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与徽州社会发展变迁的互动关系探究
学者对于徽商的研究较多，多集中于徽商宗族、徽州建筑、土地契约、徽州教育、徽州文化等方面，成果丰硕；然而就徽商与徽州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涉及不多，研究不深。随着区域经济社会研究的崛起和史料的整理分析，研究此问题很有现实价值和实际意义。本文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出发，考察、分析徽商与徽州社会的发展互动关系，为研究徽商的兴衰与徽州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另一种范式。
一、徽州孕育了徽商
徽商是明清时期徽州一府六县商人结成的具有地域特色的商人集团，作为我国明清时期财力最雄厚的十大商帮之一，曾执掌中国商界之牛耳达数百年之久。徽商的兴起离不开徽州特殊的自然、人文地理环境。
（一）自然环境独特
徽州，中华大地上一个名扬中外的文化地理概念，它地处皖南山区，耕地稀少，据统计“境内总面积为1.34万平方公里，山地占总面积的80%。”属于东南丘陵的一部分，横跨黄山、天目山等山脉，多山地、丘陵，道光《徽州府志》卷一《地理?形势》称“东有大鄣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山间谷地和盆地较少，素有“八山半水半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说法。土地贫瘠，“整个徽州地区除屯溪盆地较宜耕作外，其他地区大多土层较薄，肥力较低；还有不少耕地处于深山幽谷之中，霜多雾重，日照不足，这就严重地限制了粮食作物产量的提高。据江太新等先生的研究，清代徽州水田平均亩产稻谷328斤上下，远低于苏浙地区。”
徽州又是一个高移民社会，人口增长迅速。方弘静《方氏家谱序》称：徽州“其险阻四塞几类蜀之剑阁矣，而避在一隅，用武者莫之顾，中世以来兵燹鲜焉。”被群山封锁、与外界隔绝的地理环境，使徽州成为战时避乱的理想世界。大批人口迁入徽州，特别是明中期以后，人口增加迅速，“至万历二十一年（1593），徽州人口数可达90万左右。”“明代人口极盛之时，应在120万之谱。”这就导致人均可耕地少，人地关系紧张，“明代全国人均田地数在6.5―20.6亩之间，清代顺、康、雍年间全国人均田地数在27.65―33.44亩之间。”然而明清时期，徽州地区人均田地数不到2亩，可见徽州地区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面对地狭人稠，土地质量不佳的不利环境，徽州人要想在徽州大地上生存下去，不得不改变重本抑末的观点，走出一条与传统农业社会发展的不同道路――经商，“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
（二）徽州特产丰富
徽州地区盛产竹、木、茶叶、药材等经济作物，提供了用于基本交换的商品。木材方面，“徽州杉木、楠木享有盛誉，是优质的建筑材料，松木不仅可用于建筑，还可用来制墨，其他树种可制漆、桐油、纸张等，构成徽商外运量最大的商品；毛竹作为徽州经济价值最大的竹种，生产快，用途广，是众多生产和生活用具以及竹木工艺品的重要原料。”
茶叶方面，徽州得天独厚的高山、云雾等自然条件，十分适宜茶树生长，明人许次纾在《茶疏》中称：“天下名山，必产灵草，江南地暖，故独宜茶……”日本荣西禅师著《吃茶养生记》则写道：“黄山茶养生之仙药也，延年之妙术也。”加之，种茶成本低，风险小，茶叶品质好，种茶、做茶、卖茶，代代相传，徽茶始终是徽商较为稳定的利润来源。
药材方面，徽州群山环绕，药材资源十分丰富，有黄山茯苓、岐山野术、歙县贡菊、生地、黄连等百余种山地药材，成为徽州医学发展的重要基础。
