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琴师》:以音乐抚慰生命的创痛
波兰斯基的电影《钢琴师》改编自波兰钢琴师瓦拉狄斯罗?斯皮尔曼的自传体小说。影片以朴素的镜头语言、内敛深沉的叙事基调以及主人公艰难与痛苦的求生经历，使许多观众为这部影片所深深打动。《钢琴家》这部影片与大部分展现人类战争影片相比，没有宏大叙事、英雄的主人公形象、起伏跌宕的情节叙事、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和戏剧化效果。它向读者展现的只是作为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犹太人在面对种族屠杀的残忍与恐怖时，是如何挣扎求生，并坚忍期待着重获平静生活那一刻的故事。斯皮尔曼在最艰难的岁月中，以不灭的生存希望和对音乐的深深挚爱为自己生命的支柱，终于迎来了和平与安宁。这部影片在深深打动观众的同时，也获得了业内的广泛好评，摘得了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与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剧本和最佳男主角三个重要奖项。
犹太裔导演波兰斯基的幼年正值这场可怕的人类浩劫。对这段令波兰斯基印象最深刻的年代成为波兰斯基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他生命中难以抹去和遗忘的情感体验。[1]童年的痛苦经历使波兰斯基一直对这类电影题材持谨慎和回避的态度。同时，导演在从影的40年间，对拍摄一部表现这段历史岁月，表现自己童年经历作品的期盼也从未间断。《钢琴师》的整体基调、情节与主题，与波兰斯基的艺术构想达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契合，使其终于下定决心拍摄这样一部影像作品。虽然画面风格质朴，叙事平实内敛，但在观影结束后，观众却能从这些平淡简单的影像当中深深体悟到电影创作者内心的深沉情感与生命体验。
一、从音乐家到流亡者
影片向观众展现了斯皮尔曼一家人从平和安宁的生活，坠入无家可归、家破人亡的悲惨境地。导演不仅对这一生活巨变给予了真实细腻的描述，也对各个家庭成员的不同心理状态和变化进行了详尽的刻画。同时，一家人特别是斯皮尔曼也作为一种切入视角，以亲历者和观察者的角度，揭示了周围环境的变化和人们尊严被践踏，生存权利被剥夺的可怕经历。
斯皮尔曼一家人是整个波兰犹太人的家庭缩影。斯皮尔曼的父亲、母亲与兄弟姐妹们面对战争威胁的反应都有所不同，基于对家园的不舍，斯皮尔曼对自己音乐事业的热爱，一家人决定留下来。但局势的发展却令人意想不到。德国军队不但将犹太人赶出自己的家园，集中至隔离区，甚至肆意侮辱和杀害他们。影片中，展现这一恐怖氛围的一组镜头令人震惊。在一个夜晚，纳粹闯入斯皮尔曼家对面的公寓楼。所有窗口的灯光都相继熄灭。随即，一家人的灯光亮起。一位身体残疾的老人不能站起向这些士兵致意。两名德国士兵抬着白发老人至阳台，残忍地将他推下楼去。斯皮尔曼的母亲看到这一幕后，禁不住失声惊叫，其他人亦是强忍内心的惊惧和震撼。这一幕预示了影片接下来的情节走向。
