围虽有所宽泛，却突破了现有立法的框架，而且会带来司法实践的无序与随意。[14]（p32）将现行简易程序合并到普通程序简化审程序中，既能克服两种程序在适用范围上的弊端，解决普通程序简化审程序法律依据的问题，又能保证清晰、统一的刑事诉讼程序框架。
3.被告人认罪案件简易审程序设立的具体构想。
（1）被告人认罪案件简易审程序的适用范围。
延续现行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简化审程序的相关规定并加以补充，简易审程序的适用范围可确定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对被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无异议，并自愿认罪的第一审公诉案件。但对于被告人系聋、盲、哑人的，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外国人犯罪的，有重大社会影响的，被告人认罪但经审查认为可能不构成犯罪的，共同犯罪案件中，有的被告人不认罪或者不同意适用本程序审理的，无辩护人参加的，以及其他人民法院认为不宜适用简易审程序审理的案件不得适用简易审程序。[11]（p285）（2）被告人认罪案件简易审程序的启动。
被告人认罪案件简易审程序的启动主体为人民检察院，但对于应适用简易审程序审理而人民检察院不向人民法院提出建议的案件，被告人及辩护人也可以主动向人民检察院提出适应简易审程序的请求。
（3）增设审前快速移送程序。
侦查机关在办案过程中，一旦发现犯罪嫌疑人认罪就应当立即通知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应立即对其进行审查，如果符合适用简易审程序条件的，人民检察院应在征得被告人及辩护人的同意后提起诉讼。适用审前快速移送程序，可有效减少被告人的羁押时间，保障被告人的人权并提高诉讼效率。[11]（p288）（4）增设量刑建议。
人民检察院在向人民法院提交适用简易审程序的书面建议时，应当一并向人民法院提交对被告人的具体量刑建议。[11]（p288）这样要求既能促使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更加谨慎细致，减轻法官的工作负担，又能使被告人对检察院的意见有充分的了解，从而确定是否同意适用简易审程序。
（5）被告人认罪案件简易审程序的审判组织。
对于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案件，由一名法官组成独任庭进行审理；对于可能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由法官和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11]（p296）（6）被告人认罪案件简易审程序的庭前准备阶段。
①告知被告人权利、义务。
人民法院在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应当一并将书面的权利义务通知书送达被告人及辩护人，并对其作必要的解释。[11]（p289）②庭前证据展示。
人民法院在决定适用简易审程序前，应由法官助理或书记员组织控、辩双方进行庭前证据展示。在庭前证据展示中，控、辩双方必须出示各自所持有的全部证据。[11]（p289-290）庭前证据展示一方面可以使被告人及辩护人根据证据情况作出明智的判断，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出现证据突袭和诉讼拖延现象，是实现各诉讼主体间信息对称，保障被告人基本诉讼权利、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手段。
③询问被告人是否同意适用简易审程序。
证据展示完毕后，法官助理或书记员应确认被告人是否认罪及同意适用简易审程序，并将其回答如实记录在案，以作为法院决定是否适用简易审程序的依据之一。[11]（p290）④对适用简易审程序的审查决定。
对于被告人认罪并同意适用简易审程序审理的，法官助理或书记员应对其进行严格审查，审查完毕后，应向独任庭或合议庭提交书面意见，由独任庭或合议庭决定是否适用简易审程序。[11]（p290）（三）建立有限的辩诉交易程序。
1.中国建立辩诉交易的必要性。
首先，辩诉交易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实行辩诉交易可以缩短破案周期，减轻检察官的举证责任，缩短法庭审判时间，在刑事案件数量攀升而司法资源相对有限的今天，辩诉交易以其所具有的简便性和快捷性，在迅速解决大量的刑事案件，节约有限的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其次，辩诉交易有利于更好地维护被害人的利益。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在遭受人身和财产的损害后，特别希望能够尽快获得赔偿，但是按照我国现行的诉讼制度，被害人所受到的物质损失一般要等到诉讼结束后才能得到赔偿，并且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被害人往往因为被告人没有赔偿能力而难以实际获得赔偿。辩诉交易不仅可以让被害人尽早从诉累中解脱出来，尽快获得赔偿，而且有利于鼓励被告人及其家人尽心尽力对被害人进行赔偿。
最后，辩诉交易有利于增强我国诉讼的民主性。按照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诉讼程序的选择权是由检察机关行使的，当事人双方均难以对简易程序的适用发挥影响力。辩诉交易赋予当事人自由选择权，使得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得到了有力的保障，民主性显然增强。
2.中国建立辩诉交易的可行性。
首先，辩诉交易的建立在我国有一定的政策空间。我国长期实行“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辩诉交易从本质上讲就是将这一刑事政策法定化，真正体现鼓励被告人认罪的精神。
其次，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为辩诉交易的建立提供了制度基础。辩诉交易的建立是以当事人诉讼地位对等，享有充分的处分权，法官处于中立状态为基础的。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当事人主义的模式，增强了控辩双方的对抗性，加强了法官的中立性，从而为辩诉交易的建立提供了一定的制度基础。
最后，人们观念的改变为辩诉交易的建立提供了理念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公正观念逐渐由理想公正观向现实公正观转变，效率作为正义的第二种含义，在人们心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这使得人们能够放弃传统的绝对正义观，较为科学地看待相对正义问题。因此，辩诉交易的建立并非立法者的心血来潮，而是在人们观念转变的情况下得以实现的。[15]（p256）3.辩诉交易程序设立的具体构想。
（1）辩诉交易的适用范围。
适用辩诉交易程序处理的案件应该为证据确实但欠充分，法定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刑事案件。[16]（p189-190）（2）辩诉交易的启动。
对于符合辩诉交易条件的案件，检察机关和被告人均可向对方提出交易的意向，在征得对方同意后，开始就具体内容进行协商。在此过程中，被害人不能够直接参与，但应享有知情权和意见表达权。检察机关要告知被害人进行交易的法律后果，充分听取被害人的意见。[17]（p123）（3）辩诉交易的内容。
辩诉交易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被告人同意检察机关的指控并积极赔偿被害人遭受的物质损失；二是检察官在被告人认罪的基础上，降低或减少指控事项，承诺向法官建议对被告人适用较低幅度的刑罚，但不得彻底放弃指控或者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减轻刑罚的幅度也应限制在法定刑的三分之一以内。[17]（p123-124）（4）辩诉交易的法庭审查。
控辩双方达成协议后，由公诉人向法院提交辩诉交易申请，请求法院对双方达成的协议予以确认。在开庭审判时，法官通过询问被告人、被害人，审核相关证据材料，对协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主要审查被告人的认罪是否有事实基础，协议的作出是否出于被告人的明知、明智和自愿。[17]（p125）（5）辩诉交易的审查结果。
一是经审查协议合法，法官应按照协议内容作出判决，此判决为终审判决，被告人不能上诉，检察官不能抗诉，但被告人享有申诉权，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依审判监督程序处理。
二是经审查协议不合法，法官应拒绝接受协议，辩诉交易程序自动终止。在之后的诉讼程序中，任何一方均不得以对方在协商过程中的“自认”作为证据进行抗辩。[17]（p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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