随着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尤其是宋室南迁以后，徽州距离南宋都城临安较近，大批贵戚、官僚和军队麇集于此，形成了巨大的消费市场。徽州的所有特产几乎无一不是这里所需要的物品，这对徽州商业的发展无疑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徽州人充分发挥山区特产的作用，利用市场需求，开展商品交换，一方面弥补山区粮食产量不足的问题，解决了徽州民众的生存问题；另一方面，徽州人在与外界商品交换的过程中，开阔了眼界，锻炼了经商能力，积累了从商经验。
（三）徽州交通便捷
徽州多山，陆路交通不便，但是境内有发达的水系与密布的河网，水运发达，便于商品流通。有新安江、青弋江、水阳江等水系，有利于商品流通，这对徽商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徽州的竹木、茶叶，沿新安江下泛杭州，春水涌潮之时，二三天即可达到，极为方便。”
徽州地区发达的水运交通，不仅为徽商的形成创造了重要条件，也促进了徽州地区的经济发展。在水运的节点上，形成了物资集散的集镇，如徽州地区较为有名的鱼亭、万安、溪口、龙湾等集镇，这些集镇承担着本地区的物资供销，是当地居民的经济中心。
（四）徽州文化底蕴深厚
徽州地区教育发达，文化教育底蕴深厚，培养了出色的经商人才和封建官吏。徽州地区是程、朱桑梓之地，是理学的故乡，有“东南邹鲁”之称，向以“儒风独茂”、文化倡明著称于世。徽州人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但绝大多数人被迫“弃儒服贾”，形成徽商独特的人力资本优势，“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往往能遵循‘义中取利’的原则，坚持以诚信待人，不搞坑拐诈骗的勾当，树立了良好的‘儒商’形象，从而博得了人们的信赖与支持，收到丰厚的回报。”
作为徽商发源地的徽州，从自然环境到人文地理环境都为徽商的诞生创造了条件，诞生了在中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徽商。徽商的诞生体现了徽州社会对徽商的孕育与滋养，徽商对徽州社会的反哺则在徽商兴盛后尤为明显。 二、徽商的兴盛推动了徽州社会的快速发展
明清时期，徽商完全控制了长江中下游的商业，积累起巨额的财富。谢肇?在《五杂俎》中曾指出：“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仅以歙县盐商为例，“以盐策祭酒而甲天下者，初则黄氏，后则汪氏、吴氏，相递而起，皆以数十万以汰百万者。”这说明当时已出现资本在数十万乃至百万的盐商，而且已不是一个两个了。徽商有浓厚的乡土意识，“夫商人离其世守之庐墓，别其亲爱之家庭，奔走四方，靡有定处者，乃因生计所迫。而故乡大好山水，固无日不萦绕于梦魂中。”徽商的发展与兴盛，“对明清时期全国，尤其是其活动最为集中的江南和徽州桑梓之邦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为徽州社会的发展、繁荣，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障。
（一）徽商推动了徽州教育的繁荣
徽州教育事业无疑是徽州文化的一个璀璨明珠，其发展历程充分说明了徽商对徽州地区文化的影响。《两淮盐政全德记》在论及徽州府治所在地的歙县情况时就说：“歙在山谷中，垦田盖寡，处者以学，行者以商，学之地自府、县学外，多聚于书院。书院凡数十，以紫阳书院；商之地外无不至，以业盐于两淮者为著，其大较也……大之郡邑，小之乡曲，非学，俗何以成；非财，人何以聚 既立之师，则必葺其舍字，具其齑粮，及夫释菜之祭，束修之礼，是不可以力耕得之也。”可见徽州地区由于田少地瘠，其农业收入极其有限，教育经费的来源“是不可以力耕得之也。”那么，来源于何处？答曰：有赖于“以贾代耕”者的资助。
