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理性及其理论―实践二重化理论与哲学繁荣
中图分类号：B516.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2-0072-009
理性在康德先验哲学中是作为理论基石的概念，支撑着康德先验哲学的整个理论大厦。康德对“理性”作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二重划分，进而把哲学划分为“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它使哲学理论及其内涵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与重建，展现了康德理性二重化理论真、善、美的哲学基本构架。在康德理性二重化庞大的先验哲学体系中包含哲学构成的多种元素，为后世哲学的出现埋下了潜在思想生长的种子。特别是康德对旧形而上学“以神为本”理论的批判和对“以人为本”理论的确立，对“后康德”的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不同方面的颇有价值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启迪，由此，使“后康德”的哲学发展呈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正如20世纪初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德]克罗纳（Richard Kroner 1884―1974年）在其《从康德到黑格尔》“引言”中所说，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发表到黑格尔最后一部著作《法哲学》的完成，这短短40年间却完成了一次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思想运动。唯一可以与它相比的是希腊哲学，但希腊哲学历经的时间要长得多并且没有像它那样具有缜密丰富的体系。可见，仅就从康德到黑格尔的这段哲学对西方哲学繁荣的影响就是如此之大。
一
理性是康德先验哲学的基础，也是最根本的概念并处于核心地位。康德把理性看作人区别于一切生物的根本标志，把它提升到人的本体高度。理性概念进入哲学，应当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约公元前500―前428年）第一个把“理性”（或心灵）概念引入到哲学中来。他提出了“理性支配着世界”的思想。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具有理性的心灵，心灵是通过概念进行思维的。这为康德把先验哲学的基础设定为理性提供了依据。欧洲近代哲学家勒奈?笛卡尔又进一步把理性或心灵（自我）提升到与上帝并列的实体（或本体）的高度。笛卡尔认为上帝虽然是“自我”的保证，但上帝的存在要靠“自我”来推论与证明。这为康德在哲学上设定理性本体的最高地位提供了理论来源。康德在接受这些思想的基础上，为了在认知领域取得理性本体的至上地位而取代“神本体”，剥除其神学的上帝观念的统摄，发起了彻底批判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哲学变革。同时，康德也接受了柏拉图把理性、理念世界作为知识的先天来源和先验的理念作为哲学的最高概念的思想。由此，康德在哲学领域进行了一场“哥白尼式革命”，在认识论、范畴论、逻辑学、本体论、辩证法、方法论、伦理学、道德论、美学和历史等领域进行了变革。在理性问题上，康德把理性从人的认知能力推至哲学先验本体的高度。理性的理念于是成为哲学最高无限的“大全”概念，成为哲学追求的最高目的。这样，理性、理念成为康德先验哲学体系中最高的本体论或存在论的概念。
那么，我们探讨一下“理性”一词的原本含义及其哲学意义。理性（Vernunft）的中译意是：理性、理智和明智等。《德语语言辞典》（1997年新版）解释“理性” 的含意为：“能力，与认识相关，并且是以与自身内在相联系使整个目的实现，是理解，是深思熟虑。这大约就是全部的理性！1.1 要剥夺他的全部理性他就迷失方向，不做思考，使他失去理解（Einsicht，又译理智）。 1.2 某人带来理性就带来理智（Einsicht），使他的激动安静下来。1.3他最终是朝向理性走向平静，成为可理解的。 1.4 接受理性吧！它会使你安静而去沉思！”[1]990这里表明了“理性”是把主体内在―整个目的―认识―思维―理解―沉思―实现联系在一起的概念。
