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妹》: 精神寓言与油滑美学
作者简介：杨天松，1969年10月出生，男，汉族，福建省连城县人，本科学历，副教授，单位：厦门南洋职业学院，361101，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30-0-04
一、引言：从生活到小说――《姐妹》的创作背景
小说家很多，但真正有思想的小说家不多；可以说，吴尔芬是有一定思想的小说家。多年来，吴尔芬艰辛创作长篇小说，现在已经有开花结果。从《雕版》到《九号房》，一直到《姐妹》《人皮鼓》，吴尔芬似乎正在建构自己的文学世界。这就是“罪者的文学”世界。吴尔芬会在这个小说世界搭建起怎样的建筑，这个建筑将呈现出怎样的景光：是巍峨高大的殿堂？是小巧别致的庭院？还是海边别墅、山间小屋？现在下结论，似乎还为时尚早。但是，我相信他是有建筑巍峨高大的建筑的想法的，不论这建筑呈现的是怎样的外形。这也表明吴尔芬已经对长篇小说创作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姐妹》这部长篇小说，围绕着“标会”进行的。“标会”是一种民间集资方式。赵子云《旧时南京的标会》介绍了南京旧时标会的情况。南京地区旧时“标会”很盛行。发起人称“会头”。那时一般百姓都没有什么存款，往往都因会头急需较大笔钱款办事（一般都是100多元），一时又拿不出，于是便物色一些认为是诚实可靠的邻里和朋友来标会。通常招集十来人，确定某日全体参会者聚在一起，一般每人（会头除外）出资10元，由会头收齐，作为己用。这以后的第二个月，大家仍于此日再聚在一起（每月一次），则进行“标会”，所谓标会，即除会头外，每人都得依次公开一张事先写好金额的纸条，称“标子”。标子事先是保密的（如不写在纸条上采取口报也行）。待标子全部公开完后，则由其中金额最高者得会（收钱）。但得会者却由此也相应蒙受到损失。比如，定为每户出资10元，标子最高户是2元，则这次除会头需缴给得会者10元外，其他会户每户则只需缴给得会者8元即可。这次标会结束后，这第一位得过会者便称“饿会”户，其他会户称“饱会”户，接下来便是下个月这一天大家再聚会开标，照例仍由标子最高者得会收钱，饱会户仍按前例缴付一定钱款给这届的得会户，但是请注意，上届已得过会的饿会户则享受不到这项优惠“政策”了，即不管此届得会户标子多大，上届的饿会户都必须和会头一样，缴付本届得会户10元。这样以此类推，反复下去直到结束。整个标会过程是，饿会户越来越多饱会户越来越少。除会头收支平衡外，越是迟得会的会户，越是收入多于支出。最后一户得会者称“会尾”，得益最多。会头虽说收支平衡，但责任重大，如中途有饿会“赖账”，或迄时不到，都得由会头承担后果，所以有句俗话：宁做龟头，不当会头。可见会头是不好当的。据赵子云介绍，到大约上世纪60年代末，这种标会活动已渐趋匿迹，进入70年代中期，则完全消亡了。[1]
南京的情况可能真的如赵子云说的这样，但在浙江、广东、福建、台湾等许多地区，“标会”却依然存在，并且在近二十年来此起彼伏地发生着。仅在福建，就有闽南、闽东、闽西等地方相继发生了大规模的“标会”事件，当然，这些“标会”事件之所以被人们了解，显然，它们都是已经“烂会”――崩盘了。比如，在福安的标会事件中，被卷走的资金就高达25亿元。其他地方因为标会引起的资金额度也相当惊人。[2]
本文无意做社会学的调查与研究，但由于《姐妹》所表现的正是“标会”这样的事件，又因为许多人对“标会”很陌生，所以就在此先作简介。应该说，“标会”之作为小说的题材，在小说史上还很罕见。这样看来，吴尔芬的《姐妹》在题材的选择上就有过人之处。也表现出吴尔芬在小说创作上的思想眼光，以及他对时代的深刻洞察和对时代精神的把握。
