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城市化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
三、长沙市农村城市化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原因
（一）长沙市农村城市化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1.政府对农村城市化的认识不清
目前，长沙市颠倒了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思想上形成了这样一个认识误区，即认为一个地区城市人口增多了，城市化水平提高了，就会刺激需求，拉动内需，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甚至用城市化水平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带动国民经济增长多少个百分点来说明加快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性。
这样颠倒了经济发展和城市化之间的因果关系，过分地夸大了城市化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城市化的本质是伴随着工业化、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的一个发展过程。一方面，只有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实力提高了，二、三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城市才会吸引非农人口，进而发挥城市规模效应，促进分工和专业化，推动经济的发展。决不能不顾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用行政手段积聚城市人口尤其是小城镇人口来提高城市化水平，以期促进经济的发展，这种拔苗助长的做法只会适得其反，欲速则不达。另一方面，长沙市对城市化的经济推动作用也不能抱有过高的预期。因为城市化对经济的反作用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城市化对经济的推动作用直接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
长沙市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因此不能过高地期望通过提高城市化水平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实际上，长沙市当前的经济发展遇到的大多是经济本身、体制以及制度方面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阻碍了长沙市城市化的发展，它们已经成为制约长沙市城市化发展的瓶颈。因此，要理顺城市化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以经济发展促进城市化，以城市化的发展推动经济发展，形成经济和城市化协调发展的机制。当然，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政府运用相关政策给城市化以积极的引导也是必要的。比如，进行科学合理的城镇体系规划，制定吸引农村拥有一定资本的农产或村办工业到小城镇积聚发展的政策，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所采取的乡镇或城镇合并以达适度规模的。
2.地方财政收入不足，基层政府资源配置能力有限近年来，长沙市广泛开展的农村城市化建设，其乡村公路、小型水利及供水、供电等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实行的都是国家补助、地方配套、农民自筹相结合的办法。整体上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推动了农村面貌的显著改善。
（1）县级政府管理权限过小，相当一部分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在省辖市和省里，县级政府没有最后决定权。上级垂沉机构过多，县级政府缺乏有效协调手段，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手脚。
（2）目前县级（市）以及的财权与事权不相称，财政供养人员过多，县乡政府债务沉重，资金调度困难。2004年底，长沙市所辖各乡镇负债达26.42亿元，其中乡镇财政直接负债9.98亿元，负债最高的村子负债达869.57力元。大部分的县（市）依靠省市财政转移支付，才能保证国家规定工资和津贴补贴的正常发放。
（3）部分省辖市由于自身财政比较困难，不同程度地集中了一部分县（市）财力，省对县（市）财政的一些扶植政策和补助资金等难以及时落实到位。造成了基层政府财政收入不足，资源配置能力有限。在“三农”投入方面也由于有时过分强调“谁受益、谁负担”的倾向，不论项目大小、项目类别都要求县乡配套、农民筹资。
