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养老保险参保水平选择的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840.612；F063.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4）03?0015?11
一、引言
2009年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新农保”）在全国范围试点实施，2012年底已经实现了制度上全覆盖，全国所有的县（市）都已经启动了这项制度，参保人数达到4.6亿人，约1.3亿人享受养老金待遇。“新农保”制度的成功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广覆盖和高参保率（Shen et al，2010）。但是，目前进一步扩大覆盖率的难度越来越大，实现“人员全覆盖”的目标尚有一定距离。“新农保”制度的筹资模式采用财政补贴、集体补助和个人缴费相结合的原则，缴费档次设置是该制度设计的重要内容：一方面，直接影响养老保障水平，过低的缴费档次意味着较低的养老金水平；另一方面，又影响参保激励和覆盖率，过高的缴费档次意味着更高的经济负担，降低农民参保的积极性。因此，如何设计合理的缴费档次，并给予有效的补贴激励，关系到“新农保”制度的顺利推进及其全覆盖目标的实现。
从目前“新农保”制度实施经验来看，大多数参保农民都选择了最低缴费档次（刘晓梅，2011；耿永志，2011）。理论上讲，参保比例最大的应该是中间缴费档次，而实际选择中间缴费档次的农户却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这反映出政策预期与实际情况存在差异（田栋，2011）。对安徽省试点县的调查显示，超过2 /3的参保农民选择100元的最低缴费档次（罗遐，2011）。河南省某试点县的覆盖率已经高达96.5%，但高达96%的参保者选择最低的缴费档次；地方财政对每个档次的补贴标准基本相等或相差不大，在没有更强缴费能力和意愿的情况下，选择最低档次缴费对农民而言可能是最经济的选择（李伟，2011）。
影响农户参保意愿和参保水平选择的主要因素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制度设计本身，包括预期养老待遇、缴费补贴水平以及一些约束政策（如“子女捆绑”规定）等；另一方面是农户自身因素，包括个人和家庭特征、经济收入状况、政策认知、迁移流动性等。如诸多调查研究发现：年轻人的参保积极性更低（封进，2010；刘善槐 等，2011），了解政策的农户参保意愿明显更强（吴玉峰，2011）。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新农保”典型试点地区成都市的农户进行抽样调查，观察农户参保水平的选择行为特征，分析影响其参保水平选择的主要因素，进而探讨如何完善制度设计以增强农户参保积极性和提高养老保障水平。
程杰:农户养老保险参保水平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二、调查区域与制度设计
1．调查区域
本文以四川省成都市为调查区域。成都市的养老保障制度经历了快速发展演变的过程，2007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统筹城乡改革综合配套试验区之后，就开始探索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成为全国“新农保”制度首批试点地区，并率先探索实施了城乡统一的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具体调查区域抽取了成都市10个郊区县中的金堂、崇州和双流3个县（市）。其中，金堂县位于成都市最外的“第三圈层”，距离市区最远，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是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第一批试点县；双流县接近“第一圈层”，距离市区较近，是双流国际机场所在地，发展水平较高，城镇化进程较快，农民被征地的情况较多；崇州市在地理区位和发展水平上，都处在金堂县和双流县之间。
通过设计结构化调查问卷，以农村住户为调查对象，全面地了解其生产生活情况和养老保障状况。为保证调查样本的代表性，抽样方案设计为四阶段抽样，每一阶段均严格采用与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PPS）方法。第一阶段，从成都市下辖区县中抽取三个被调查县（市）；第二阶段，在三个被调查县（市）中，每县（市）再抽取三个被调查乡镇；第三阶段，在每一个抽中的乡镇中，再抽取三个被调查行政村；第四阶段，在每个行政村中抽取50~60户拟调查家庭。最终实际调查样本量为1 309户，调查人数为4 802人。其中，男性和女性分别占50?8%和49.2%，50~59岁和60岁及以上中老年人分别占到16.7%和18.4%。
2．制度设计