当然，从生活到小说并不像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否则，人人都可以做小说家了。细读《姐妹》，我们可以发现，吴尔芬不过是借用了“标会”作为故事的外在因素，他的目的是通过这个故事来揭示人性深处的问题。显然地，吴尔芬将小说集中在方立伟身上。方立伟有个外号叫“哑巴”，当然不是真的哑巴，只不过不爱多说话而已。方立伟是个文学爱好者，他能写诗，但没有世人认可的正式工作。只是一名液化气搬运工而已。不仅如此，方立伟还是个性变态者。方立伟只有听着《桃花结》才能完成性事，方立伟因此与会唱《桃花结》的三个姐妹有了关系。即便如此，乱伦也不是吴尔芬要揭示的焦点。因为吴尔芬要揭示的是金钱如何败坏一个人，如何败坏了我们生活的时代。
在吴尔芬的故乡发生“标会”时，吴尔芬以小说家的敏锐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小说题材，但时隔多年后，吴尔芬才将在生活中发生的“标会”事件以“桃花会”的名目写进他的《姐妹》中。这样看来，从生活到小说，真的有一段路途要逾越。促使吴尔芬发生这个逾越的显然是与吴尔芬对世界的看法有关，与吴尔芬对时代的看法有关。
二、意义分析：作为精神寓言的《姐妹》
在当今这个时代，文学的整体沉沦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随着1980年代理想主义和文化启蒙的终结，随着九十年代经济大潮的热情澎湃的兴起，至今已经快二十年了，“市场化”已成为文学艺术最重要的生存空间以及评价标准。作家们关注作品印数和重版次数比关注作品的内在精神更加热情。文学从整体上看的确走向精神滑坡。从官方意识形态到媒体广告，从政府官员、学界精英到平民百姓，都裹挟到经济浪潮中。GDP、经济增长率、直销、个人致富、标会、贪腐、奢侈消费、股票、基金、房产……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深深地浸透着从官方到民间整个社会。考量一个官员的政绩，决定一个官员的升降，首先看当地GDP有没有大幅度增长；看一个人有没有成功，首先看他有没有挣到足够的钱。 艺术家丁方说过，人类目前面对的最严重的危机，是其内在精神的无根性，这种无根性使我们在现时代中处于丧失判断标准的边缘。尤其在艺术界，现时代的评判标准已绛到了“只要有市场，能卖好价钱，就是成功”的地步。在此，功利性成为压倒一切的因素。接着，丁方又指出：现时代中的人对金钱与物质的过分关注，常常使他们已不知道何为美，不知道何为符合人性的生存环境，不知道人与自然应当建立一个怎样的关系。[3]在丁方看来，造成二十世纪艺术退化和庸俗化的根源在于人自身出了问题，因为“信仰已不再是人的生存之根”，“从表面上看，是上帝的退隐，然而实则却是人主动背弃了神明。这一背弃的结果，似乎是人获得了自由解放并极大地抬举了人自己，可实质上却是人的灵魂被形而下的物质异化和禁锢――结果是极大贬低了自身。”[4]即使现在看来，丁方的这些话一点都没有过时，作为一个有信仰的艺术家，丁方对艺术的看法有着惊人的深刻和极大的清醒。问题就在这里，信仰缺席了，就像尼采说的那样，“上帝死了”。但尼采说这话的本意却常被人曲解，以为尼采说的是对上帝的怀疑甚至不信，其实尼采说“上帝死了”是说上帝在人的心中没有位置了，是上帝在人的心中死去了。这是现代人极其深刻的悲剧。一个离弃了上帝的人，有什么是不能做的呢？
今日艺术面对的就是这种商业主义、消费主义，以及物质主义、权力主义，在这样的时代，金钱成为“世界的王”，它像撒旦一样无所不在，它侵入我们社会的每个角落，更侵入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在这样的境况中，要保持灵魂的清洁、心灵的警醒是件极其艰难的事，没有坚定的信仰和对信仰的始终的持守，难免会陷落在这“世界的王”的手中。
同样，文学也面对着这样的景况。文学从整体上看的确是在走向滑坡，只有很少的作家仍在坚守文学的精神。