由于财政补助标准低、地方基层配套缺口大，实际上形成了基层新的负担，也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这种情况，在一些数额不大但与民生紧密相关的公共配套设施项目上尤显突出。这些年来，长沙的城市建设“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但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却主要要由基层负责，农民自身负担，造成了新的更大的城乡差别。按照科学发展、统筹城乡的要求，农民应该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农村的规划也应该由政府统筹、农村公共建设也应该由政府埋单，只有这样，农村的发展才有基础，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才不会是一句空话。
3.农民素质需要提高
尽管近年来长沙市农村劳动力素质有了一定提高，但长沙市农村劳动力仍然存在整体素质不高、难以适应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要求、难以向非农产业转移、难以在城镇实现稳定就业、难以提升从业的岗位层次等问题。文化素质偏低既不利于农业科技知识的推广一应用，也不利于外出就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民增收。截止至2010年底，长沙市共有各类农民培训机构60多家，其中乡镇农科教中心38个，职业学校13所，其他培训机构10余个。共有专、兼职教师792人，主要来自教育、科技、农口各部门及乡镇农技人员。同时也有少部分从湖南农业大学、湖南省农科院等相关高等院校临聘的专业人员。共有计算机、电子、机械加工等教学设备2335台（件），教学场地21万多平方米，建设有浏阳远程教育专用网站等相关涉农培训网站20多个。为提高农民素质、促进农业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目前也存在：
（1）资源配置不优。参与农民培训的部门和机构众多，但缺乏一个有效的领一导机构，没有统一的农民培训计划，没有对培训资金、培训内容及培训成果验收等方面形成有效监管，导致各个培训部门各自为政，重复培训的现象。
（2）管理体制不顺。各乡镇农科教中心原本是农民培训的主要力量，事业单位登记时明确由各地政府主办，但在人员组成和经费来源方面一直没有明确。现在的格局成了人属于教育部门、场地是乡镇政府的，业务管理归口县（市），而目标考核又针对乡镇。这种多头管理而又没有严格的职责划分的状况，直接导致了乡镇农科教中心培训中心基地设施、工作经费、目标任务等没有具体责任单位，乡镇农科教工作人员成了谁也不愿管的“边缘人”，福利待遇得不到保证，工作难以开展。
（3）经费投入不足。市县财政的投入不足，以浏阳市为例，本级财政投入只有拨给浏阳市农业局的“阳光工程”的配套资金，2009年为13.8万元，2010年为21万元。同时由于各乡镇、各部门“贫富不均”导致各个农科教中心在经费筹措上又有很大差别，必然造成各乡镇农民培训工作发展不平衡，从对农民培训工作的长远发展不利。综上所述，提高农民素质的道路任重道远。
4.农村城市化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
随着长沙市农村城市化的大力推进以及长沙市“退二进三”战略的实施，一大批化工企业、重金属污染严重的工业企业从城市中向周边广大农村、小城镇转移。这些企业在振兴农村经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与安置问题，以及推动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这些企业的生产废水、废气等直接或间接地流入到田间、溪坝、池塘等，导致鱼虾都无法生存。特别是工业污水的无序排放，造成部分农村地区地表水和地下水部分指标达不到饮用水标准，对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造成了恶劣影响，并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除了工业转移造成的污染以外，目前在城市化建设中表现出的污染情况主要有：
（1）农村城市化建设导致的小城镇人口激增。导致生活垃圾大量增加，特别是现代生活垃圾中不可降解物大量增多，盛方便面的塑料袋、一次性塑料餐盒、废旧的塑料玩具、破烂的化肥袋子、废气农用薄膜等。根据2009年的统计，长沙周年农村地区，每年每公顷耕地中农膜残留高达45公斤以上。
（2）长沙市农村化肥平均使用量为411公斤/公顷，远远超过国家225公斤/公顷的安全标准。长期大量施用化肥，直接导致了河流、水库的水体富营养化。同时引起土地肥力下降，土壤板结有机质减少，微生物匾乏等，引起土壤退化和生态恶化。
（3）禽畜粪便污染随着禽畜养殖业从分散的农户走向集约化而大幅增加，成为农村重要的污染源。
以浏阳市葛家乡金塘村为例，2008年底，全村存栏生猪5000头，但猪粪便未经处理直接排向田地沟渠，一年中全村有1.8-2万吨污染物直接排放，远远超过了当地环境承载能力，导致水体资源破坏，渠道水和地下水变黄发黑，异味难闻，病原微生物、硝酸盐含量严重超标，危及饮水安全。全村有60多户不得不长期从数公里以外担水饮用。同时降低了土壤肥力，土壤中氮含量过大，铜、锌、砷等矿物质富集过多，致使水稻长叶不结实，农作物大量减产。村内3处养殖集中地方，田地发黑，寸草不生，直接毁田10多亩。更重要的是恶化了人居环境，个别养殖户遭遇到“家不来客，客不喝茶”的尴尬。同时也极大的危害了村民健康，连续8年，村内青年征兵体检无一合格，村民用于医疗看病的支出逐年增加，村民无奈抱怨：“养猪不养人，发病不发财，致癌不致富”。
