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福柯生命权力中的人口概念
中图分类号：D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4）04-0067-06
福柯的权力理论始终强调对权力这一概念的去概念化。也就是说，不是从权力作为一种恒久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实体出发，而是将权力视作在特定历史场域中产生，受到不同合理性条件支撑，并具有复杂谱系的机制。所以，这种权力机制并非基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单一关系，而是一种具有复杂策略、目标和技术的动态的机制。而权力机制之所以形成，福柯认为根本在于权力与真理的互动模式，“我们屈服于权力来进行真理的生产，而且只能通过真理的生产来使用权力”。[1]权力以真理作为其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条件，而真理产生又同时依赖权力机制的运作和支撑。所以，与其说福柯的权力理论是在追问权力是什么，不如说他致力于揭示西方社会自现代以来形成的权力机制，以及这些权力机制得以合法存在的深层理性。生命权力是福柯关于18世纪西方权力机制分析的重要内容，并且他强调，有关生命权力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问题从未得到彻底的反思。
生命权力即为以生命为目标的权力机制，但是所谓的生命并未包含人类生命的所有面向，而仅仅指人类作为生物的物理生命，“从18世纪开始，社会，现代西方社会，是如何把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基本生物特征纳入考虑的。这大概就是我所说的生命―权力”。[2]同时，生命权力并不以个体的生命为操作目标。福柯特别强调，对于生命权力来说，最重要的特征即其以人口――作为整体的生命为操作目标。可以说，人口概念是我们进入生命权力深层理性的关键，它不但决定了生命权力的运行范围、运行方式和运行的理性，更重要的是，人口概念以科学性和自然性面目出现的历史姿态，使生命权力得以获得合法性和合理性，并掩盖它不易为人觉察的政治暴力。本文将首先阐释人口概念在18世纪发生的重要转变，并以此为基础，阐释生命权力的运行理性和合法性来源，最后，揭示生命权力的合法性只是新的权力理性的产物，其背后依然具有深层的政治暴力。
一、人口概念的转变：法律――自然
人口概念古已有之，从词源学来说，人口（population）来自拉丁文populus ，意指人民，具有政治和法律的含义。福柯认为，人口概念的含义在18世纪的欧洲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它作为一个新的政治人物“闪亮登场”了，[2]（54）这意味着人口概念获得了理论独立性和实践影响力。人口概念的这种变化发生于18世纪欧洲重商主义经济思想向重农主义经济思想的过渡之中。
重商主义经济思想盛行于16世纪到18世纪的欧洲，其经济理念为：以君主利益为核心，以获得金银为经济活动的主要目标，主张国家对内积极干预和控制经济活动，对外进行贸易垄断，防止金银外流。可以看出，重商主义以僵化、限制、甚至强制的方式对待国家的各种重要组成元素，比如人口、土地等。在重商主义的经济哲学中，人口仅仅是国家力量发展的工具，人口数量越多越好，他们仅具有劳动力和军队储备的工具性作用。福柯认为这种思想揭示了重商主义的某种特性，表明他们仍处于传统王权的政治思维中，“把人口作为臣民的集合，可以随心所欲地从上至下对他们施加一系列法律和规则”。[2]（56）在这个意义上，人口概念具有松散的特征，区分人口中的个人的方式十分多样，“根据地位、住所、财富、债务和职务”。[2]（60）同时，人口政策的制定并非根据人口本身，而是基于一个外在于人口的目标――君主的利益。
如果说重商主义思想中的人口概念还只是国家发展计划中的附庸性工具，那么对于重农主义者来说，人口概念则是国家治理的根本性依据。重农主义诞生于18世纪的欧洲，他们主张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同样存在一种自然秩序。这种人类社会自然秩序的实质是，在人类共同存在的社会中，各个组成要素，比如人口、粮食、住所之间发生的自然的动态的关联，“不是自然世界意义上自然本身的程序，而是关乎人的特殊自然性，人们共同居住、在一起、交换、工作、生产……的时候，他们之间自发地会发生什么”。[2]（312）与此相对，重商主义将所有经济选择与政治方针都置于君主利益扩张的框架就显得过于单薄，并缺乏正当性与合理性了。因此与重商主义相反，重农主义在经济上要求国家采取放任自由、尊重市场规律的经济政策，在政治上主张限制王权，以某种自然的客观规律为依据制定政策。那么人口问题何以成为重农主义理论框架中的重要命题呢？实际上，人类社会各组成要素的动态的自发的关联的表现形式就是人口的活动。福柯认为人口概念得以“登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重农主义把人口活动看作一个独立于君主意志的“客体场域”，把人口看作一个具有“自然性”的实体概念。
