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与实践:文学理论“从游”式教学模式探讨
一、文学理论教学改革的必要
文艺学课程是我国大学中文系的必修课程。尽管文艺学在广义上包括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但实际教学中文艺学课程一般以文学理论为主。文学理论是中国文学各专业方向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必考科目，随着高校对考研复习资料的指定，北京师范大学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成为众多大学开设文艺学课程的首选教材。这部经典教材内容扎实并不断更新拓展，目前已经有第四版修订版本，得到业界的一致认可。文艺学课程是各高校中文系较为成熟的一门主干课程。
然而，高校文学理论教学却存在几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首先，文艺学课程往往同时承担文学概论和文学理论教学的任务，某些高校把这门课程开设在本科一年级，而尚未正式接触具体文学史课程的中文系新生，一入学就听高度抽象的理论课，很难理解。尤其是以具体文学作品或文学史现象为例作个案分析时，学生对案例尚且陌生，更无从理解理论。
其次，原有教学模式往往从各种概念出发，最常用的章节安排模式是按照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其批评传统》对文学四要素的划分：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各章节都在处理这四要素之间的关系，如作家与世界的关系、作品与世界的关系等，形成高度抽象的逻辑体系。学生尚未大量阅读作品形成感性认识，就被强行灌输各种概念，很难真正理解这种抽象的逻辑体系。最终教授在上高屋建瓴，学生在下如听天书。
更重要的是，当今世界文学理论急速发展，各家学术迥异。传统教学模式虽兼采各家之长，但不对各家不同流派理论加以梳理。学生所获知识虽丰，但往往来自不同学说。学生因不知其各自体系，难以理解各家相互批判之处，经常误解为理论相互矛盾，无法批判式地反思与扬弃。
文学理论课几乎成为中文系学生最难听懂的课程之一，往往学无所获，到毕业考研时又不得不从头自学。作为中文系的一门重要课程，文学理论课非常有必要探索适合学生接受并有助于学生发展的教学新模式。
二、以批评理论丰富传统文学理论教学
考虑到文学理论教学中存在的以上问题，在前人教学改革成果的启发下①，笔者开展了文学理论教学新模式的尝试，取得了良好效果。
首先，将文艺学课程从本科一年级调整为本科二三年级开设。在中文系本科生接受了一些基础的文学史教学（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阅读了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对文学形成感性认识之后，再以理论教学加以提升概括，使之豁然开朗，避免了从理论到理论的高度抽象教学，降低了学生接受理论课程的难度，让学生真正明白了理论学习的意义和价值。
其次，共开设两学期不同教学内容的理论课程。前一学期仍以宏观的文学理论教学为主，后一学期增设具体的文学批评理论教学内容。批评理论已经日益成为当今文学理论界的重要研究内容。与传统的文学理论不同，各家各派的批评理论关注的焦点往往不再是具有普遍性的规律，而是具体的文学文本和具体的文学批评。批评理论呈现了明显的跨学科特征，并且不以某一学说为正宗，各种学说产生不同影响。在文化研究已经发展成为超级学科的今天，不懂批评理论，几乎无法与国外的理论界同行形成交流与对话。在本科生教学中加入批评理论的内容，十分必要。
再次，按流派介绍各家批评理论。尽管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及其修订版已经成为文学理论教学的经典教材，但该教材采用的是传统的章节编排模式。对此，笔者采用了同为北京师范大文艺学中心集体编写的另一本教材，王一川主编的《文学批评教程》（原名《批评理论与实践教程》）。主要按照流派分别梳理各家学说，以20世纪西方各家批评理论为主，还加入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模式的教学内容，极大地丰富了传统的文学理论教学。学生在总论的基础上，每接触一个具体的理论流派，就从其基本发展过程、核心理论与批评方法、批评特色和进一步阅读书目等方面逐步深入地加以了解，进而把握整个理论学说的学脉，形成系统的认识。即使学生对于某家学说一时难以理解其个别内容，也不会影响对其他理论流派的学习接受。
最后，以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来丰富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在国外同行的优秀教材中，美国学者布莱斯勒（Charles E. Bressler）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采用了按流派逐个梳理的编写体系，并对国内同类教材编写产生了重要影响②。然而，这样的理论流派梳理中缺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位置。由于学生对西方文学传统当中具体事件的熟悉程度不及对中国文学的熟悉程度，经典的个案分析中将西方理论运用于批评西方文学现象，对中文系学生来说理解起来仍有难度。因此，分析完每一家理论流派的案例，笔者专门介绍了中国学者如何将这种西方批评理论用于批评中国文学。例如针对最难理解的解构理论，详细讲解了中国现代文学名家陈平原，如何以《人民日报》数十年间对“五四”的纪念文章为例，进行知识考古，从而将附加在“五四”一词之上的诸多其他复杂含义逐个厘清。
