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关联、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
中图分类号：F275.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4）11-0006-04
Political Connections，Executive Compensation
an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ese Private Listed Companies
HUANG Xinjian， LI Xiaohui
（School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Abstract： Based on the 2006 to 2011 of private listed companies as this paper tests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 on executive compensati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politically connected companies have higher executive compensation， and it found in the poor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region， the results are more obvious. In addition， it also found executives that have political connections got a higher pay， its promoting effect on enterprise performance is higher than that without political association executives.
Key words： political connection； executive compensation； enterprise performance
1引言
近年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一直备受争议，特别是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 AIG集团在亏损高达1000亿美元的同时，居然用政府救助资金向公司高管支付了1165亿美元的奖金，从而引发了民众对高管薪酬的质疑。在我国也存在着这种现象，如2007年，中国平安董事长兼CEO马明哲以6000万年薪成为中国A股天价高管第一人；2012年万科董事局主席王石的年薪再创A股房企高管的新高。针对这种现象，各国纷纷出台了一系列的“限薪令”，以限制目前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持续上升。但是，限制高管薪酬是否能够到达预期效果？如果不清楚薪酬的内在机制而仅仅为了顺应民意做出薪酬限制，有可能会损害高管的积极性，进而导致在职消费、腐败的发生等，这样不仅无助于高管整体薪酬的下降，相反还可能会毁损公司价值。
有效契约理论认为，高薪酬反映了公司对高管高能力的期望，也是公司对高管优良绩效的回报，业绩型薪酬契约将促使高管在追求个人报酬最大化的同时实现公司业绩、股东财富的最大化，从而缓解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所导致的委托代理问题。根据有效契约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近年来国内学者大多是从业绩因素[1]
、粘性特征[2]以及公司治理因素[3]等多个角度对高管薪酬进行实证研究。这些研究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高管薪酬的影响机制，但是都忽略了我国特有的制度环境，即以政府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因此研究政治关联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
此外，由于国有企业的高管主要是由政府任免，具有天然的政治关联，而且国有企业高管往往还具有行政职务，其薪酬并未完全市场化。相反，民营企业的高管任命较少涉及行政干预，目标较单一，政治关联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替代机制，对民营企业具有更重要的影响。因此，本文以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揭示了高管的政治背景对企业高管薪酬制定的影响。
2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2.1政治关联与高管薪酬
国内外现有文献主要基于两个视角来研究政治关联对企业的影响，即“关系”视角和“政府干预”视角。持“关系”观点的学者认为政治关联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4]，可以帮助企业从政府手中获取更多的政治资源和竞争优势，如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可以获得有利的融资政策[5～9]、财政补贴[10]、税收优惠[11]、募集资金额度[12]以及面临更少的管制障碍[13]。而持有“政府干预”观点的学者则认为政治关联是政府对企业决策干预的一种手段，从而会损害企业的价值。由于政府自身承担着一系列的公共职责，如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提高收入和保持物价稳定，因此政府为了实现其政策目标往往会对企业活动进行干预，而政治关联则是其进行干预的重要手段。
此外，国有企业的最终控制人是政府，政府指派政府官员担任公司高管，说明政府有较强的动机进行政治干预，其目的是希望通过政治关联来加强对企业的控制[14]，因此，在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中，“政府干预”效应占主导。而民营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目的则主要是期望政治关联的高管可以为企业创造价值。民营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渠道是让其高管人员寻求政治身份，如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这种政治关联可以帮助民营企业获取政府保护以及各种稀缺资源，是一种对正式制度不完善的替代机制，本文认为“关系”效应在民营企业占主导作用。因此，在民营企业中具有政治关联的高管是一种有价值的、稀缺的资源，企业愿意支付较高的高管薪酬，以促使政治关联高管维护企业的利益，抵制政府对公司的各种侵害。 由于篇幅限制，相关性分析予以省略。
4.2回归结果
4.2.1政治关联与高管薪酬
表3列出了两种不同政治关联的变量与高管薪酬的检验结果。在列（1）中，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类的政治关联PC1作为解释变量，检验结果表明PC1与高管薪酬在10%的水平上正相关，这个结果与假设1的预期相符，说明在民营企业中，具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类政治关联的企业，其高管薪酬较高。其次，将在董事会成员中有政府背景的董事比例作为广义政治关联的替代变量，结果如列（2）所示，其系数比列（1）增大，且显著性也提高到了1%的水平上，即政治关联与高管薪酬在1%的水平上正相关，进一步证明了假设1的成立。
此外，主要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预期基本一致。
4.2.2政治关联、制度环境与高管薪酬
前文证明了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与高管薪酬的正相关关系，这里进一步分析这个结果在不同制度环境下是否具有显著差异。由表4列（1）的结果可见，PC1与Mpay在1%的水平上正相关，而PC1与Index的交叉项和Mpay在1%的水平上负相关，说明在民营企业中，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其高管薪酬更高，且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这个现象更明显。列（2）的回归结果与列（1）基本相同，因此验证了假设2的成立，即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其高管薪酬更高。
4.2.3政治关联、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
表5列示了假设3的主要检验结果。由列（1）可以看到，PC1与TobinQ具有负相关关系，PC1与Mpay的交叉项和TobinQ具有正相关关系，并且都不显著。具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类的政治关联虽然可以为企业带来各种政府资源，但是不能避免地仍然受到政府的一些干预，例如承担一些政策性目标，而Mpay与TobinQ的1%水平的正相关关系也说明了高管薪酬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只是政治关联高管的薪酬激励仍然受一些外界因素影响。虽然结果不显著，但是与我国现实情况是相符的，同时对高管薪酬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列（2）的结果表明，PC2与TobinQ在1%的水平上负相关，而PC2与Mpay的交叉项和TobinQ在1%的水平上正相关。说明董事会中具有政治关联人数越多，对其进行薪酬激励的效果越明显，因此，企业可以获得的稀缺资源就越多，企业抵御政府干预的力量也越强，从而对企业绩效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验证了假设3的成立。
用相对薪酬即高管人员的平均薪酬与职工平均薪酬之比替代之前的绝对薪酬来衡量高管薪酬，并重新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基本结论与表3、表4和表5一致，进一步证明了本文的结果具有稳健性。
5研究结论
本文以2006～2011年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结果表明：首先，相对于非政治关联的企业，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高管薪酬更高。其次，在区分不同的制度环境下，在制度环境较差地区，相对于无政治关联的企业，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高管薪酬更高。最后，检验了高管薪酬的配置作用，即具有政治关联的高管获得了较高的薪酬，其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高于无政治关联的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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