明清时期，徽州的府学、县学之所以能基本保持着“美奂美伦，壮伟闳丽”之态，离不开徽商的慷慨捐输葺修，如祁门商人马禄，“客常州……嘉靖三十七年县修儒学，禄自投牒输金三百以佐其费”；商人李?，“作贾真州……鼎力助修学宫”。歙县的古紫阳书院就是由歙县盐商鲍志道、程光国等倡议，徽属“淮南总商洪箴远、张广德、郑旅吉、罗荣泰、鲍有恒、吴是聚、汪日初、张大安、孙世昌、余晟瑞、吴开大、巴恒大等先后请于运司转详盐院，动支营运项下款银建造”的。在书院建造过程中，因经费缺额，诸商又捐银11000两，其中鲍志道一人独立捐银3000两，“以助成工”。此外，徽商还十分重视求学士子的学习和生活，为士子捐输费用，以解决其后顾之忧。以休宁县为例，据方志记载：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商人程子谦“捐银一千两，置学田取租为诸生科举费”。嘉庆初，商人汪国柱见“本邑上子乡试艰于资斧，捐金五千二百有奇，呈请申详，定立规条，存典生息，以为试资”；商人徐名进，得知江国柱的善举后，“亦乐输五千以继其美”。
据统计，自宋至清，徽州六邑仅书院建筑就建成260多座，而徽州书院，应为125所（不包括明清时期的书屋、文会），其中宋元所建者47所、明清所建者78所（不包括对前代书院的重建）。书院都设山长，主持书院工作，聘请饱学之士作主讲，研究、讲习儒家经典，议论时事，教导子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发达的书院教育提高了宗族子弟的文化素质，培养了大量人才，“徽属六县中举者在明为298名，清有698名；中进士者明有392名，清有226名。”这些数据远远高于其他地区，这些子弟加入官僚队伍，进一步巩固了徽商的经商特权，壮大了徽商的力量。
（二）徽商促进了徽派建筑的发展
徽派建筑至今已成为徽州地区重要的旅游资源，它的发展亦离不开徽商的支持。徽商作为明清时期中国首屈一指的商帮，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在其发家致富后，将大多数资本从流通领域抽离出来，除捐资助学外，绝大多数都用在非生产性消费上，前人宋应星在《盐政议》中写道：“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万历盛时，资本在广陵者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只以百万输帑，而以三百万充无妄费，公私具足，波及僧、道、丐、佣、桥、梁、楼宇。尚余五百万，各商肥家润身，使之不尽，而用之不竭，至今可想见其盛也”。这鲜明地表现在徽派建筑上，民国《歙县志》称：“商人致富后，即回家修祠堂，建园第，重楼宏丽。”弘治《徽州府志》称当时的乡村“林泉之胜，以第宅楼观相熊者，亦比比皆是”。康熙末，寓居扬州的歙商后代程且硕，返回故乡后，写了一篇《春帆纪程》，记述亲眼所见到的家乡情景：“乡村如新罗棋布，凡五里十里，遥望粉墙矗矗，鸳瓦鳞鳞，棹楔峥嵘，鸥吻耸拔，宛如城郭，殊足观也。”明清时期，中国建筑有着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徽商的财富不能在空间拓展上表现出来，只能“内化”为精美的装饰，于是清新淡雅、秀丽精美的木雕、砖雕、石雕艺术就在徽州应运而生并促进了“三雕”艺术的蓬勃发展。徽州建筑的代表――古祠堂、古牌坊、古园林等建筑极尽奢华，成为徽州建筑耗资最大的部分。
（三）徽商促进了徽州宗族观念的强化
徽商发达后，从各个方面强化徽州宗族，首先就是新建宗族祠堂。祠堂成为徽商捐资最多的一类建筑，有些徽商在捐助时，甚至不考虑承受能力。徽州古祠堂在村落中占据着显要位置，它是祭祀祖宗或先贤的庙堂，成为宗族活动的公共场所，用以开展祭祀祖先、劝诫子孙、宣讲族训、教育来者、举办典礼、合议族事等项宗族活动，赋予祠堂祭祖、尊宗、睦族的特殊功能。据资料显示“明代徽州建造的40座宗族祠堂，除绩溪县盘川王氏宗祠和婺源县凤砂汪氏宗祠建造具体年代不明以外，其他38座，嘉靖十五年（1536年）以前建的有8座，嘉靖十五年后建的共30座。”
牌坊是封建社会最高的荣誉象征，是用来标榜功德，宣扬封建礼教的。徽州古牌坊群的产生无不与徽商的兴起、发展和程朱理学的发源、影响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大批牌坊的修建也消耗了徽商大量的资财。
徽州商人还十分重视编纂族谱，这是因为“从某些意义上来说，宗谱是徽州行商的联络图，也是四方的族人可获得的足以信赖之商业资讯来源。”臼井佐知子更进一步说：“徽州商人随自身的发展积极参与编纂族谱，其具体之目的不但是确保人才，更在于搜集资讯。从此可为扩展商业网确保其据点。” 此外，徽商还大力从事宗族内公益性事业，徽州人认为“睦族敦宗，乡闾是尚；恤茕赈乏，仁义其深。里中义田之举，所以嘉惠通族之鳏寡孤独废疾者，至优至渥，诚善事也”。因此，广设宗族祭田和义田，周济族中贫困。
