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语境下藏文化的真实再造:九寨沟《藏迷》的个案分析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4）02-0067-05
随着我国民族地区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中过度“商业化”和“舞台化”的现象日益突出，一些被展示的民族文化呈现出“虚假化”、“表演化”的痕迹，并引发了旅游者对所体验文化真实度的质疑和排斥，也由此影响了地方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此背景下，一些地方的旅游开发商和经营者开始认识到民族文化“真实性”在旅游市场中的作用和意义，于是，他们着手将“真实性”作为新一轮民族旅游开发的重要内容之一，希望以此改变民族传统文化在旅游中“弄虚作假”的不佳印象，让游客重拾消费信心，以便产生新的旅游经济增长点。在此语境中，民族歌舞表演作为文化开发的一个重要对象，已被许多地方所运用。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民族歌舞表演其实质是指一个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借助相应的道具、布景等辅助手段，向游客展示文化主体的才艺、形象，传达某种符号信息。它既不是纯粹的艺术表演，也不同于戈夫曼所说的日常生活中的表演，而是专指民族旅游中的文化展示[1]。因此，本文以九寨沟新入驻的、专以“原真性”为卖点的藏族文化表演《藏迷》为个案分析对象，对民族旅游开发中的“真实再造”进行实证研究，揭示出这种“真实再造”所带来的影响及其缘由，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有助于游客文化体验质量的提高和地方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九寨沟《藏迷》概况
目前，九寨沟沟口一带共有10余家旅游演艺团每天晚上定时为游客表演藏羌文化。这些团体由外来投资商创建成立，其目的是通过向游客展示藏羌文化而获取商业利润。这些团体的节目编排者和表演者大多是来自外地的藏族、羌族或其他民族。其中，他们向游客所展示的藏文化并非九寨沟本地的藏文化，而是抽取不同地域不同支系的藏文化元素重组而成的“泛藏文化”。这些表演中的藏文化与藏区原住民日常生活中的原真文化相比，已改变很多，其间夹杂着一些九寨沟本地的汉族民俗文化、藏族流行歌曲文化、现代城市流行趣味文化等。在《藏迷》进入九寨沟之前，九寨沟10余家表演基本都以《高原红》艺术团中的“泛藏文化”内容为模板，效仿其表演内容和风格，成为文化杂糅型的歌舞晚会表演，其中充满了现代和后现代文化元素，文化客观层面上的真实性无从谈起。基于此，由藏族著名歌手容中尔甲与著名舞蹈家杨丽萍联手打造的《藏迷》，于2008年4月在结束全国巡演之后，选择九寨沟落户，其目的就是希望借助九寨沟这一平台向各地游客展示“原生态”的藏文化，以突出藏文化的“原真”和“神秘”。
与九寨沟其他表演不同，《藏迷》是以全景式展现藏族文化的歌舞乐诗篇，讲述一位藏族老阿妈从家乡九寨沟出发，一路朝拜去拉萨的故事。全场表演以老阿妈经过不同藏族地区的经历为线索，以藏族不同地区的歌、舞、乐为载体，情景式地展现了藏族各地区的日常生活、歌舞文化、民俗活动、宗教仪式和传统节日等文化内容。整场表演共分为《六弦琴》、《长袖舞》、《牦牛舞》、《打阿嘎》、《赛装节》和《轮回之梦》六个片段。无论是《藏迷》的宣传册上，还是导游向游客介绍的观看理由中，“原生态”和“纯藏族风格”都是其最大的亮点和卖点。重视文化“真实性”的打造，以“真实性”来吸引游客眼球，是《藏迷》这一民族旅游产品试图实现的目标。
二、九寨沟《藏迷》中的“真实再造”
九寨沟《藏迷》中的“真实再造”，主要是从表演内容、表演主体、表演空间、对外营销四个方面来打造一场“真实的”藏文化，以表明与原有过度“舞台化”、“娱乐化”的藏文化表演有所不同。
（一）表演内容