康德理性的哲学解释，正如德语《哲学概念辞典》（2005年版）中对“理性（Vernunft）”的注释：获悉，应追溯古高地德语（时期）（自有文字记载起，即自8世纪中叶，――一说自810年左右至11世纪），为“firnunft”， 在（历史）转折处，M?路德和其他德国人从拉丁文“ratio” 解释为>感官的感觉<、理解（Einsicht）、理智（Verstand，通常被译为知性），意思是首先与经院哲学相连接。而心理学及其语言使用在认识可能的顺序中[感觉sensatio，>知觉sinneswahrnehmung<，理智（ratio）>理性（Vernunft）<，智力（intellectus）>理智或知性（Verstand）<]这种低的认识官能通过概念把这些感觉联结起来（比较理解力Intellekt）。由对哲学解释时候起而特别来于康德将其转回到理性同知性（Versand）的关系，并且补（写）上来于理性之理念知识同形而上学概念的形成。依据康德而把知性确立在经验的提取和整理于感觉印象的基础上，并且走进（范畴）思维方式，理性应当作为“高级的认识能力”去联结作为一个自身而为完整的整个认识的知性概念，只是通过超越经验是可能的：“经验使用在那个理性上限制了纯粹知性，理性并没有满足它自己的规定……这个规定就是绝对的整个全部可能的经验，但它自身并非经验，而尽管如此，对于理性来说还是一个必然的问题。”（序言，§40）依据康德在这种德国哲学中理性保存着这种意义（只是施勒格尔‘Fr. Schlegel’和叔本华‘A.Schopenhauer’固定地按照比较老的语言惯用法）。在G.W.F.黑格尔那里通过理性的对立斗争，知性被确定下来，使矛盾解决而达到统一。此外，康德将理论的或思辨的理性同来于实践的分离开来，理性的这种分离是在它的本质中，但与在它的应用中是不同的。――理性信念（Vernunftglaube，或译理性信仰），在启蒙运动者，在康德、费希特和其他人那里，出自于理性基础而产生的宗教信念（Glaube）是借助这种超自然的，源于康德在他的论文中奠定：单纯的理性限界范围内的宗教，1793。[2]704-705这里把理性的语言来源、马丁?路德等人把它从拉丁文以德文意义来解释以及心理学的含义作了说明，而特别说明了康德把理性与知性、理念及其形而上学的关系规定下来，同时指出实践与理论的分离是源于它的本质，而这种理性的本性就是理性自身的有限与无限、自然与自由的对立与统一的本性。同时康德把宗教哲学限制在理性界限范围内。这也影响了黑格尔绝对精神自我认识的阶段是“艺术―宗教―哲学”，哲学高于艺术与宗教并且是前两者统一的思想。这样，正是康德把“理性”作了更深刻的哲学本体论的阐释，而黑格尔又把它推至绝对精神的高度。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理性主要指的是“纯粹理性”。康德在《判断力批判》序言1790年第一版中指出：“人们能够给来自先天的原则的认识能力名为纯粹理性，并且给对这种能力自身的可能性和界限的审查特取名为纯粹理性批判。”[3]973它是我们对“先天地认识事物能力”的考察，只是探讨认识能力，是以先天原则来探讨知性，只有知性能提供构成性先天原则，排除同属理论认识能力的判断力和理性（无限能力）。而康德在“三大批判”中讲的所谓共同之“理性”，则是指人的全部能力。康德根据理性能力的不同功能，将理性划分为“理论的”与“实践的”。首先，这种划分从亚里士多德的影响来看。亚里士多德将科学作了四种划分：第一类是逻辑学；第二类是理论科学，包括形而上学、数学和物理学；第三类是实践科学，包括政治、经济和伦理的学说；第四类为生产（制作）科学，即建筑、体育、音乐、美术、修辞和诗学等。从广义上可以看出，康德是从哲学的高度使理论理性接受概要了第一、第二类划分，实践理性接受概要了第三、第四类划分。由此，进一步经过康德的先验意义的提炼与概括，大体上把理论理性的范围看成是在自然科学与认知领域，实践理性是在社会科学与道德社会历史领域。这就把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引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来了。其次，这种划分从康德本人依据人的心灵全部能力来看。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的导言中提出，心灵能力自身要求也就是全部把它归于如下三种能力：认知能力（Erkenntnisverm？?gen）、兴趣和缺乏兴趣的情感（Gefühl der Lust und Unlust）、欲望能力（Begehrungsverm？?gen）。[3] 360康德认为，与这三种能力相应的能力是知性、判断力、理性；与之相应的先验的原理是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符合（最终）目的，这个同样是法则（义务）；其产物为自然、艺术、道德。这反映了康德把理论理性看作属于人的主体能力的范畴，它的对象或应用是自然，实践理性是属于欲望能力的范畴，它的对象或应用是道德（自由）。
理性在康德哲学中之所以重要，一方面，在于理性既是“知”的根基，也是“善”的基础；它既能满足人们在认知世界中对“真理”无限追求的理想，也能满足人们在道德世界中对“至善”无尽渴望的愿望。另一方面，在于理性是文化价值的基础。因为只有理性才能决定科学之为科学、人之为人的所在和给文化以科学的价值基础。康德在认知科学中，寻找构成知识的普遍性必然性，是在“自我意识的先验统一性”中寻求到的，而自我意识的先验统一性就是理论理性的先验表述，它表明科学的价值是由人的价值所决定，人的价值又由理性价值所决定。同时，理性也是康德道德学说建立的依据，理性也给予道德以价值。理性通过自由意志为人的行为颁布道德法规，因此只有理性决定人的意志，人才能按照“自律”行为，才有道德行为的产生。这样，康德以理性的“自律”的伦理学说推翻了以前从外部经验决定道德价值的“他律”伦理学说。这也就是理性对人的道德行为产生的文化价值和义务行为之所在。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文化层面看，理性作为科学与人文的基础，从“他律”文化转变为“自律”文化，由此确立了人的理性文化观。这样，康德把文化价值从人的理性揭示出来了，确立理性文化价值观则是康德在人类文化史上的一项伟大功绩。