我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来把握《姐妹》的意义可能是更有收获的。吴尔芬是一个心思复杂的人，但也是一个有信仰的作家。属灵的恩赐在吴尔芬内心深处种下了智慧的种子。因此，吴尔芬对我们这个时代、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是有深刻的认知的。这也是《姐妹》这部长篇小说成功的一一个重要因素。
《姐妹》在“桃花会”（即民间标会）的故事外壳中，着力最多的是写金钱的异化作用。
金钱具有的神奇魔力在方立伟和陶花季的婚姻中起到了主要作用。因为，按照世俗的观念，方立伟和陶花季是不可能恋爱结婚的。但是，因为方立伟解决了陶花季父亲陶传清的强奸冤案，而方立伟解决陶传清强奸冤案的就是用金钱。因此，陶花季自然对方立伟就刮目相看了，恋爱和结婚都顺理成章。但是，我们在《姐妹》中看到，陶花季和方立伟之间的爱情是缺乏爱情基础的。因为一对那女相爱，需要的不仅仅是报恩，更重要的是要有共同的生活理想。因此，才会有他们后来婚姻的不幸。实际上，方立伟和陶花季姐姐花汛、妹妹劫波之间的乱伦关系都与金钱有关。虽然陶花汛喜欢方立伟，还更方立伟会写诗有关系。在小说中，花汛不过是个半老徐娘，造成花汛与方立伟之间产生关系的，一是花汛会唱《桃花结》，这就使方立伟有可能与花汛产生关系，但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原因是通过标会，花汛也有钱了。因此，花汛有条件改变自己的水果小老板的身份，仿佛是个贵妇人了。加上花汛的丈夫――一个长相猥琐的鞋匠――在外面乱搞女人，当然花汛内心也会不平衡。所以，花汛自然就对方立伟产生了不乱之恋。
至于劫波与方立伟之间的乱伦，就更能够体现出金钱的神奇而又幽默的力量。方立伟不过用了两捆百元大钞就把大学生劫波俘虏。所以小说中说：“这就是劫波，新世纪的消费动物，宁可赤身裸体也不肯放下手中的金钱。”这虽然在小说中只是一个小小的片段，但体现出吴尔芬对生活的精妙观察，也真实地写出了金钱如何在这个世界展现出它的邪恶力量。
此外，在小说中还写到警官白达（方立伟高中的同学）的升职、桃花丈夫的堕落等等，处处彰显出金钱如何侵蚀了人们的心灵。
所以，我说《姐妹》不仅仅是一部犯罪心理小说，它实际上是一部当代社会的精神寓言。
所以，当我们看到小说描写烂会后的情节，那种巨大的冲击力可以说是惊心动魄的。人性的丑陋和疯狂表现得相当生动和逼真。小说这样描写了“烂会”后的桃源市：
“绝望瘟疫一样迅速蔓延，人们对一切都失去了信任，我看到，许多人心急火燎地奔向私人钱庄和银行储蓄所，一分不留地将存款全部取出来。会友之间无头苍蝇似的瞎忙，买卖会单，隐匿、私分、转移财产，伪造、涂改、毁灭帐册与债据。”[5]
“警车、救护车、消防车呼啸而过，街上到处是破碎的巨响，到处是挥舞的拳头，到处是撕打与嚎啕，到处闪烁惊恐苍白的脸。人们被灾难的恐怖所吞噬，愤怒地冲进会首的家中，搬家具、扛电器、挖地板、拆吊灯，捣门毁窗，乒乒乓乓，鸡飞狗跳。棍棒、拳头、刀子，各种各样的武器发出惨人的尖叫。”[6]
在小说的结尾一章的《夺宝战》一节，写的尤为精彩，也深刻地写出了被“烂会”折磨的人们的疯狂、变态。人性的邪恶的一面表露无遗。它艺术地写出了金钱的邪恶的本质。人们不禁要问：金钱真的那么重要吗？金钱真的能使人得到幸福吗？我想起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齐奥尔格? 西美尔在《现代文化中的金钱》一文中说过：大多数现代人在他们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必须把赚钱当做首要的追求目标，由此他们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认为生活中的所有幸福和所有最终满足，都与拥有一定数量的金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7]西美尔认为：通过金钱可以获得的对象的范围大大增长，这使金钱获得了中心地位，它将光芒照射到现代生活的许多具体特征中。金钱使个体完全满足自己愿望的机会近在咫尺，更加充满诱惑。仿佛有可能一下子就获取完全值得追求的东西。[8]