福柯着重分析了这种“自然性”的表现方式：首先，人口总是处于一系列“可变要素的相互制约之下”。[2]（57）这些可变要素包括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人文环境等，它们决定了人口的迁移、出生率和死亡率等等。人口不再是松散的“臣民的集合”，[2]（56）而是被一系列要素决定的整体。其次，人口受欲望的支配。欲望作为人口行为的动机使人口具有一种恒常的普遍利益，进而使得人口成为一个可对其行为进行预测的主体；最后，在人口中总是会发生各种问题和事件，比如各种疾病的发病，各地区的死亡和自杀。通过调查与统计，就可以发现这些问题和事件具有一定的规律。福柯指出，从本质上来说，人口活动的“自然性”或人类社会各要素的自发关联体现了重农主义在一种生物学的层面上思考人类问题，人口与居住环境的关系，以及人口之中个人与个人的关系都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单一的物质的关系，“从这一时刻开始，人类就变成人种，它与所有一切物种在同一个场中得到定义，……人类第一次被置入生物圈中”。[2]（61） 根据福柯对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中的人口概念所作的对比分析，可作如下概括：重商主义从法律意义上看待人口问题，他们视人口为松散的可任意对之制定政策和法律的“臣民的集合”，而重农主义将之看作具有自然性的实体，他们主张人口的行为活动处于单一的生物学模式中，并具有一致性、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我们看到，人口的“自然性”将逐渐取代君主利益，成为权力干预人们的生命、生活的新的依据。实际上，这种新的权力技术就是生命权力。
二、生命权力的合法性分析
1.“自然性”作为合法性的来源
生命权力的运作过程为：以承认自然性的存在为前提，对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和发病率等等现象进行研究，掌握制约人口的可变要素，人口的欲望，以及人口事件的规律，最后以此为依据制定政策，管理人口。我们看到，人口概念在重农主义经济思想中发展出的“自然性”成为生命权力合法性的基础。权力对待人口的方式发生了改变，从“基于统治者的意志与人民服从的意志之间”的强制关系，转为基于人口的自然性来管理人口的逻辑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赋予生命权力以一种合理性。
从深层意义来看，福柯认为，权力在18世纪发生了深刻转变――“一种自然进入了权力技术领域”。[2]（60）而在此前，权力问题是在一种人为的法律的框架中展开的，可以说，这种“自然性”的进入彻底扭转了权力问题的方向。权力的着力点不再围绕王的意志，也不再围绕一个带有强制性的发展目标，而是基于一个看似外在于权力的领域，一个不受人为意志支配的领域――自然。福柯辨识出18世纪权力思维的性质，“我觉得，人为的权力关系的政治中突然出现人类自然性是某种根本性的东西”。[2]（17）在这个意义上，生命权力获得合法性就是权力思维转变的结果。
2.在“治理术”框架中的“自然”
权力思维中出现“自然”这种现象的实质是权力致力于在自身的范围中划出一个看似不受权力干预的领域。但是，这个领域――“人类的自然性”或人口的“自然性”真的处于权力无法渗透的领域吗？
福柯提出的由16世纪到18世纪的“治理”问题的生发和转变就在回答这个问题。治理（government）是福柯为了阐释西方政治哲学流变的脉络以及理清政治实践发展的历史而探寻到的突破性概念。首先，从其诞生背景看，16世纪到18世纪西方社会正处于对外殖民扩张，对内宗教改革的两大运动之中，在这个时代交汇点上，国家（以统治者之名）之间的战争、王权与神权的对峙等等冲突就凸显出来，这一系列矛盾都可以被简化为这样的问题，“如何接受统治，严格到什么程度，被谁统治，为了什么目的，用什么方法，等等”。[2]（75）这些根本性的冲突使“治理的问题域”被建构出来。[2]（75）继而，重商主义出现并开始了整合这些矛盾的第一次尝试。他们通过发展手工业和商业，扩大出口，聚敛金银，同时增大人口数量以保证低价的劳动力与充足的军队储备，福柯指出，重商主义已开始思考如何以一种政治合理性而非统治者个人的权力意志，调节和安排国家内部可利用的资源要素，“重商主义第一次把权力的运用作为治理的实践加以理性化”。[2]（86）但是，重商主义的尝试未能解决时代的根本危机，福柯列举了17世纪的一系列重大危机，三十年战争、农村和城市的动荡，以及财政危机。这完全是由于重商主义依然在传统的权力思维框架中发展治理术，也就是说，他们的种种改革与实践仍然主观地以“增强统治者的实力”为目标，以固定的“法律、法令、规章”为手段，[2]（86）因而导致治理术调度国家要素以及整合国家资源的功能无法彻底发挥。