二
康德对理性作了 “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二重化划分。从主体能力上看，“理论理性”是指理性在科学认知领域中所呈现的认知主体自我意识的先天认知能力。“实践理性”是指理性在伦理道德领域中所呈现的道德主体自我意志的先天欲望能力。我们通过德语语言辞典看一下“理论/理论的（Theorie/theoretisch）”的含意。“理论”意为：“1.科学的，纯粹思维的思考方法（Betrachtungsweise），科学的思维；相对的是实践…… 2.假定的体系；一种理论的建立。 2.1学术观点。3.源于合法的相互联系的认识，相对于事实的解释。” “理论的或理论上的”“只是基于思维之上，基于理论之上，（纯粹的）思想的、概念的，相对的是实践的。”[1]914这就是说，“理论”主要是指认知科学理论及其科学的思维方法，是一种设定的理论体系的建立与对事实的说明。“理论的”主要是指建立在理论上的纯属思维、概念性范畴的理论系统。在德国《哲学概念辞典》中又从哲学的意义作了说明：“理论（Theorie），希腊语（gr） theoria（geb.zu ion .theorein >瞧‘schauen’<）>注视（Betrachtung）<，特别是对它精神的注观，感官的感觉是不能达到的，如同内省、推想而于这种官能（Sinne）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同它相同意义的为这个思想的思想（Denken des Denkens或译‘思维的思维’）；其反义词：实践；这里1.纯粹的认识和有系统的排列知识的顺序，不带有在它应用上的顾忌和对有功用就去确定目的。这在近代哲学和科学中称为理论。2.在它相对原则是经验[认识]‘Empirie（经验[体验]Erfarung）’它是通过思想追求到知识。科学的说明是说确定的现象出自于一个原则并且这单一认识在普遍规律下以及它的整理按照原则使之联结，出自于这种规律控制本身而让个别使它寻求其根源。而来于这种单一的法则，在其中是源于（科学上的）假说，通过这种同样的单一真实和事实被联合，但理论通过它的包含性‘例如波动力学、原子理论、发展理论等等’将自身区分开来。无论如何科学追求的是作为理想和一个理论的终结。在这种径直的经验通过思维上的沉积物与单一知识使之联合的双重意义中，在它们（理论物理学等等）那里的理论要求一种全貌在描述和一种理解中通过解释――对于理论观点的标明作为生存方式是亚里士多德的定理（Met.Ⅻ，7，P.1072 b 24）：…>理论是最令人高兴的和最好的东西<。Gr.theoria与gr.theos是同源的，>上帝<。” [2]663这里揭示了理论的本质并不是对感性认识而是对精神的“瞧，看”，是对“思想的思维”，或“思维的思维”；同时也说明了理论的两个特点，即科学的系统性、不带有功利性去追求目的，经验是通过思维法则追求知识；理论与其沉淀物从纯形式与内容来讲，既是结合的又是剥离的。这些有价值的思想反映了作为康德“理论理性”的基本特征。 理论哲学，“在同实践哲学区别中（它自身在下面较多或较少地同从事于行为不同的观点，举例说同伦理学或政治哲学）那一个哲学领域，在其中它按照发展趋势围绕着走向>纯粹认知（Erkenntnis）<或在其中这种理论形成自身以及被探寻它的语言表达的条件。（理论哲学――译者）作为部分学科归属于这方面，例如，认知理论、形而上学、科学理论、语言哲学和逻辑学。”[2]663根据康德的思想，“理论哲学”主要含义：其一，目的是认知主体对最高“理念”的追求，理念是理性的概念也是追求的对象，是最高的真理。其二，认知方法是先验的方法。知识的普遍必然性是先天概念造成的，知识是先天的概念对杂多的综合统一。其三，活动的范围是整个自然界，是“人为自然立法”。其四，它是对科学知识的思维、逻辑、创造的理论及其形成条件的研究，对科学的理论体系或学说的探索与建构。它是以认知领域为中心展开来的对不同学科的理论形态、体系、学说的创建与发展。康德的理论哲学是以最高真理为追求对象的学问。但最高真理与形而上学相关，理性在解决形而上学问题时，使用知性概念（有限性）去追求理念（无限性），结果其自身必然出现理性矛盾（二律背反）。于是，康德把解决这一问题推到实践理性与实践哲学中去了。