《藏迷》的表演内容主要包括服饰、道具、器乐、语言、歌舞、仪式等。服饰方面，据《藏迷》舞台总监介绍，演员们身上所穿的藏族服饰，无论是厚重的羊毛袍子，还是轻薄的夏季藏裙，都是杨丽萍坚持用手工制作的，且样式和材料都是从西藏藏区采风带回来，并按照藏区农牧民日常生活中的样子缝制而成的。尤其是《长袖舞》中男演员们所穿的白色羊毛袍子，与真实生活中的一样，每件达几十斤重。而与衣服相配的饰品，如天珠、松石、玛瑙、绿宝石等也是表演团从藏区采购回来的，有些还是演员从自己家乡带来的，例如一些藏族男演员身上带的“嘎乌”和女演员手腕上的佛珠。另外，演员所用的道具，如喇嘛在开幕出场时吹的海螺、男演员在踢踏舞中弹奏的六弦琴，老阿妈在朝圣途中使用的磕头板等，都是来自藏区人民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器物。此外，《藏迷》中的歌舞和所配的音乐旋律，包括老阿妈身边一直跟着的小羊“叉叉”，也是杨丽萍在编排节目前从西藏采风时带回来的。从语言的使用来看，无论是节目的解说词，还是演员表演中所说的台词，全都是藏语，无一句普通话。最后，表演的主要片段《轮回之梦》中，地狱之鬼的超度、神鸟“向向”的引领、荷花度母的现身以及老阿妈的升天转世等，其仪式都是参考了藏传佛教里的相关故事情节。
（二）表演主体
为了突显真实性，《藏迷》的总编导容中尔甲和杨丽萍在确定演员时，特意要求这些人必须是来自藏区的原住民。因此，他们将演员的招聘现场设在各藏区，尤其是青海、西藏、四川这几个地方，希望被选中的演员具有本色调，对其所设置的条件如下：一是必须是藏族。无论是身份证上还是形象方面，都必须具有藏族族群成员的特质和外貌特征，会说地道的藏语。二是必须从小到大都一直生活在藏区，属于地道的藏族原住民。三是必须会唱家乡的藏族歌、跳藏族舞。这样选之后，《藏迷》中的表演者，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和小孩，都是来自藏区的农牧民，之前很少走出家乡，也没有受过专业艺术训练的经历。 （三）表演空间
除了表演内容和表演主体外，表演空间的真实打造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藏迷》所采用的是舞台表演形式，对藏文化“真实”再现来说，是一个难以跨越的障碍。这与让游客亲自到生活中的藏区去体验藏文化相比，真实感上面会备受质疑。因此，设计者就运用各种现代技术手段，如在舞台背后安装电子屏幕，用电脑技术为各种歌舞表演配备相应的藏区环境符号，如游客熟悉的草原、牛羊、雪山、经幡、寺庙等。同时，在舞台的四周都布置了各种白色或黑色的牦牛头装饰物，写上神秘的藏文，用激光技术打出佛眼所散发出来的神秘蓝光等，这些布置和配备都力图为游客营造出一种与藏区中类似的空间真实。
（四）对外营销
《藏迷》的开发商和设计者为了让游客更强烈地感受到他们制造出来的“真正的”藏文化，通过各种媒介，在游客来之前所看到的演出宣传、沿途广告、影视网络、导游推介等方面醒目、刻意地突出“原生态”和“纯藏族风格”这几个字眼，并通过杨丽萍之前几台反响良好的“原生态”文化表演所产生的广告效应来唤起游客对“原真的”藏文化消费的兴趣，从而扩大《藏迷》真实性的再造范围。
三、《藏迷》“真实再造”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藏迷》的这种“真实再造”开发行为，在为九寨沟同质化的旅游表演注入新的文化内容、丰富游客的体验范围之外，仍存在着一些问题。现对问题及原因作一简要分析。
（一）“真实性”的过度艺术化、精品化
从《藏迷》“真实性”打造的整个过程来看，其主导者和设计者主要是节目总编导杨丽萍。作为整个产品的设计者，《藏迷》从一开始就注定会承袭她惯有的空灵、唯美、精致浓厚的等个人色彩。由于她并非土生土长的藏族人，而且其职业背景是舞蹈专业艺术家，因此，在对藏文化的开发中，从艺术和唯美的角度来展示藏文化的“真实”就成为必然。因此，无论是文化展示的内容上，还是文化呈现的形式上，《藏迷》都会遵循艺术化、个人化的处理路径，将藏文化中最能反映艺术美的符号选取出来，并加以高度艺术化的加工和处理，从而产生出艺术化、精品化的真实性。而这与原住藏民的日常生活真实又有着明显的距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借由某个艺术名人来进行的“真实再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让游客感受艺术家本人的专业魅力和美学之作，但如果从文化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包括文化的深度方面，却不能完全反映藏民生活文化的真实性，有时候甚至会限制或误导游客对藏文化的理解。