徽商对于宗族子弟的教育亦十分重视，创设义学，为宗族子弟提供接受儒学教育的机会。如明歙县范信，业贾于仪征，“性慷慨，轻财好义。……建义学，族中子弟俊秀者加意培植，俾读书成立”。明歙县洪世沧，“贾于吴越间，家稍裕，遂承先志于族党中，捐资二千金入宗祠，以其息设义塾二堂”。徽商还积极捐资为宗族的贫寒士子提供束修膏火，使其能坚持学业，清休宁吴国锦，“业盐策，资日以饶”，对贫寒的“诸从子”，他则“择其俊秀者，助以束修膏火之费，使竟其学”。
整体上而言，徽商宗族观念的强化，一方面增强了宗族内部的凝聚力，另一方面又推动了徽州商人集团的壮大。
（四）徽商带来徽州社会风俗的变化
徽商有着浓厚的乡土意识，徽商事业有成后，又多回报家乡，促进了徽州的社会发展与变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徽州的社会风气。
明清时期，我国仍然是重农抑商的封建社会，但经商的人确实越来越多，特别是一些徽商获得了巨大成功给徽州人树立了榜样，经商之风蔓延开来。正德之后，徽州人外出经商渐成风气，“歙、休两邑民皆无田，而业贾遍于天下”，出现了“业贾者什七八”的社会现象，“虽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贾游于四方。”正如凌?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七所言：“却是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
贫富的分化造成徽州淳朴民风的变异。就徽商群体而言，经商致富的毕竟是少数，富商大贾所占的比例很小，“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富裕的徽商大多回到故里，买田置地，使徽州地区人地矛盾加剧，大批农民破产，成为无业者，一些小生产者和破产农民为求生计，“俗渐浇漓，或坏度败礼者有之，逾节凌分者有之，甚至为奸为盗、丧身亡家者有之。以故是非混淆，人无劝惩。”随着徽商规模的扩大，在徽商开办的一些手工作坊里，不仅有徽州本地人，亦有外地人，有男人，亦有女人，出现了一些谑浪狎亵之事和客民的治安破坏，如屯溪原本土风淳朴，“而江西客民?集于此，多不法者，比因细故酿成械斗，土民之格杀，实客民之寻衅也”。
徽商促使了“徽戏”的诞生。“商路即戏路”，徽商把戏剧作为一种公关活动和外交手段，为了争取那些来自各地的竞争对手或贸易对象，便以自己的家班或雇佣来的戏班，演唱一些为对方所喜爱的腔调。徽商成为徽班巡回演出的向导和桥梁，徽戏的发展，直接促成了京剧的诞生。可以这样说，没有徽商就没有徽班，没有徽班就没有徽戏艺术的广泛传播。
徽商“迷信”风水学。徽商发达后，对于风水之术更是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徽商大贾往往不惜巨金寻求“风水”宝地，以求泽被后人。歙县棠樾鲍氏宗族经营盐业暴富，认为是祖坟风水吉祥遗则后世的结果，因此当其祖坟右侧尚可“附葬一穴”，便由鲍氏宗族公议“族内愿附葬者输费银一千两”，此穴于清嘉庆八年（1803年）“照议扦葬”。尽管风水之术，存在迷信成分，滋长了徽州居民的攀比之心，但是风水强调保护山体龙脉，营造风水林，引水为阳宅补基等，客观上维护和改善了聚落的生态和人居环境，于今仍有裨益。
（五）徽商促进徽州社会经济全面发展
徽商“其货无所不居”，但其中“以盐、典、茶、木为最著”。而茶叶和木材是徽州当地特产，这两项产业随着徽商的崛起，获得了快速发展，对徽州本地经济发展亦产生了推动作用。以茶叶为例，徽州自唐代以来就是茶叶的重要产区，明清时期，徽州茶业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宋代年卖茶1000吨，元至正年间销茶1600吨，清嘉庆、道光年间销茶约在3400吨，每当产茶季节，茶商蜂拥而至。”销售茶业不仅增加了徽商的财富，“歙之钜商，业盐而外，惟茶北达燕京，南极广粤，获利颇赊”，同时也增加了农民收入，这是由徽州地区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的，“以茶补农，是山区经济的自然选择，是自然和历史条件形成的适合徽州地区农业经济的经营方式，茶是获益最大的优势产品。” “茶木两大宗实阖属人民命脉所寄”，茶价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徽商的生意和农民的收入，是徽州社会生活中的大事。