“实践/实践的”（Praktik/praktisch）的含义，《德语语言辞典》通常是：“实践”意为 ：“1.从事（一种活动）；2.使用（一种工具）；3.行事；4.（图画）艺术概念、手段；5.（15/17世纪）带有农民天气预测法……” [1]713“实践的”的含义：“1.以实际为基础的，事实上在应用里面，在现实中的”；“2.目的在于很好地去实施；应用的工具、对象、操作过程，一种实验的建立。” [1]714这就是说，“实践”本词的语言含义主要是从事、实行、实验、运用、手段、方式、程序与目的实施等。从康德先验哲学看实践、实践的，其意也包含上面观点但本意已转为伦理道德方面。德国《哲学概念辞典》深刻地表达了实践概念的发展历程及与康德对其发展的思想。“实践的（praktisch），希腊语为praktikos（关于行动），在于理论的区分里，人们的行动在生存的勤务（Dienste）中并作为它意志的表现。它源于柏拉图（参见Diogenes Laertius Ⅲ 84）和亚里士多德（Met.Ⅵ 1.1025 b 25）在理论里面被研究，例如把与实践的划分开来。理论的和实践的表达方式被经院哲学所接受而且当今在哲学中仍然还是像通常在口语中那样使用。I?康德要求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他在其中探讨理论的形而上学的（theoretisch-metaphysischen）问题，实践理性批判随着而来，它把道德上的（ethischen）问题作为对象而且它同时在其中，那里道德上的东西（Ethische）或实践上的东西（Praktische）在他那里先于理论上的东西（Theoretischen）具有优先地位（优先），理论的-形而上学问题（采用方法例如它依据人类的有行为能力性，参见自由‘Freiheit’）以道德上的回答；就这点而言，对于I?康德实践就是理性，它作为意志并通过决定人们的行动而做出决定性（‘道德上’要求，道德法则）。实践哲学下人们理解最初的只是伦理学（Ethik），但这是通过，例如在亚里士多德（政治），把国家（政治）算在内。用于实践哲学的要求将在20世纪法和社会哲学，特别，行为理论，抉择对策论，伦理学，国家或政治上的哲学都算在内。与其相反概念：理论的。就人们的行动而言哲学的理论竖立在中心，其他可视为不同的还是哲学的著者。人类学、美学、宗教哲学都为实践哲学领域统辖之学科。”[2]518-519从这里可以看出康德把实践的一般意义提升到作为哲学道德的意义上来，并以理论哲学为中心，同时也强调实践哲学的地位高于理论哲学。关于这方面的思想，在德国《哲学概念辞典》中也有指出：“在近代沃尔夫（Chr.Wollff）把理论的和实践的哲学贯彻区分并且用亚里士多德的方式于（两者中的）前者给予优先性（Vorzug）。而且康德保持着按照这原理（Grundsatz）固定的状态，但是在人的心灵可能的内在规则来说属于实践理性的优先地位（Primat）。” [2]663这就大体上对两种理性的关系问题作了明确的说明。由此，康德对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关系作了这样处理，即把以理论理性为中心、又以实践理性处于优先地位的思想置于他的理性二重化理论中。康德把实践理性优先于理论理性作为他先验理性的一个显著特点。
如果把理论理性看作一种思维能力，那么实践理性则是作为一种欲望能力。何谓“欲望能力”？康德在其《道德形而上学》导言中指出：“欲望能力是通过它的表象而发生这种表象的对象之原因的那种能力。这样一种本质的能力，当与它的表象相适应时去行动，称之为生命。” [4]315“欲望能力依据概念，尚使这种能力本身行动其规定根据在自身内，不是在客体中被找到，称为根据愿望（Belieben，又译愿意）去做或去要求的一种能力。尚要它是同它的行为能力的这种意识去联系客体的产生，称它为任意（Willkür，又译肆意行为、专断）；但对此它不是联系，这样出自这种能力本身称为一种希望（Wunsch，又译愿望、要求）。欲望能力，这种内在规定根据，因此愿望本身在主体的理性中被找到，称为意志（Wille）。因此意志是规定根据，不仅（怎样任意）在行动的关系上，作为更在意志的规定上去行为，考虑，而意志自己在自身前原来没有规定根据，而是尚要它能规定任意，它则为实践理性本身。” [4]317欲望（Begehrung）一词也有欲求、要求和愿望等意。从作为实践意义讲，它不是个体性的欲望而是理性的普遍性的欲望。实践理性表明意志本身是行为内在规定的根据，意志本身表现为一种理性的普遍性欲望，这两者是同一的。这种意志是在主体理性中的意志，理性与意志的关系是通过理性的本性“自由”来规定意志，也就是使意志的欲望成为理性普遍性的愿望、欲求、要求，而抑制个体性欲望的侵入，也就是阻挡了外在性客体对意志的规定性。这样，只能由理性本性自由决定这种意志，意志本身也就成为了绝对的自由。因而，这种意志就是绝对的自由意志。这样，正是自由说明意志是自律的而非他律的。康德实践理性的价值观要求实现人类的“至善”，而康德自由观要求以自由意志为出发点，以理性规律为准绳，确立自由的法规，规范人的行为，从道德伦理上以“正”匡“邪”，把人心与人的行为导向“德”与“福”相统一的“至善”。由此，康德的实践理性、自由思想对后世哲学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实践理性和理论理性的展开是不同的。理论理性是从感性个别→知性普遍→理性绝对，去追真理的“理念”；而实践理性则是从本体原理→善恶概念→感性行为，去实现（真理）――道德的“至善”。如果我们联系“判断力”的话，这种整体发展表明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通过判断力联结，是一种圆圈螺旋式的和谐的发展模式。