成都市农村养老保险设置了五个缴费档次，分别为上一年度全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10%、20%、30%、40%、50%。由于职工工资统计口径调整，2010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基数按照上年执行，即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25 038元，月平均工资2 087元。缴费费率为缴费基数的12%，其中农村居民个人负担10%，政府补贴2%。五个缴费档次的缴费金额分别为：301元/年、601元/年、902元/年、1 202元/年、1 503元/年。农村居民个人负担10%的费率（相当于政府补贴17%），农村居民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五个缴费档次分别为：250元/年、501元/年、751元/年、1 002元/年和1 252元/年，对比全国“新农保”试点制度，成都市缴费水平（筹资水平）明显更高，是全国水平的2.3~2.8倍，其中，个人缴费约是全国水平的2.5倍。
成都市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中的政府补贴激励与全国制度存在明显差异，全国制度的政府补贴采用近似等额的方式，即每个缴费档次的补贴水平不低于每人每年30元，但各档次的差异不大；而成都市的制度采取等比例补贴的方式，即缴费费率的2%（相当于政府补贴17%），缴费档次越高，得到政府补贴的水平越高。成都制度更倾向于激励参保者选择高档次，但是，某种程度上也可能导致“公平性”问题，即越富裕的人得到政府补贴越多，这是成都制度实施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问题。
根据调查结果，46%的参保者选择的是最低缴费档次（即第五档），而选择最高缴费档次（即第一档）的比例仅为8%，选择中间档次（即第三档）的比例为34%，而第二档和第四档的选择比例非常低。这可能与参保者的选择习惯有关，或者选择最低档，或者选择最高档，抑或是选择中间档。表1农村养老保险的缴费档次和缴费水平
成都市／元/年缴费比例缴费水平个人缴费政府补贴全国／元/年缴费水平个人缴费政府补贴第一档50%1 5031 252250≥530500≥30第二档40%1 2021 002200≥430400≥30第三档30%902751150≥330300≥30第四档20%601501100≥230200≥30第五档10%30125050≥130100≥30注：成都市的缴费档次和缴费水平参照《成都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试行办法》（成府发〔2009〕58号）；全国的缴费档次和缴费水平参照《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09〕32号），要求政府补贴不低于每人每年30元。
三、家庭人口特征与参保水平选择
为了更详细地观察参保者的缴费档次选择特征，我们将分析不同特征参保者的选择行为。人口家庭特征包括年龄、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家庭抚养系数等。由于第二档次和第四档次参保人数较少，统计上的代表性不强，我们以最高档（第一档）、中间档（第三档）和最低档（第五档）作为分析对象。
年龄与缴费档次总体上呈现出U形关系。从图形拟合曲线（图1）可以看出，年龄与最低缴费档次（第五档）和最高缴费档次（第一档）分别呈现出U形和倒U形关系。从最低档（第五档）来看，20~29岁的年轻人和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选择最低档的比例分别为66.5%和52.2%，而30~50岁的中年人选择最低档的比例较低，其中40~49岁选择最低档的比例最低，仅为36.3%。从最高档（第一档）来看，20~29岁的年轻人和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选择最高档的比例不到5%，而30~50岁的中年人选择最高档的比例相对较高，达到约15%。中间档（第三档）的选择与参保者年龄没有明显关联。图1不同年龄段参保者的缴费档次选择
相对来看，年轻人对最低缴费档次的偏好更强。尽管较大部分参保者选择了最低缴费档次，但是，从不同年龄段来看，20~29岁的年轻人对最低档的偏好更强。20~29岁的参保者中约2/3选择了最低缴费档次，而相对较高年龄的参保者选择最低档次的比例基本上都在1/2以下。这主要由于年轻人距离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时间还长，保险的预期收益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缺乏选择高档次的激励。类似地，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同样对最高档的偏好更低，这一现象可能主要与老年人较低的缴费能力有关。