商业贸易的扩大，带动徽州相关产业的发展。为了扩大茶叶销售，增加收入，徽商一方面扩大销售范围，“不仅限于国内，甚至来往于日本和东南亚各国。”同时也带动和催生了徽州一批以茶业为核心的行业，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就业机会，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例如茶叶的制作就需要相当数量的茶工，“据调查，一个徽州绿茶厂包括账房、做场、?场、锅场、拣场、老伙、厨房等多个部门，每个部门都需要有一定技艺的员工。……至于茶叶的包装、运输需要用到的各类物料，由于需求量甚大，同样有助于木工、漆工、挑夫、船夫等行业的发展。”品流通的扩大，促进了市镇的诞生与发展。随着明清时期徽州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徽商内引外联作用的扩大，在沿江交通便捷之地，作为农村商品交易中心、农副产品加工中心、货物集散中心的市镇便兴起、发展起来，仅道光《徽州府志》所列市镇就有：“街口镇、岩寺镇、万安镇、三吴镇、闪上镇、到湖镇、鱼亭镇等十八个市镇。”而且“周环万户，市廛数里，九达之衢，百货之薮”。庙会集市也是徽州市镇交易的重要形式，如“岩镇的上九会，四乡农民烧香礼拜的同时，还进行贸易。一时商民云集，竹木器材、日用百货、备耕农具应有尽有。”市镇还吸引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市镇上通过出卖劳动力换取俸钱，贴补家用。文献记载“逆严陵而上其为滩三百，留神雇役挽舟，而人假水以赁食者尝近千人。……绿蓑烟雨，上下猿猴，抵屯溪获俸钱而归”。
随着徽州经济的发展，徽州的交通亦得到了改善。徽州所处的特殊的地理环境，制约了徽州的对外交通，影响了徽商的发展，到了明清时代，徽州的交通有很大的改善，徽州人黄卞编纂的《天下水陆路程》记载当时徽州对外水陆交通线就达15条，这一时期徽州一府六县桥梁亦有增长，根据弘治《徽州府志》的记载，弘治年间歙县有桥58座，休宁县有桥32座，婺源县65座，祁门县85座，黟县19座，绩溪县32座；到了嘉靖年间，按照嘉靖《徽州府志》的记载，歙县增至83座，休宁县增至57座，婺源县增至87座，绩溪县增至33座。交通的改善，有利于物资的集散，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徽州地区的经济发展，然而要想改善交通，必然离不开资金，这一切都离不开徽商团体的支持。 繁盛时期的徽商，对徽州地区的开发做出了卓越贡献，促进了徽州地区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明清时期，在徽商的经济支持下，徽州地区科技著作猛增，发明创造层出不穷，遍及医学、数学、天文、地学、物理、农学和生物学，以及染织、建筑、装饰、制墨和印刷等众多领域，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三、徽商的衰落加剧徽州社会发展的停滞
崛起于明代中叶的徽商，称雄中国商界长达三百年之久，到清道光年间，逐渐衰落。步入近代，徽商主营行业的大规模、有影响的商业活动几乎禁绝，除茶商等小量贸易外几乎都退出了历史舞台。