康德的“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意义区分主要体现在“知”与“德”的关系上，这与西方哲学传统思想相关。苏格拉底提出了“美德即知识”的命题，他首先把“知”和“德”区分开来，同时也统一起来。知识成为道德的基础，“德”建立在“知”的上面，因为只有知识才能分辨善、恶。这影响康德把“知”作为基础的思想。但“善”的知识是人类最高的知识。苏格拉底的这一思想，影响了整个西方哲学的“知”与“德”的关系，当然它也影响了康德。柏拉图也认为“善”高于“知”。理念世界最高点是“善”的理念，科学或数学的概念只是一般的理念。这就影响了康德 “德”高于“知”的划分。在这两者关系中，理论理性作为基础、中心来于亚里士多德，实践理性离不开理论理性基础来于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而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则来于柏拉图。康德的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力图把这两者统一起来。因此，理论哲学是基础，处于中心，实践理性处于高位又具有“优先”地位。这就是康德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两者关系的辩证法。这一思想影响了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即理论理念和实践理念相统一的理论。实际上康德把两者统一在理性之下，是同一本体的两个方面，是处于和谐、统一的共在关系。它是说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是统一于先验哲学的构成部分，不能断然分开。
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划分依据，康德是从人性方面去寻找的。在这方面，大卫?休谟对康德有更进一步的影响。休谟在其《人性论》中把人性划分为知性、情感和道德三个部分，这是西方近代哲学对人性研究的极有价值的成果。正是这种思想影响了康德。但休谟的人性论以经验论为基础，康德对人性的理解和哲学的演化却走了先验论的道路。休谟指出：“哲学普通分为思辨的和实践的两部分；道德既然总是被归在实践项下，所以就被假定为影响我们的情感和行为，而超出知性的平静的、懒散的判断以外。”“道德准则刺激情感，产生或制止行为。理性自身在这一点上是完全无力的，因此道德规则并不是我们理性的结论。” [5]497休谟不仅把哲学划分为理论的和实践的，同时也把道德与情感联系起来。显然，康德的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划分是受休谟的人性论影响，只是通过先验论把人性化为知、情、意，在哲学上体现为先验的真、善、美。于是，在人性的先验化中康德把“知”与“德”、“真”与“善”给予理性化、先验化表示，这就必然产生康德从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两大领域来划分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
康德对哲学的划分以不同领域的思维形式原则之对立为基础，即划分为“自然”与“自由”两大哲学领域。从理性的二重化到二重化哲学，康德在其《判断力批判》的导言中直接肯定和论证了哲学的划分。他说：“如果人们就哲学，假如它通过概念包含事物的理性认识的诸原则（不仅仅，像逻辑那样，总而言之是以思维的形式的原则而非客体的区分），像通常那样，在这种哲学中划分为理论的和实践的：这样人们所处理是完全正确的。” [3]78而这种划分的依据，康德认为是以属于某一门学科的不同理性知识的诸原则的对立为前提。不同原则的对立又是依据对象可能性的概念，康德把它看作是“自然概念”和“自由概念”。前者是使理论知识的先天原则成为可能，自由概念本身就有某种与理论知识对立或否定的原则，理性依据自由概念作出实践立法，由此意志建立起扩展性原理作为实践的原理。这样，哲学也就分为自然哲学的理论部分和道德哲学的实践部分。
关于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范围，康德把它同先天概念和人的全部认识能力领域联系起来。康德在《判断力批判》导言“Ⅱ 从总体看哲学的领域（VON GEBIETE DER PHILOSOPHIE üBERHAUPT）”中认为，“先天概念它们所具有应用的这样范围，我们的认识能力根据原则使用所达到这样范围，而哲学相同于它所达到的范围”[3]81。康德认为我们全部认识能力有两个领域，就是自然概念的领域和自由概念的领域，因为认识能力通过这两个领域先天地立法。哲学据此也分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知性通过自然概念立法为理论性的，理性通过自由概念立法为实践性的。这两种立法互不干预互不侵害共同存在于同一主体中。自然领域和自由领域，虽说前者不能影响后者，而后者对于前者却有某些影响。这是由于自由概念通过它的法规提出的目的是要在感性世界中成为现实的。因此，自然界必须设想它的形式是合规律性的，它是合乎按自由法规可在自然中实现目的的可能性是和谐一致的。这就表明以自然界为基础的自由概念在实践上包含统一的根据，这使两者过渡成为可能。