低教育水平的参保者选择最低缴费档次的比例更高（图2）。在教育水平为文盲和小学的参保者中，选择最低缴费档次的比例约50%左右，明显高于初中组和高中组，尤其在高中组中，选择最低缴费档次的比例仅为1%。与此相反，高教育水平的参保者选择最高档的比例更高。在教育水平为初中和高中的参保者中，选择最高档的比例分别为13?7%和12.1%，尽管比例并不高，但明显高于文盲组和小学组，这两组参保者选择最高档的比例仅为5%左右。从趋势上可以看出，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选择低缴费档次的比例明显下降，而选择最高缴费档次的比例有所上升；或者可以说，较高教育水平的参保者对高缴费档次具有更强的偏好，而较低教育水平的参保者对低缴费档次具有更强的偏好。教育水平直接关系到参保者的人力资本回报、收入水平以及对保险政策的了解程度，可以从这些方面解释教育水平与缴费档次选择的关系。图2不同教育水平参保者的缴费档次选择
身体健康状况较好的参保者对低缴费档次的偏好相对更强（图3）。根据调查结果，身体健康状况越好的参保者选择最低缴费档次的比例越高，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的参保者选择最低档（第五档）的比例为40.8%，健康状况较好的参保者选择最低档的比例提高到48.5%，健康状况很好的参保者这一比例提高到50.5%。
有意思的是，健康状况较差或很好的参保者选择最高档次的比例都比较低，反而健康状况一般或较好的参保者选择最高档次的比例相对较高，尤其是健康状况较好的参保者，选择最高档次比例达到15%。健康状况较好的参保者一般具有较好的劳动能力和自我养老能力，而健康状况较差的参保者缺乏较好的自我养老能力，对养老保险的需求更强，更期望通过较高保障水平满足养老需求。但是，由于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的参保者一般缺乏较强的劳动能力，从而约束了收入水平和缴费能力。可以看出，养老保险需求和实际缴费能力是参保者缴费档次选择的重要权衡因素。
家庭老人抚养系数与缴费档次之间的关系呈现出V形特征（图4）。家庭老人抚养系数较高或较低的参保者对最低缴费档次的偏好相对更强，相应的，抚养系数较高或较低的参保者对最高缴费档次的偏好也相对更弱；而家庭老人抚养系数适中的参保者对最高缴费档次的偏好相对更强，对最低缴费档次的偏好相对更弱。根据调查结果，家庭老人抚养系数为0（较低）和0.6~1.0（较高）的参保者选择最低缴费档次的比例分别为50.9%和55.6%，均高于老人抚养系数为0~0.5（中等）的参保者比例（34?5%），即呈现出“两边高、中间低”的V型特征。而最高缴费档次的情况与此相反，家庭老人抚养系数为0（较低）和0.6~1.0（较高）的参保者选择最高档次的比例分别为6.7%和1.6%，均低于老人抚养系数为0~0.5（中等）的参保者比例（14.9%），即呈现出“两边低、中间高”的倒V型特征。
对这一特征可以进行如下解释：家庭老人抚养系数很低的参保者家庭中年轻的劳动年龄人口较多，对养老保险的预期收益较低，保险需求相对较低，选择高缴费档次的激励不强；老人抚养系数很高的参保家庭中劳动年龄人口较少，养老负担较重，尽管可能有较高的养老保险需求，但是对高缴费档次的选择会受到其缴费能力的限制；而家庭老人抚养系数适中的参保家庭，既有较高的养老保险需求，又有较高的缴费能力，从而选择高缴费档次的激励较强。图3不同健康状况参保者的缴费档次选择图4不同家庭老人抚养系数参保者的缴费档次选择
四、家庭经济状况与参保水平选择
收入水平较高的参保者对低档次的偏好相对下降（图5）。参保者的收入状况应该是影响其养老保险参保意愿和行为的最重要的经济因素之一，我们以家庭人均纯收入为收入水平的衡量指标。根据调查结果，随着参保者收入水平的提高，选择最低缴费档次的比例也有下降趋势：家庭人均纯收入在2 500~4 999元之间的参保者选择最低档次的比例达到50%，而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在5 000~7 499元之间的参保者选择最低档的比例下降到46?6%，人均纯收入在7 500元以上的这一比例进一步下降到42.1%。
但是，有意思的是：并非随着收入水平提高，选择高档次的比例也更高。收入水平在7 500元以上的最高组参保者选择最高档次的比例并不高，反而收入水平中等的参保者选择最高档次的比例较高。家庭人均纯收入在2 500元以下的低收入组和7 500元以上的高收入组选择第一档的比例分别为1.2%和4.8%，而家庭人均纯收入在2 500~4 999元和5 000~7 499元的中等收入组选择第一档的比例分别达到10.1%和13.1%。可以看出，收入水平与参保者的缴费档次选择存在关联性，但是可能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收入水平影响缴费能力，但同时也影响养老保险需求强度和参保缴费意愿。或者说，收入水平与缴费档次选择也可以描述为U形的关系，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参保者有选择更高缴费档次的能力和意愿，但是，当收入水平达到更高水平或提高到一定程度，参保者对养老保险的需求强度有所下降，从而可能导致其对高缴费档次的偏好下降。
迁移的参保者对高缴费档次的偏好相对更强（图6）。迁移行为主要通过影响参保者的经济状况、政策和保险了解程度、观念意识等进而影响其缴费档次选择。在调查样本中，我们以“在外居住达到6个月以上”为标准来界定是否为迁移人口，迁移人口的比例为19.5%。根据统计结果，在最低缴费档次中，迁移人口比例约为1/4，而在最高缴费档次中，迁移人口比例提高到42.5%，说明迁移人口对高档次的偏好相对更强。这可以解释为，迁移人口往往从事非农生产活动，具有更高的经济收入水平，具有更高的缴费能力；而且，迁移人口可以在城市更多地接触到社会政策、保险知识等信息，在养老观念上更能够接受社会养老或依靠保险养老。当然，由于时间和地点等因素的影响，迁移人口的参保率不高，调查结果也显示出，迁移人口的“新农保”总体的参保率为18.9%，要低于非迁移人口的参保率（33.5%）。图5不同收入水平参保者的缴费档次选择