（4）农药污染严重。长沙市绝大多数农田农药施用量为20-50公斤/亩，其中除30%-40%被农作物吸收外，其余大部分进入水体、上壤和农产品中，严重危及动植物的生长和人类健康。第五是医疗废弃物处理不当，目前长沙所辖农村及各城镇每天产生的医疗垃圾高达百吨，这些医疗垃圾所含的病毒、病菌危害性是普通垃圾的数百上千倍。处理不当，不仅污染环境，而且极易造成传染病流行等公共卫生事故的发生。但目前医疗废弃物处置情况令人担忧，只有少数较大医疗机构建有专门的处理站，能自行处理医疗废弃物。其他的大部分医疗废弃物都混入生活垃圾之中。
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开发建设破坏了生态坏境；随着农村人口的不断增加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业综合开发和和乡镇工业对资源的利用程度和规模日益增大，近年来，长沙周边农村森林覆盖率呈现逐年下降趋势。随着工业园的发展，耕地日益减少，_仁壤受到的污染程度在逐步提高。重金属和农药污染使得农田减产、因污染严重而丢荒或改变用途。由于工业废水、生活污水的排放不断增加，水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大量饮用水受到污染，根据长沙市环境监测中心2009年监测数据，长沙周边农村有的地方锰超标达百倍，望城县地下水重金属超标严重，严重影响人民健康。而且目前长沙酸雨污染十分严重，2010年3月，长沙酸雨频率就达100%。
这些环境污染问题并非一定是由农村城市化所带来的，但无疑，农村城市化进程极大地加剧了这些问题。
（二）原因分析
1.产业技术结构传统化。农业在相当一部分地区还以手工技术为主。长沙的城市工业产值在工业化过程中的速度和比重增长很快，但产业技术水平的相应升级却比较缓慢；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工业中所占比重较小，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也很缓慢，许多工业企业技术装备落后于其它省份，新增设备对进口的依赖程度比较高。根据长沙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工业企业专业生产设备达到省级水平的仅占26.1%。产业技术结构传统化造成产业结构不合理，使第二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人口增长缓慢，大量人口滞留于农业和农村。
2.产业技术层次趋同化。产业技术趋同的重要表现是重技术引进、轻技术创新。长沙自主技术开发和引进技术吸收消化能力弱。在长沙的技术引进中，多数是引进成套设备，软件技术引进比重低，造成对其它省份专业公司或者国外企业的进一步依赖。同时中国的技术引进与自主开发匹配不足，引进了较高水平的技术设备，安装到生产线上后即告一段落，不再进行相应的消化、吸收、改进和创新研究，导致长沙的产业技术水平总是落后于其它省份，陷入“落后-引进-再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中。城市产业技术层次趋同化导致产业技术体系扩展和升级缓慢，一方面大大弱化了产业对人口的积聚效应，另一方面，严重制约了城市体系的扩展和城市群落化、集群化的进程。
3.乡镇产业技术低级化。大多数的乡镇工业企业是通过1980年前后接收大批城市工业淘汰的技术设备而起步的。尽管在利润增长和市场竞争条件下技术水平也在提高，但总体水平依然很低，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落后，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工艺技术水平落后，环境污染严重为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危害。此外，乡镇企业规模小且布局分散，是名副其实的“乡村工业”。这些都不利于人口集聚，抑制了城市化进程。
4.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产业的不均衡发展也是长沙市城市化滞后的重要因素。在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城市经济的增长必须是以第三产业的加快增长的标志，但长沙市的第三产业长期滞后于第二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的发展滞后，使得农村富余劳动力得不到有效转移。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有了很大的调整，但第三产业的发展仍然慢于第二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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