这也许正是吴尔芬《姐妹》最大的价值。它不仅仅是小说，而是这个时代的精神寓言。金钱在这个时代无孔不入，金钱已经深深镌刻进今时代人们的内心。在这个精神寓言背后，诉说着吴尔芬的无奈。
三、艺术分析：《姐妹》的油滑美学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郑家建教授在研究鲁迅的《故事新编》时，借鉴了巴赫金的理论，特别研究了“油滑”问题。郑家建认为：要理解、分析“油滑”问题，就必须从本质上重建对作品的世界观深度和艺术意识的把握方式：即必须把“油滑”理解成是一种观察人生世相的特殊眼光，是一种对社会、历史、文化独特的认识方式；必须把“油滑”同作家主体内在心灵的深度、复杂性和无限丰富性联系在一起；必须把“诱惑”同艺术想象力的异常自由联系在一起；更重要的是，必须看到“油滑”同中国民间诙谐文化的内在关系。[9]
吴尔芬的短篇小说在艺术上已经表现出郑家建所说的“油滑”理论，他的不少短篇都有这样的特点。但是，在吴尔芬的长篇小说中，《姐妹》还是第一次显示出这种“油滑”的美学特点，而在此前的《雕版》《九号房》都没有表现出油滑美学的特征。虽然这种“油滑”在小说《姐妹》中表现得还不够充分，但已经有了相当的表现。这种“油滑”的美学追求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的确彰显出吴尔芬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对吴尔芬个人而言，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处世的机智与聪明。因此，在这里所说的“油滑”并没有贬义的成分。在小说中，这种“油滑”表现为一种漫画、幽默、讽刺的手法。在这些“油滑”的笔墨深处，体现的是作家对社会的不良现象和人性的灰暗与邪恶的批判精神。在吴尔芬的《姐妹》中，随处可见这种颇有“油滑”笔调的文字。在《姐妹》中，吴尔芬找到了他所熟悉的、所擅长的思维方式和他所熟悉的、所擅长的语言。从语言艺术上来说，这应该是《姐妹》成功的地方。比如在小说第四章《乱性》之《鸡蛋的梦》中，就有一段关于“标会”给方立伟家带来的盛况描写：
我的家里盛况空前，从机关干部到果农、从医生到病号、从人民教师到下岗工人，甚至乞丐、甚至妓女，他们手里攥着、口袋里掖着、信封里装着从银行新取的存款、或者刚从客户手中接过的皱巴巴脏兮兮的纸币，被一只看不见的手驱赶到我家。我家像激流中翻腾的旋涡，又像高速运转的摇奖机号码珠，谁也来不及、也不愿意、更不可能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做冷静的思考，就被飞舞的会单迷了心窍。
我家的凳子再也不用擦了，会员的屁股将它们蹭得一尘不染；我家的地板再也扫不干净了，络绎不绝的人流带来数不清的垃圾。此外，我家的墙角总是留有可疑的痰渍、卫生间总有冲不去的腥臊尿液、洁白的毛巾也不知道被谁抹得黑不溜秋，到处是喝过的茶杯、到处是踩扁的纸团、到处是水果瓜子壳。[10]