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参保者对高缴费档次的偏好相对更强（图7）。与迁移行为存在相似之处，是否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也可能影响到参保者的经济收入状况、政策和保险了解程度、观念意识等，从而影响其参保意愿和缴费档次选择。在全部调查样本中，不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劳动力比例为48?6%。在最高缴费档次中，不从事农业生产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档次。根据统计结果，在最低缴费档次中，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参保者占到31.7%；而在最高缴费档次中，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参保者占到41?4%。从中可看出不从事农业生产或者说从事非农活动的参保者对高缴费档次的偏好相对更强。不从事农业生产或者说从事非农活动的参保者，往往经济收入状况更好，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政策和保险认知以及更新的观念意识等。但同样存在的问题是，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中有较大比例外出务工，影响到其参保行为。根据调查显示，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农民参保率为35.2%，要高于不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农民参保率（18.7%）。因此，对于具有更强缴费能力、更强参保意愿、更强高缴费档次偏好的农户，如何将其参保意愿有效地转化为实际参保行为，这是在制度设计和实际操作中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图6不同迁移状况参保者的缴费档次选择图7不同农业生产状况参保者的缴费档次选择
五、参保水平选择的计量模型分析
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评价参保水平选择的影响因素，可以更细致地分析参保农户的缴费档次选择行为。本文估计模型采用有序选择模型（Order Probit Model）和二元选择模型（Dprobit Model）。
1．有序选择模型
有序选择模型适用于被解释变量为连续的离散变量。我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参保农户选择的缴费档次，从高到低包括5个档次：1为第一档（最高档），2为第二档，3为第三档，4为第四档，5为第五档（最低档）。考虑到第二档和第四档的样本量较少，我们将第二档合并到第一档，第四档合并到第五档。这样，被解释变量为赋值为1、2、3的连续离散变量，随着变量值的逐步提高，缴费档次逐步降低。解释变量为选择缴费档次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经济状况等指标。
考虑不同的影响因素，我们设计了4个实证模型：模型1包括了全部有待估计的变量，模型2剔除了健康状况变量，模型3进一步剔除了家庭老人抚养系数变量，模型4进一步剔除了家庭迁移人数、人均收入和人均资产变量。我们将根据4个模型估计结果综合评价参保农户选择缴费档次的影响因素。
表2参保水平的有序选择模型（order probit）估计结果
变量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性别（1=男，0=女）0.24
（0.218）0.25
（0.215）0.29
（0.152）0.33*
（0.199）年龄-0.21***
（0.072）-0.22***
（0.071）-0.15***
（0.048）-0.11**
（0.045）年龄的平方0.002***
（0.001）0.002***
（0.001）0.001***
（0.000）0.001**
（0.000）教育年限-0.06*
（0.033）-0.05*
（0.033）-0.04
（0.031）-0.05*
（0.030）婚姻（1=已婚，0=未婚）-0.35
（0.754）-0.34
（0.751）-0.30
（0.718）-0.43
（0.716）健康_较好（1=是，0=否）0.79
（1.098）健康_一般（1=是，0=否）0.81
（1.099）健康_较差（1=是，0=否）0.78
（1.089）健康_很差（1=是，0=否）0.90
（1.101）是否党员（1=是，0=否）-1.01**
（0.446）-1.01**
（0.445）-1.05**
（0.416）-1.07***
（0.397）家庭规模-0.02
（0.098）-0.01
（0.097）0.03
（0.083）-0.02
（0.056）是否迁移人口（1=是，0=否）-0.39