徽商的衰落，是各种原因相互交织的结果。首先是政策层面，徽商的兴盛，主要取因于运销两淮食盐，而1831年清两江总督陶澍革除淮盐的积弊，改行票法，打破了徽商对食盐的垄断，这样以来靠盐业贩运专利发迹的徽商便从此破落了。其次是当时的战争环境，受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在历史上素有“兵戈所不能害”的徽州，成为太平军与清军交锋的主战场，这场殃及徽商本土的战争，给衰落中的徽州商帮以致命的一击。“一方面，徽商及其子弟多死于战火，使徽州从商人员顿减。另一方面则是在清军的洗掠、官府的勒索下徽商消耗了大量的资金，而战后的徽商为了重整家园，又不得不将其有限资金用于非商业活动。”最重要的一点是，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步入近代社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把商品经济和产业经济结合起来，投资于近代企业，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徽商的商业资本虽然雄厚，但始终停留在流通领域，很少向产业资本转化。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徽商多走“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老路，将大量的商业利润转向购置土地，并大肆修建祠堂、创设义学、开办书院，而且徽商富裕后，奢靡之风愈演愈烈，据有关资料估计，“徽商商业利润用于 ‘肥家润身’的部分，占利润总额的50%以上。”他们把积累起来的大量商业资本和巨额商业利润，始终用于封建性的消耗中，以服务于封建制度。因此，随着封建社会走向穷途末路，跟不上历史发展取胜的徽商，其衰落也就势所难免了。
伴随着徽商的没落，对徽州本土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其一是由徽商支撑的本土消费型经济趋于终结，山林经济重站主导。其二是徽州人经商的积极性和信心遭受打击，经商之风遂减，人们的思想观念逐渐趋于保守。”以徽州刻书业为例，“据徐学林的不完全统计，明清两代徽州府出版的万部以上图书中的家刻、坊刻，就超过1300余家，刻书品种近万种，占全身刻书总数的3/4以上。”然而到清道光之后，徽州刻书业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颓势，不仅仅刻书数量锐减，就连刻书人数也在减少，这与徽州刻书业的发展缺乏了徽商的资金支持是分不开的。徽州刻书业，只是徽州传统经济中一个很小的部分，依托于徽商而发展起来的徽州本地经济，在徽商没落时，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就像刻书业一样，发展缓慢，徽州地区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停滞。
通过徽商与徽州社会发展变化的研究，我们发现：首先，明清时期，徽商的兴起离不开徽州特殊的自然、人文地理环境，也可以说徽州孕育了徽商。其次，明代中叶以后，徽商完全控制了长江中下游的商业贸易，积累起巨额的财富。徽商有浓厚的乡土意识，徽商发展与兴盛后，把大力资金注入徽州等地区，徽州社会的发展、繁荣，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障。对明清时期全国，尤其是其活动最为集中的江南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地影响。最后，清代中晚期，伴随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徽商开始走向没落，徽州外来资金的缺失、国际贸易的竞争乃至战争的破坏等因素给徽州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徽州社会发展停滞不前。徽商与徽州社会之间表现出明显的互动关系，给我们今天商帮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互动关系研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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