（二）“真实”文化符号的局限性和碎片化
在“真实再造”中，《藏迷》主要是以对不同地域不同单元藏文化符号重构的方式来完成的。总体而言，整场表演主要局限在藏族歌舞、藏族服饰展示、藏族宗教信仰这几个方面。相比之下，藏族文化中的人际交往、族群关系、思维方式、心理情感等更深层次的制度和精神层面上的符号却并未充分展示。即使是贯穿始终的宗教信仰符号，也显得比较碎片化、表象化，而与信仰相关的其他很多方面，例如与信仰密切相关的寺庙喇嘛、佛教经文、节庆仪式等象征符号都未能展现。尤其是在强调“原生态”真实的展演中，却又因为他者而进行了一些碎片化符号形式的填充。他者是赋予主体以意义的主体自我形象建构要素[2]。为了提高他者对自我的评价，生产者在表演中夹杂了一些无助于整合为彰显“藏族”身份和族性的符号形式，即碎片化符号。这些碎片化符号中融入了其他族性的大众审美趣味，甚至是完全脱域化的，以试图在民族传统和大众趣味之间找到一种平衡。然而，这种填充有时候却成了整个“真实再造”的牵强之笔。例如，在原本是用于西藏远古时代图腾崇拜中的拟兽舞蹈《牦牛舞》中，生产者却将其从传统藏戏中分离出来 ，为适应主流大众文化趣味而改变为一只白色母牦牛和众多黑色公牦牛的幽默爱情故事。在由藏族演员扮演的牧童诙谐逗趣的说词下，牦牛们不仅会“立正、稍息”，而且还在牧童的歌声中跳起了“霹雳舞”，并应景性地唱起：“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3]
（三）“真实”的文化内容生活化色彩较弱
《藏迷》最吸引游客的就在于杨丽萍的名人效应及其对文化的艺术化、形象化包装，整场表演中以审美性较强的服饰、歌舞、器乐等内容为主，而对藏民在日常生活中的真实内容却展示得较少，所表现的藏文化生活色彩较弱。在《藏迷》的整场表演中，关于藏民生活真实的展示主要有表现藏区人民修建房顶时集体劳作场面的《打阿嘎》，有来自黑水等地的藏族原生态多声部合唱等少数几个节目，其余的则大多以场面性的藏族舞蹈表演和带有现代组合味的藏歌演唱为主，同时还配以摇滚乐式的器乐弹唱。相对而言，藏区人民日常生活中类型多样的真实性却被挖掘得不够。《藏迷》虽然在宣传册上描述的是展现不同藏区的生活习俗，但节目中主要表现的仍是西藏地区的藏文化，其语言也用的是卫藏方言，而对于安多藏区、康巴藏区、嘉绒藏区等其他不同支系的藏文化却只在《赛装节》服饰表演中有所提及，其他的均很难见踪影。这与文化生产者个人的文化偏好和认知背景有关。
（四）“真实”文化内涵的共享性和通达性欠缺
尽管《藏迷》的开发商和设计者都执着于追求原生态意义上的“真实”，而且在旅游市场中也引起了一定的关注度。但是，在偏重于真实打造的过程中，却忽略了其文化内涵的有效传递，即所展演的藏文化是否能够顺利地被游客所接受和理解，其经由旅游通道的文化内涵共享性和通达性是否足够。这在文化展演的过程中，实际上已出现了上述问题。由于《藏迷》运用的是比较抽象的象征手段来表现藏族人民对藏传佛教的虔诚信仰，其表现载体借助了藏戏中的许多元素，而语言上为了追求原真性也全部采用藏语和藏文，这就使得藏文化基础较薄弱的游客在接受这种“真实”符码时，无法全身心地领略其中深奥的文化内涵。尤其是对于那些更希望在旅途中获得轻松愉悦的大众游客来说，这种“真实再现”却因为缺乏与游客的互动和娱乐性而被认为过于严肃认真、沉闷单调，以至游客无法理解甚至中途离场。
四、优化“真实再造”的相关策略建议 （一）确定多元化、专业化的生产主体