（0.349）-0.39
（0.347）-0.39
（0.331）-0.33
（0.291）家庭迁移人数0.10
（0.115）0.10
（0.114）0.06
（0.107）是否从事农业生产（1=是，0=否）-0.11
（0.264）0.01
（0.263）-0.06
（0.246）-0.32
（0.239）人均收入-3.3E-6
（1.8E-5）-3.2E-6
（1.8E-5）3.5E-6
（1.7E-5）人均资产-1.0E-5**
（4.8E-6）-9.7E-6**
（4.7E-6）-1.3E-5***
（4.3E-6）家庭老人抚养系数0~0.5（1=是，0=否）-0.38
（0.267）-0.38
（0.262）家庭老人抚养系数0.5~1.0（1=是，0=否）0.003
（0.319）0.03
（0.315）Pseudo R20.100.090.080.05注：括号内为标准差，***、**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年龄是参保农户缴费档次选择的显著影响因素。根据模型估计结果，年龄的估计系数为负数，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随着参保者年龄的提高，被解释变量缴费档次选择的赋值下降，由于赋值越小，缴费档次越高，这意味着随着参保者年龄的提高，更倾向于选择较高的缴费档次。但是，年龄的影响并非线性的，年龄的平方项同样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而且估计系数为正值，说明当参保者年龄提高到一定程度，对较高缴费档次的选择倾向将下降。这与前面的统计分析结果相似，年龄与缴费档次选择呈现出U形关系。
教育水平更高的参保者，更倾向于选择更高的缴费档次。除了模型3，教育水平的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估计系数为负值，说明随着参保者教育年限的提高，选择较高缴费档次的概率越高。政治面貌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估计系数为负数，说明党员更倾向于选择较高缴费档次。经济状况变量中人均资产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家庭人均资产越高的参保者选择更高缴费档次的概率越高。
在人口与家庭特征变量中，性别、婚姻、健康状况、家庭规模、老人抚养系数等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在经济状况和经济行为变量中，是否迁移、家庭迁移人口数量、是否从事农业生产、人均收入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因素与参保缴费选择行为没有任何关系，还有待我们进一步观察分析。
2．二元选择模型
有序选择模型需要同时考虑5个不同缴费档次的选择情况，由于目前参保率较低，而且选择最低缴费档次的比例较高，其他四个档次中的选择样本比例较少，尤其是第二档次和第四档次，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有序选择模型的估计效果。我们将最低缴费档次（第五档）作为观察对象，将选择其他较高缴费档次的样本作为参照对象，构建二元选择模型，考察哪些因素显著地影响了参保农户是否选择最低缴费档次。因此，被解释变量为是否选择最低缴费档次：1表示选择第五档（最低档），0表示未选择最低档，即选择了其他更高的4个档次；解释变量与前面有序选择模型类似，包括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经济状况等指标。为了便于对比分析，4个二元选择模型的结构也与有序选择模型一致。
年龄对参保农户是否选择最低缴费档次具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根据模型估计结果，年龄变量和年龄平方项的估计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是，年龄变量估计系数为负值，而年龄平方项估计系数为正值，这反映出年龄很小的年轻人和年龄很大的老年人均对最低缴费档次没有偏好，选择较高缴费档次的概率相对更大。
教育水平较高的参保农户，选择最低缴费档次的概率下降。模型2和模型4的教育年限估计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估计系数为负数。健康状况为被访者自评，分为5个级别，以“很好”为参照组，设置4个虚拟变量；模型结果显示，4个变量估计系数均为负数，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相对于健康状况很好的参保者，健康状况较差的参保者更倾向于选择最低缴费档次。与有序选择模型结果类似，经济状况变量中仅有模型3中的人均资产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人均资产较高的参保农户选择最低缴费档次的概率较低。家庭老人抚养系数适中（0~0.5）的参保农户估计系数为负值，说明老人抚养系数适中的参保农户选择较高缴费档次的概率更高。