除了西方理论在中国的运用之外，更重要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开创的一些批评模式的介绍。前辈名家王国维意境论批评、宗白华的节奏论批评等已为理论界广泛认可，沈从文、陈世骧、王德威先后梳理的“抒情”传统，以及王一川所总结的“感兴”修辞，亦作为学术前沿动态被纳入教学当中。这两方面新内容，大大丰富了批评理论的教学。 三、在教学中融入批评实践
理论教学的最大难点在于高度抽象和难于应用。文学批评理论教学的目的之一就是为批评实践服务，理论的应用成为教学重点之一。在上述教材的编写体例下，对每一家理论流派开展批评个案的分析，并以优秀的学生范文作为理论应用于实践的模板，供初学者找到适合自己的批评范式。不仅采用教材中收录的学生范文，还选出课堂上学生的优秀作业，直接向本科生展示他们可以达到的程度，这样能够取得更好的示范效果，有助于理论运用于批评实践。
文学理论的学习很容易流于空疏，如果学生在学习理论的同时将理论运用于文学批评实践，对于掌握理论就具有非常大的帮助，可使学生更好地明白理论学习的意义和价值。鉴于此，在文学理论教学新模式的探索中，纳入文学批评实践的教学内容是非常有必要的。
首先，真正将文学批评作为广义的文艺学教学内容。在一些大学中文系，文学批评可以作为一门单独的课程开设，并且内容十分丰富。广义的文艺学既然包括文学批评，并且在新的教学模式中纳入了批评理论，就可及时借助批评理论的学习进行文学批评的教学。鼓励学生学以致用，打好中文系本科生的基本功，能够对具体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加以把握并给予有效评价。
其次，结合本科生所学文学史具体内容，展开批评实践的教学。将文艺学课程调至本科二三年级开设后，中文系学生已经学习了一些文学史基础知识，阅读了一定数量的具体文学作品。这时开展文学批评的教学，正好可以对所学具体文学现象展开分析和理论探讨，使得文学史课程和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教学互为辅助，非常有利于学生对广义上文艺学的三个方面加以全面把握。
最后，在具体教学方式上，鼓励学生进行课堂实践，将高估抽象的理论课变为学生参与度很高的实践课。每学一派理论，在个案分析的基础上，加上学生范文评点，并重点由教师将该派批评理论运用于文学批评实践，或给出指导意见，安排学生将其运用于文学批评。
四、建立“从游”式教学体系
“从游而学”的教学形式在我国源远流长，可追溯到先秦孔子周游列国时弟子从游的教育模式。近代以来，尤其是梅贻琦主持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期间，赋予其新的含义，即著名的“从游论”：“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有学者评价，“从游论”揭示了大学教学活动主客体双方平等民主的合作关系，以及和谐活跃、宽松自由校园文化的独特价值，并在教学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效益③。
此外，笔者还采纳了学者王一川对“从游”教学的补充。在“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的模式中，又加入了“中鱼”传感，即在授课教师再亲身示范的同时，请研究生或本科高年级优秀同学给低年级学生作示范，让学生切身感受到自己可以达到的程度，从而树立信心，直接为其提供一种可以通过模仿而达到良好训练效果的学习路径。
国内外大师名家的理论学说固然高深，但难被中国学生直接领会。例如上述解构理论艰深晦涩，就通过中国学者陈平原对“五四”进行的一番“知识考古”，予以阐释。通过一系列不同层次的讲解与示范，让低年级本科生逐层理解，找到适合自己的模仿层面。在实践教学中，形成专家讲座、教师示范、“中鱼”传感、亲身体验的从游式教学体系，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之中逐渐锻炼成长。
文学理论教学的新模式，一方面是结合当代特点，及时吸取国际学术前沿成果，改变固有的知识传授模式，以各家批评理论流派安排授课顺序，另一方面将高度抽象的理论课与文学批评实践相结合，以理论学习促进实践，为中文系学生从事文学批评打好基本功，从而解决文艺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真正使的广义的文艺学，即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三个方面的教学相互辅助，都得到发展。这充分发挥了文学理论教学的作用，让学生明白了理论学习的意义和价值，学以致用。而“大鱼前导，中鱼传感，小鱼尾随”的“从游”式教学体系，以及新的教学模式，还需要不断探索改进。
注释：
①1997年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中心获批教育部师范司课程教改项目“在双向拓展中更新文学理论课程”。王一川提出在本科高年级开设“批评理论与实践”课程，并在实践教学的基础上结合国外优秀教材的编写体例，出版了《批评理论与实践教程》。
②王一川.文学批评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Ⅲ.
③见吴洪成，甘少杰.梅贻琦“从游论”的教育思想与当代启示.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