康德把理性划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进而把哲学划分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而哲学从广义上看就是包含这两者而且是这两者的统一，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成为先天可能。这一思想在本质上为“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的现代哲学意义打下了理论基础。应当说是康德的理性二重划分奠定了哲学发展的现代性理论的原初基础。
三
康德理性及其理论-实践二重化理论，使“后康德”哲学的发展呈现了空前的繁荣。
其一，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康德把人文文化从人的“感性文化”转移到人的“理性文化”上来，把哲学研究从“以人的感性”繁杂的内容聚焦到以人的理性为中心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上来，奠定了哲学研究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的理论。这就使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跨越。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反对封建专制主义、蒙昧主义，崇尚利己主义、个人主义，提倡新兴的自然科学，主张自由、平等、“性爱”等，从而张扬了人的感性文化。而西方近代哲学是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之争，康德综合之并把人文精神集中到人的本质上来，又综合经验论与唯理论相关的“理性”与“经验”的因素，创立了先验哲学体系。从文化层面看，所突出的“以人为本”的文化实质上是突出以“人的理性”为本的文化。当然，他也并不抛弃感性、感性文化。康德的理性是表现人性的先验理性，反映的是人性文化的发展。从“理论理性”向“实践理性”的过渡，是人性文化发展从外在必然性向内在必然性的转化，是作为人性的知、情、意内在机制的自我完善。这一思想为哲学研究人的文化开拓了理论道路。人性在休谟和康德那里强调的性质是不同的。休谟认为哲学是研究人性的科学，他把人性看成是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并把这个体系看成是一切科学的基础。休谟在其《人性论》引论中说：“任何重要问题的解决关键，无不包括在关于人的科学中间……因此，在试图说明人性的原理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是在提出一个建立在几乎是全新的基础上的完整的科学体系，而这个基础也正是一切科学唯一稳固的基础。” [5]7-8同时，无论休谟还是康德都把人性看作文化的基础，只不过休谟强调的是文化的感性方面，康德强调的是综合，更强调文化的理性方面。 在道德文化上，休谟依然是道德情感决定论者。他认为，感觉印象决定情感，得出“道德的区别是由道德情感得来的”的结论，由此，道德的善恶是由知觉决定的。“心灵中除了它的知觉以外，永远没有任何东西存在；视、听、判断、爱、恨、思想等一切活动都归在知觉的名称之下。因此，知觉这个名词就可以同样地应用于我们借以区别道德善恶的那些判断上，一如它应用于心灵的其他各种活动上一样。” [5]496康德从先验哲学出发，不同意道德的善恶来于情感的知觉，认为理论理性没有解决形而上学的绝对必然性问题，于是就把它拿到实践理性里来解决。在康德看来，这种绝对必然性不是给予的，它是内在于主体意志（实践理性）之中的，而这种理性就是实践的理性。因为“自在之物”是产生表象的对象之原因，而这个原因就在自由意志中，自在之物的理念正是欲望能力所能达到的，于是自在之物的理念就被意志的欲望能力所包含和产生。这表明人性本身的必然性从理论理性的必然性来规定外在的“物”，过渡到实践理性的必然性来规定内在的人自身上来了。这也是康德的理性文化跨越文艺复兴运动与休谟的感性文化的内在原因。这种转化，也缺少不了判断力来完成，也就是说“真”和“善”的文化连接是由“情”来做“桥梁”之故。康德在其《判断力批判》中认为：“判断力以其自然的和目的性的概念在自然诸概念和自由概念之间提供媒介的概念，它使纯粹理论的过渡到纯粹实践的，从按照前者的规律性过渡到按照后者的最终目的成为可能。” [6]正是在这种转化中，康德确立了包含真、善、美于一身的先验哲学理论，也确立了真、善、美的文化。正是这种文化又把康德哲学的内容扩展开来。由此哲学从传统的形而上学那里被解放出来，理性文化对哲学的注入使哲学研究领域更为广泛，使哲学与人、人性、自然、科学、道德、艺术、法、社会、国家、历史等方面联系起来，给“康德后”哲学发展开拓了一片广阔的天地。康德的理性文化含义，是与感性不可分的，理性是基础，是决定性的因素，也是离不开感性的一种先天的综合，是使感性文化成为可能的理性文化，是载以道德义务于自身之中的“修身济世”的理性文化。