环境的阴霾和肃杀气氛，为主人公的流离失所和接下来的求生命题给予了充分的铺垫和预示。斯皮尔曼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被剥夺了一切，先是为了用钱换取一家人的家用而忍痛卖掉了自己的钢琴，由此丧失了从前钢琴师的社会身份。随后，男主人公与家人的分离，使其彻底失去了所有的社会关系，而成为一名流亡者。当犹太人被陆续送往集中营，斯皮尔曼一家也在名单之内。在城市广场上，一家人共享了最后一顿“美餐”。父亲用身上仅有的钱买了一颗糖。用小刀切成片分给大家。在苦涩中的一丝温甜成为男主人公与家人在一起的最后美好回忆。当镜头拉至广场的全景，观众看到整个广场拥堵着无数的难民，人们的哭声、叫声与脚步声交叠在一起。这与影片的初始画面形成强烈的对比。这里曾经承载着众多欢乐与繁荣的景象和那些悠闲享受着平和、恬静时光的人们。
当斯皮尔曼被一名犹太警察拉出人群后，便开始了与亲人生离死别和独自争求生存的日子。他一个人走在空荡破落的隔离区内，整个街巷的寂静、空荡与广场之上的嘈杂――哭声、喊声和呼喝声形成反衬，使此时的画面显得更加的静谧与死寂。这既向观众揭示出大批犹太人将默默无声地死在残酷的战争中，也表明了男主人公此刻内心的复杂情感体验。至此，斯皮尔曼被剥离了所有的社会关系。他手足无措、满脸泪痕走在街道上，不知自己该去向哪里。此时，电影通过正面跟拍、晃动镜头，表明了主人公的悲伤与茫然。从一个敞开的窗户中，翻飞出棉絮和羽毛的白色碎屑，犹如一片片飞落的白雪般，在主人公身边飞舞、零落。整个画面充满了忧伤与凄冷的氛围。这是整部影片里少见写意性镜头，留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
此后，斯皮尔曼不但承受了毒打、饥饿与劳累等身体痛苦，也时刻被孤独、恐惧、惶惑与焦虑等复杂情感所折磨。主人公被剥夺了一切社会身份的同时，也被剥夺了作为人的基本质素，而沦落为纯粹以延续生命为目标的动物性生存状态。长期孤寂和令人窒息的生活使斯皮尔曼逐渐变得像“野人”一般。凌乱污浊的头发与胡子使其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他穿着破旧的外套、蹒跚地走在废墟之间，只为了寻找水和食物。当战争胜利后，兴奋的钢琴师甚至已经忘记了怎样说话。他只能张开双臂去拥抱那些街上的陌生人，来表达自己的喜悦，却令那些人感到极度的不安和惊恐。短短的一组镜头，巧妙地诠释出悲喜交集的情感和气氛，也揭示了钢琴师在漫长流亡过程中所经历的苦难。
二、以音乐抚慰生命的创痛
音乐是斯皮尔曼所热爱的事业，在从前的和平环境中，他通过自己的琴声带给无数听众以快乐和美的体验。在战争爆发后，斯皮尔曼在面对逐渐逼近的人身危险时，其生命也告别了从前身心合一的和谐状态。他为了救济家庭，去一些酒馆为粗鲁而高傲的客人演奏，随后又不得不卖掉了自己心爱的钢琴。当弟弟还在为商人离谱的收买价格而愤怒与争执时，斯皮尔曼却沉静而无奈地说“让他抬走”。可见，影片首先塑造的是一个以生存为核心，以家庭为重的普通人形象。影片在随后继续了这样一个叙事基调。 斯皮尔曼与其他一些犹太人在德国人的监视下做苦力时，他帮助朋友马诺雷克转运枪支弹药，以武装反对德国人的暴行。但男主人公想得更多的却是如何与波兰朋友取得联系，逃出每天都有犹太人被杀的可怕处境。在工友们武力反抗的战斗打响之前，斯皮尔曼已经在朋友的帮助下，躲进了一所公寓。可见，普通人并不总是与国家和民族大义站在同一层面的。徐德明等曾指出：战争的胜利并不带来大团圆的结局，锣鼓喧天的庆祝却更加反衬出家破人亡的悲剧性。[2]斯皮尔曼以“局外人”的立场，亲眼目睹了隔离墙内的战火和死亡。这与传统战争影片中的主人公大相径庭，他们通常是舞台上令人敬仰和崇拜的英雄，是为了正义挺身而出的勇士。