对于民族旅游开发中的“真实再造”，其结果往往是由开发商和生产者共同决定的。尤其是其中直接从事再造行为的生产者，因为其个人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职业经历，以及对传统文化理解力和认知水平的差异，则会使得民族旅游开发中的“真实性”呈现出不同的现实版本。在目前的实践中，对于真实再造的主体往往还是集中在一些由地方政府和外来企业从主流社会请来的知名人士，包括艺人、编导等。因此，若要再造后的“真实”更贴近少数族群的日常生活，避免过度的艺术化和精品化，则要使得“真实再造”的主体范畴更加多元化，应以本族群的文化先知先觉分子为主导，吸纳更多的第三方，包括当地原住藏民、专家学者、旅游营销精英等，从与文化相关的民族、地理、历史、政治、经济、人类学等方面来进行专业化的指导和设计，从而可以实现文化“真实再造”的生活化和深度化。
（二）设置系统科学的再造机制和平台
通过旅游开发对文化实现真实再现，为确保质量，最根本的是要构建一个系统而科学的再造机制和平台，通过制度层面上的相关规定的设置，成立专门的执行机构、评估机构和监督机构，同时，设立相应的再造原则，包括藏文化符号选取的范围、依据、标准及由此而再造真实的原则、程序、环节和审核等内容。对于再造后的真实化展示，应组织相应的评估机构，以既符合传统藏文化的传承保护又满足游客旅游体验需求的双重标准来有效评估结果，包括旅游市场的反馈、专家学者的意见、艺术表演者的调查、九寨沟本地藏民的想法等。这样，才能使得再造后的“真实”既有效满足了旅游的需求，又使得族群的传统文化获得可持续发展。
（三）构建对内生产与对外营销两个体系
《藏迷》的“真实再造”，应对其构建起两个协调发展的体系，一是对内的生产体系，二是对外的营销体系。对这两个体系的设立和管理，应本着目标一致、风格统一的原则，对生产出来的“真实性”和对外营销的“真实性”要相互一致，不得背离。对内，生产者在再造真实之前，必须做系统而细致的旅游市场调查，确认不同类型的游客对真实性的需求程度和体验要求，在对目标市场定位的基础上，再通过适度的艺术化、旅游化的方式来进行再造，再造过程中注意与游客互动环节的设置，从游客真实体验的角度对其进行展示和设计，并注意对较有深度的文化内容进行共享性和通达性都较强的翻译系统的设计，以使游客在面对原真藏文化时，不会产生不必要的误解。同时，在注意真实性的同时，还应不忽略旅游的愉悦、娱乐性质，对藏文化进行休闲化、快乐化的生产和再造。对外，营销内容上应在尊重真实版本的基础上，采取更具有吸引力的言辞对其进行宣传，以便游客所观看到的与之前从媒体所获取的本底信息相一致，这也才能增强游客的真实感。
（四）坚持再造过程中的地域性和族群性
无论使用何种方式来再造真实，其中对民族性、族群性和地域性的保留和坚持是必不可少的。民族性或族群性是民族旅游的核心吸引力，对其进行本真化展示和有效保护才是实现民族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因此，在对藏族传统文化进行真实化打造时，更应该坚持其中最核心的东西，即族群性。其中，大多数的真实再造都能注重族群性的突显，但对于同一个族群下不同支系、不同地域的单元文化重视度却不够。在越来越多同质化的真实再造的旅游地，如果我们能够注意到同一族群下更多元化的地域和支系的细分，利用这些丰富的文化资源来进行真实再造，势必会让我们的文化旅游产品体系更为完善。例如，在对藏文化真实再造的过程中，如果生产者能将我国不同地域的藏区支系文化给予再造，不仅仅是《藏迷》中所采用的西藏藏区的文化，还有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甘南藏族自治州等地的安多藏文化，西藏昌都、四川甘孜一带的康巴藏文化以及四川金川、小金、丹巴一带的嘉绒藏文化等，包括九寨沟本地的安多藏文化，都可以成为另一个真实版《藏迷》被生产的文化原材料基地，这种对地域性和族群性的重视，会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千篇一律的同质化“真实再造”现状，从而实现民族旅游开发中“真实再造”的优化。
- 上一篇：武汉宗教旅游资源开发研究
- 下一篇：高职旅游管理专业人才能力培养体系建设刍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