其二，康德的理性及其二重化理论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康德在其理论理性、理论哲学之中，提出了人的认识的能动性、创造性，认识发展的感性、知性和理性三阶段，“二律背反”作为理性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本体论与价值论的相统一等问题。实践理性、实践哲学强调了意志自由、自律法则、善恶行为、义务动机和社会伦理等问题。康德提出的这些问题在整个德国古典哲学中都得到了发展。费希特的知识学直接地继承了康德的理性的二重化理论。费希特更加强调“自我本原行动”的能动性、创造性，理论自我就是自我设定自己是被非我规定的那个自我，实践自我是自我设定自己规定非我的那个自我。他抛弃康德的自在之物，把康德的先验自我提升到无限的绝对自我的高度，作为理论知识学和实践知识学的基础，来演绎他的全部知识学。谢林对康德理性二重化理论给以哲学性质的改造，从康德、费希特的人的理性本体转变到人之外精神的本体上去。他把“精神”作为客观性的“绝对”超出“人的理性”之上来统摄“人”与“自然”的统一。谢林的自然哲学，与康德现象界相关，实践哲学（道德、国家、历史等）就是从康德、费希特的道德、历史、社会的实践哲学发展而来。谢林的艺术哲学也与康德的美学相关。黑格尔在康德理性二重化理论的基础上使哲学内涵更加丰富。黑格尔把康德理性的辩证法发展到世界、历史和人类思维整个领域，构成了庞大的唯心论辩证法体系。他把康德的认识三阶段又丰富了新的内容，特别是把理性又二分为辩证的（否定的）理性和思辨的（肯定的）理性，使前者能认识到矛盾对立转化到自己对立面，后者便认识到矛盾的对立统一，这就使认识论与辩证法达到融合。黑格尔在其逻辑学的著作中，把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和本体论在唯心主义基础上作了联系与统一，在阐述认识论的真理观中完整地创建了他的辩证法理论体系。他把理论认识和实践活动作了联系，认为两者是真理观中消除“片面性”的两种方法和手段。列宁曾指出：“哲学全书第225节非常好，在那里‘认识’（‘理论的’）和‘意志’，‘实践活动’被描述为既消灭主观性的‘片面性’，又消灭客观性的‘片面性’的两个方面、两个方法、两个手段。” [7]黑格尔也发展了康德的实践概念，在“主奴关系”中把实践与劳动联系起来。正是劳动使奴隶与主人的地位发生了颠倒。这为马克思把实践看成是生产活动打下了基础。黑格尔的实践哲学是道德哲学，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黑格尔的伦理学或关于道德的学说，就是法权哲学。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论，把哲学的发展引入了人本唯物主义方向，但从其内容看来仍是沿袭康德的认识论与伦理学理论。他明确提出“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宾词”的逆转。他在1867―1869写出的《幸福论》是他最重要的伦理著作，从合理的利己主义批判了宗教的禁欲主义。这与康德对宗教批判相关。
其三，康德的理性及其二重化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以康德哲学为首的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在认识论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把人的认识分为感性和理性两个阶段，实质上就是把康德认识论三阶段中的知性归纳于理性中去了。在辩证法方面，康德理性辩证法和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被马克思批判地改造并创立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在范畴论方面，从亚里士多德的传统的存在论范畴到康德的先验论范畴、黑格尔唯心辩证论范畴，再到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论范畴，可谓构成西方哲学史上范畴论的基本发展线索。从实践论方面，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实践哲学可谓是马克思主义伦理道德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哲学的理论来源。康德、黑格尔哲学的实践，谈的是道德、伦理、法、社会诸问题，这些正是马克思实践、历史唯物主义所不可少的内容。马克思在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评了旧唯物主义的缺欠，肯定了唯心主义对能动性的发展。他认为直观的唯物主义不是把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而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马克思说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由此他批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的人的能动性、创造性思想是直接从康德、费希特等那里继承下来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以人为本”理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也是批判地继承于康德开创的德国古典哲学“以人为本”。