但斯皮尔曼却选择了生存第一，甚至在看到这种惨烈的相互杀戮之时，发出“反抗又有什么好处？”的疑问。在挣扎求生，还是尊严的死去这个问题上，主人公的抉择很显然是前者。这实际上的确与人们经常看到的战争影片有着很大的差别，导演在这里向观众展现的不是高高在上的英雄，而是平凡，甚至卑微的大多数。这显然会与观众对主人公的审美期待和审美惯性有一定的差距。但这种“失望”却令许多人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这种真实使影片获得了独特的审美特征，带给观众以真切的情感体验。
在《钢琴师》中，斯皮尔曼以求生为生命的惟一追求，令观众看到了在战争这一人类极端的环境和历史背景下，一个平凡的甚至卑微个体的生命诉求。同时，影片也令观众看到了平凡小人物内心对和平的渴望，对希望的永不放弃以及坚忍顽强的生命力。斯皮尔曼身上体现出的正是人性中这些光辉的质素。斯皮尔曼对音乐的热爱和坚守是这一人性闪光点的集中体现。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斯皮尔曼仍深深想念着钢琴和自己的音乐。在隐藏的公寓中，他听到了隔壁蹩脚的钢琴弹奏，听到了男女主人之间的争执。这种浓郁的生活气息对其他人来说是如此的惯常，但对于挣扎在死亡边缘的犹太人来说是多么可贵与渴望。斯皮尔曼倾听着隔壁的声音，脸上露出了少有的笑容。音乐不仅带给主人公以心灵的安慰，也在很大程度上支撑起主人公内心的希望，使其能够忍受寂寞、恐惧与饥饿的煎熬，在最残酷的环境中生存下来。
其中，斯皮尔曼与一位德国军官相遇的场面给观众留下极深刻的印象。音乐不但带给人以心灵上的抚慰，也能够使立场截然不同的双方，感受到超越爱恨的力量，实现心灵上的沟通。斯皮尔曼在一幢公寓楼中寻找食物时，被一名德国军官发现。德国人知道他是一名钢琴师后，要求他演奏一曲。琴声初始艰涩、断续，但随即主人公完全沉浸在琴声当中，他饱含深情弹奏了肖邦的《G小调第一叙事曲》。这是肖邦为波兰人民勇敢抗击侵略而创作的乐曲。斯皮尔曼纤长的手指在琴键上自由、灵动飞舞着，饱含激情的琴声漂荡在黑暗而清冷的空气里。[3]清冷的月光下，一个犹太人和一名德国纳粹一同沉浸在美妙动听的琴声之中。此情此景，令人不无慨叹音乐带给人的美好和战争对人性的摧残。这首曲子是斯皮尔曼在电台中经常演奏的曲目，但在这样的情景之下，该曲却具有别样的意蕴。在战争中，他作为一个失语者，一个丧失了所有社会身份的流亡者，已经完全丧失了“我”之为“我”的证据。只有内心流淌的音乐是其存在的惟一证明。但主人公却没有机会再去触碰自己所钟爱的钢琴。而此刻，他终于有了表达的机会。钢琴师用他自己的方式诠释了对泯灭人性的战争的反抗，释放出其内心对生命与尊严遭受摧残的彻骨之痛。
综上，电影《钢琴师》是一部真实朴素，却能激起观众愤怒、悲哀、震惊与温暖等复杂生命体验的影片。波兰斯基在这部影片中不仅融合了自己童年的亲身经历与情感体验，也真实、生动反映出每一个在战争中遭受摧残的普通人的痛苦、悲愤与对和平生活的渴望。音乐为人提供了创造美和欣赏美的机会，也在最阴暗和艰难的岁月中抚慰个体的心灵，带给他们以生活的希望，提供给其精神上的避风港。在战争中无论是刽子手，还是任意被宰割的无辜生命，音乐都能使他们获得心灵上的洗礼和拯救。德国军官正是为斯皮尔曼的琴声所感动，并伸出援手，助其熬过了最寒冷的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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