在人口与家庭特征变量中，性别、婚姻、政治面貌和家庭规模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在经济状况和经济行为变量中，是否迁移、家庭迁移人口数量、是否从事农业生产、人均收入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与前面有序选择模型结果对比可以看出，年龄、教育水平等是稳定影响参保者缴费档次选择的因素，而健康状况、家庭老人抚养系数、家庭资产等因素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观察和考虑的重要因素。
表3最低参保水平的二元选择模型（dprobit）估计结果
〖XB，HT5”SS，J*2；D*2<续表>〗变量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性别（1=男，0=女）0.11
（0.096）0.14
（0.095）0.12
（0.086）0.13
（0.084）年龄-0.10***
（0.031）-0.09***
（0.030）-0.05**
（0.019）-0.03**
（0.018）年龄的平方0.001***
（0.000）0.001***
（0.000）0.001***
（0.000）0.001**
（0.000）教育年限-0.02
（0.015）-0.02*
（0.015）-0.01
（0.013）-0.01*
（0.013）婚姻（1=已婚，0=未婚）-0.27
（0.315）-0.25
（0.301）-0.25
（0.286）-0.29
（0.274）健康_较好（1=是，0=否）0.75**
（1.092）健康_一般（1=是，0=否）0.95***
（0.048）健康_较差（1=是，0=否）0.99***
（0.013）健康_很差（1=是，0=否）0.97***
（0.033）是否党员（1=是，0=否）-0.19
（0.15）-0.19
（0.148）-0.22
（0.133）-0.22
（0.126）家庭规模-0.005
（0.042）-0.001
（0.042）0.02
（0.036）-0.02
（0.024）是否迁移人口（1=是，0=否）-0.01
（0.145）-0.01
（0.142）-0.02
（0.136）-0.06
（0.123）家庭迁移人数0.07
（0.050）0.07
（0.050）0.05
（0.045）是否从事农业生产（1=是，0=否）-0.04
（0.110）0.04
（0.109）-0.42
（0.099）-0.003
（0.097）人均收入-4.2E-6
（8.3E-6）-4.3E-6
（8.2E-5）1.6E-6
（7.6E-5）人均资产-2.6E-6
（2.2E-6）-2.4E-6
（2.1E-6）-4.0E-6**
（1.9E-6）家庭老人抚养系数0-0.5（1=是，0=否）-0.29***
（0.090）-0.28**
（0.091）家庭老人抚养系数0.5-1.0（1=是，0=否）0.001
（0.134）0.03
（0.133）Pseudo R20.180.150.080.06注：估计系数为边际效应，括号内为标准差，***、**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成都市3个县（市）农户的抽样调查，观察了农村养老保险的参保水平选择行为，研究发现：养老保险需求、预期保障收益以及参保缴费能力是决定参保农户缴费档次选择的关键因素；年龄、教育、健康、抚养比等人口和家庭因素以及收入、资产、迁移、是否从事农业生产等经济因素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这三个关键因素；当前大多数农户倾向于选择最低的缴费档次，这正是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预期收益较低、缴费补贴激励不足以及缴费负担压力较大的共同结果。因此，在制度设计和政策措施上，“新农保”制度应该进一步兼顾公平与效率，优化缴费档次设置，配套更为积极的财政补贴激励机制。
第一，个人缴费档次设置可以更加灵活。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增长情况适当扩大缴费档次范围，允许参保者在经济宽松时候可以多缴费，在预算趋紧的情况下可以灵活选择降低缴费档次。例如，全国制度设计可以借鉴成都市经验，取消固定金额的缴费方式。邓大松等（2010）曾建议按照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一定比例（如2%~10%）确定缴费档次，当然，这要求对个人账户的管理更加严格和规范。
第二，制度设计应重视群体特征差异。可以考虑根据年龄、家庭经济状况等特征制定差异化的缴费标准，并确定相应的补贴标准，以更好地激励农户参保。例如，可以实施分年龄组的缴费机制，缴费标准随年龄上升而逐步增加，既考虑到养老受益周期，又考虑到实际缴费能力。
第三，在保证公平性的基础上适当提高补贴标准。目前国家层面的制度倾向于按照固定金额补贴个人缴费，导致参保者选择较高档次的积极性明显不足。建议适当提高补贴标准，尤其对于长期缴费、选择更高缴费档次的参保者，应该适当给予更多的财政补贴。借鉴成都市经验，可以按照缴费金额的一定比例给予个人缴费补贴，以提高参保积极性。同时，也要考虑到公平性问题，防止过多补贴富人，补贴比例可以随着缴费档次的提高而适当递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