显然，这样的文字是典型的吴尔芬的文字，他用极度夸张的手法写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标会”盛况，同时也写出了人是如何被金钱所深深地吸引、深深地捆绑。这是金钱的狂欢时代。人的理性不见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钱迷心窍的非理性的人，而这恰恰是近二十年来的时代的一个微影。当灵魂没有一个更高的向往，当真正的信仰被认为只是精神的安慰，甚至被认为是一种对人世的躲避，而不是灵魂的必须；那么，我们无法不陷入这种单纯地追求金钱的陷阱。纯粹的追求物欲绝对是一种错误。人之为人，一定不是只为着金钱来的，也不是为着地位来的，甚至不是为着成功来的。方立伟赚了很多钱，但是他一点也不幸福。因为如果一个人没有信仰，他是永远也不会满足的。在一个没有信仰的人那里，金钱再多地位再高名气再大都不能给他满足和幸福，他只有更深的虚无感更沉重的焦虑感。
像这样的段落在小说中有很多，在此不能一一列举。我想，如果从“油滑”的美学角度来认识这部小说，就会发现吴尔芬有着出色的讽刺才华。我甚至认为吴尔芬应该充分发挥他的这种“油滑”的美学，从而使他的小说有更大的成功。
四、余论：《姐妹》的不足和期待
在大众文化和流行艺术日益挤占人们心灵的今天，艺术和文学的精神也日益浅薄化和庸俗化。然而，正如丁方所说的，从终极意义上来讲，艺术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它作为人类永远需求的一种精神性创造活动，在物质的商品化社会里将愈益凸现其独特功能，这就是在商品化与金钱至上的社会里使人类仍能保持人的价值、意义与尊严。[11]
我之所以引述丁方的话，是因为我知道吴尔芬同样是一个有自觉艺术思想的和有信仰的作家，那么，从更高的要求来看《姐妹》，它也并非是一部没有缺点的作品。因为，在吴尔芬的内心里，艺术追求和市场效应他都想实现，反映在小说创作中，就是吴尔芬既想讲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又想传达他的思想。不是说不能将这两种目的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如果能将这两种目的――故事及思想――融合在一起，当然是最好的。但是，至少在《姐妹》中，这种结合还比较不够。可能是吴尔芬太专注于讲故事了，但他又想在故事中表达信仰与思想，这种摇摆就造成了这个小说的一个不足。
此外，《姐妹》在小说叙事上还不够凝练，对主要人物的心理刻画还不够深入，这些都影响了《姐妹》在艺术上的完美。
小说从写法上来看通常有两种：一种小说是只讲故事，它的思想是蕴藏在故事中的，需要读者去分析去思考去感悟才能明白，而且并不是一次就能穷尽它的思想意义，真正好的小说，就像所有其他门类的好的文学作品和好的艺术作品一样，可以提供给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读者以不同的启迪和不同的感悟。另一种小说是直接传达作者的思想或哲学，读者通过这样的作品，一下就能了解到作家所表现的思想，而他的故事往往只是他表达他的思想的载体。我觉得从纯粹的小说艺术来看，自然是前一种小说更有意思，写作难度也比较大。但第二种小说并不是就没有意义，比如启蒙运动时期的哲理小说，比如信仰文学仍是有意义的，而且在一定的时代条件下，它的意义还很重要，因为信仰如果有文学和艺术来表达，会更直接，更形象，更深入人心。因为在这样的艺术和文学的作品中，艺术家和作家的灵魂将彻底敞开，他们在这样的作品中将深入探讨人的问题和信仰的问题，从而给读者以灵魂深处至深的启示。所以，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约翰?班扬、斯托夫人，以及奥古斯丁、米开朗基罗、贝多芬、基弗尔，包括北村，他们的作品是有着永远的价值的。
吴尔芬仍然是一个值得期待的作家，对此我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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