康德的实践哲学通过黑格尔等人的发展，对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及其历史观有重要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 [8]147 “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8]152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实践理论的唯心主义性质，把它推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层面上来。 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由理论是对康德实践理性自由的重大发展。但是二者的性质不同。马克思说：“德国人的理论兴趣，只是在工人阶级中还没有衰退，继续存在着。”“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 [9]由此，马克思把自由理论确立在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理论基础上，把康德的自由理论提升到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价值层面上来。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自由体现在现实的人身上，是规定人的自主性、自觉性、自为性、自律性选择性的东西，是人把自身同自然、社会和谐统一的象征，也是真、善、美的统一的体现。实践是人认识的基础，也为自由的实现提供了条件。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 [8]134 没有个人的自由，也就没有人的全面发展，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8]422这都表现了马克思把自由理论发展成为社会的科学理论。
其四，康德哲学对西方现代哲学有着直接的影响，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论来源是与康德哲学不可分的。新康德主义者奥托?李普曼提出“回到康德去”的口号。他说：凡是研究哲学的人都不能绕过康德，无论赞成者还是反对者，都要跟康德提出的问题打交道。这就表明康德哲学提出的问题是现代西方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特别是康德作为科学知识学的理论哲学和作为实践哲学的本体论，对现代西方哲学两大派别，即科学主义哲学和人本主义哲学的产生与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开创科学主义的孔德长期关注数学、自然科学，推崇康德的自然、知识理论，认为哲学的本质是实证，把研究的基础奠定在“确实”的事实上，把主观经验的描述看成是科学。这与康德的先验论相关。他认为探讨实在、有用知识是哲学的宗旨，而形而上学是空的本体论，实证主义才是“科学的哲学”。经验批判主义的代表马赫、阿芬那留斯等顺应康德自然知识论，利用自然科学的新成就对形而上学加以拒斥，便成为最新的实证主义，也是现代西方哲学“科学哲学”的一种形态。现代西方哲学的人本主义，诸如叔本华、尼采等把康德的本体论加以发挥，注重人的存在、生命等非理性的体验，对理性认识、科学加以抵触。受康德现象理论影响的胡塞尔把先验的自我意识或纯粹的自我意识看成是人们寻求绝对真理的所在。作为存在主义的海德格尔把康德理性的先验的自我发展成非理性的自我，作为本体的人的存在，它是一种非理性的体验。存在优先于存在者。他确立了基本的或有根的本体论。如此等等是与康德相关的。
实质上，康德理性及其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并由其演化而来的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多因素的理论建构的系统综合工程，它综合了以往哲学的各种因素，诸如思维与存在、先验与经验、自我与非我、现象与本体、唯物与唯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可知与不可知、自然与自由、善与恶、国家与历史等，不仅有继承还有发展、有综合还有创造，特别是康德所提出的批判传统形而上学、哲学的根本问题是人的问题，提出“以人文本”理论，哲学发展是解决时代的课题等，这些都为后世哲学发展提供了思想的启迪，再加上社会、经济、科学和文化等诸方面发展，由此构成了“后康德”哲学繁荣的真正原因。这样，康德哲学也成为了哲学发展“难以跨越”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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