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少数民族形象表述
音乐舞蹈史诗从歌舞发展而来，它是依附广大人民群众百年以来的革命斗争历程发展形成的一种综合性艺术形式，以音乐、舞蹈、诗歌等表演形式展现出重大历史事件，呈现历史的流变和发展，颂扬先进人物和事件，以艺术的形式再现历史场景，使观众获得鼓舞、教育。1964年9月，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公演，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音乐舞蹈史诗，概括性地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带领下进行革命斗争的故事，是一部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经典文化作品，被誉为20世纪华人音乐的经典舞蹈剧。虽然说《东方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的经典作品，但其母体文化则是民间地方性文化，涉及到地方文化与中心文化、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上层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融合，这其中就包含有少数民族精英与普通少数民族的关系、汉族精英与少数民族精英之间的关系。《东方红》诞生之初，中国刚结束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如何将少数民族文化融合进音乐舞蹈史诗中，将少数民族形象与国家形象联合起来，并不失其艺术特色，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一、少数民族形象表述
《东方红》首次实现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同台共舞，哪怕时间非常有限，但在各族人民心中已形成生动、满含情感、具体的国家形象，实现边缘文化与中心文化的融合。在这部音乐舞蹈史诗中，我们可以看见多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情感表达，如才旦卓玛与周恩来的几次会见。又如，汉族精英与少数民族精英之间的相遇交流，成就了中华民族各族之间的友谊。
从叙事角度来说，整部音乐舞蹈史诗中，少数民族的总体形象为：载歌载舞、充满欢乐、阳光向上。从此之后的40多年里，少数民族的形象表述基本上都定义在这一表述上，没有太大的变化。而且，各民族欢聚一堂的模式也成为一个固定模式，在接下来的建国庆典活动中出现。可以说，中国少数民族形象表述已与国家形象表述紧密联系起来，少数民族虽然人数少，但其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族的团结、和谐成为国家形象的一个基本点。
二、舞台表述与时空转换
《东方红》总共有8场，其中，第六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以少数民族为主，另外，第三场中的几首歌曲也涉及到对少数民族形象的表述。文化研究者认为，我们只有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下才能设想某些真实的事物，舞台的空间叙事功能使得时间成为社会文化现实，每一场舞台表演都是时间、空间、历史的凝聚和表达。《东方红》的时间起点是1921年，在舞台的表述中，存在时空转换问题，如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树立起两面红旗：党旗和有毛主义半身像的红旗，这两面红旗的并置显然与实际历史不符，之所以进行这样的时空转换是因为《东方红》的主题是总结历史经验，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
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少数民族也有权在《东方红》上出现，展现其历史，而从主流意识形态角度来说，则要重点阐述中国共产党如何寻找少数民族的历史。从1956年到1964年，在《东方红》公演之前，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已历经8年，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各民族的来源、生产状况、政治结构、意识形态、文化风俗、宗教信仰、社会现象等基本内容已调查清楚。这个时候，为抢救少数民族历史文化，政府先后组织各种大规模的调查轰动，拍摄少数民族影片，征收民族文物，建设民族文化宫等。其中，民族文化宫在少数民族文化的抢救、继承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东方红》则将民族文化宫的展览变成少数民族现实生活的活态，让人们看到鲜明的少数民族文化。另外，《东方红》也培养出一些少数民族杰出艺术人才，如：胡松华、才旦卓玛等人自从在《东方红》中亮相后，成为建国以来的第一代民族歌唱家，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他们在舞台上的表演表述了当时少数民族艺术文化，也让人们看到革命历史进程中各族人民的团结。
三、民族文化整合
《东方红》在短短的两个多小时中应用了30多首歌曲，并且有多首歌曲为民歌调子改编而成，这体现出新文化观的大众化，树立民族主体，体现各民族的团结，但并不是简单的复古。如：《情深意长》改编自彝族民间曲调《月琴之歌》，这首民间曲调流传在四川雷波彝族地区，唱词古朴自然，展现丰富的生活情趣。改编成《情深意长》后，既有民歌的唱法调子，带有丰富的生活意味，同时将歌词与革命历史联系起来，展现中国共产党倡导民族团结的决心。
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革命红色文化的整合、交融唤醒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和向往，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弥补物质生活的贫乏，如：《百万农奴站起来》的歌词中就可体现出少数民族对以前落后、暗无天日痛苦日子的深恶痛绝，对新生活的向往。《东方红》的序曲《葵花向太阳》中的葵花是各族人民，太阳是毛泽东，这一整体基调有特定的政治寓意。几乎所有的歌词、朗诵词中都有红与黑、新与旧、光明与黑暗这样的关键词，形成鲜明的对比，使得舞台上的革命世界分成两个完全对立的世界，观众在视听、想象中认同新中国，从个体情感走向集体认同，正是这种集体认同才使得每一个参与者都告别过去，进入集体狂欢状态。只有政治认同才能改变各族人民的命运，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团结，走向现代化，通过这种民族文化整合的方式寻求政治的认同。
四、结语
《东方红》的成功上演开辟民族团结的新途径，国家形象通过民族形象表述展现出来，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结合起来，民族文化的汇编和改变赋予民族文化特定的政治意义，从而使民族文化走上主流文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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