随后出现的重农主义开始限制统治者权力的操作空间，并以承认人口、市场、物资等国家基本要素的自然本质为前提，主张充分保障这些要素的自由流通，比如，他们通过主张保障粮食的自由流通，取消由重商主义者颁布的禁止囤积、禁止出口等禁令。可以说，重农主义者为18世纪面临治理危机的国家究竟以何种理性来治理和操控民众的行为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答案，“虽然法学家在17世纪出于维护个体权利、限制王权的考虑对管治国家作了程度不一的批评，但在18世纪尝试提出一种新治理理由来批评管治国家的却是重农主义经济学家，从而促进了治理形式发生了重大转变” 。[3]通过一种全新的经济哲学，重农主义者彻底实现了治理术的解放：治理的问题不再受到统治者利益的束缚，而开始全面围绕一种统治的内在合理性展开。这种内在合理性的核心就是人口，人口问题的出现与治理术的发展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可以说，是治理术的不断发展界定了人口问题的领域，比如出生率，死亡率，人口与粮食的关系，人口的财富问题等等，这些都是治理科学关注的问题；而人口的特有现象（或规律）又为治理术从统治者的利益领域中独立出来，成为具有独立价值的政治实践提供了客观依据。福柯认为，人口与治理（也可以说对人口的治理）的这种关系对西方权力思想的历史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统治权支配的政体转向了治理技术支配的政体，这个转向是围绕人口而发生的……”。[2]（90）
但是，治理术的出现是否意味着权力的终结？福柯特别强调，治理术的出现与发展并不意味着权力的消失，相反，权力以一种更为有效与隐秘的形式对人口活动进行观察、监视、操纵与控制，“一种新的治理艺术（甚至那种超过了政治科学阈限的治理艺术）的出现并没有消除统治权。统治权问题不但没有消除，恰恰相反，它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 。[2]（90）也可以说，治理术在本质上与王权统治术相同，都是一种权力机制的运转模式，而重农主义与重商主义亦在解决同一个问题，即应以何种理性来治理的问题。由是观之，人口的“自然性”并非处于外在于权力领域的真空中，它是西方权力理性流变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它是治理术为了突破统治王权框架限制被建构的“自然”现实。人口的内在规律，人口的普遍利益开始取代单一的统治者的利益，成为西方人思考权力问题的新主题。
如果说治理术是福柯为我们理解西方权力思想发展历程给出的基本框架，那么生命权力就是福柯为西方权力思想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给出的具体名称。在这个意义上，人口与治理术，人口与生命权力之间的关系是彼此对应的。生命权力合法性的秘密正在于治理术在试图挣脱传统王权统治模式的过程中所确立的新的统治原则――围绕人口的“自然性”的原则。人口的“自然性”是支撑生命权力的真理性条件，这种关于人口的“自然性”的真理知识愈具有科学理论的纯粹性，治理术的合理性就愈稳固，而生命权力也愈能够不受任何限制地发展与扩张，以一种更合理、更严密的方式渗透进入我们的生活，比如人口统计与调查获得了进入个人、家庭生活的权力，而由此产生的分析数据与模型又能够确立人口活动（比如生育、饮食、财产、居住方式等）的规范。可以说，福柯为我们思考权力问题，特别是人口问题打开了一个新的问题空间：真理究竟用来反思权力理性，还是用来无限制地支撑权力的运作？而“我们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政策几乎都绝对地通过人口的范式来计算”，我们又是否应该绝对地“不假思索地将一种政治和经济的问题物质化” ？ [4] “人口的秩序、民生的幸福、社会的安全、国力的强盛是否必须付出公民的驯服、人口的编码、管治的过度这样的代价呢” 。[3]（52） 三、被隐藏的暴力：“种族主义”
既然人口“自然性”使生命权力合理合法地渗透进入人口的生命，那么同时，这种“自然性”也确立了生命权力执行“死亡的权力”的依据。[1]（194）当然，死亡的形式并不仅仅限于死刑，它也包括间接不平等地、不公正地压制人口中的某些群体，甚至使他们暴露在死亡的危险中。而这种能够兼具合法性和不平等性的“死亡的权力”就是被生命权力隐藏的政治暴力。
在生命权力之前的传统统治权中，“死亡的权力”，或死刑的合法性均来自于君主的利益特权，也就是说，当臣民违反君主的命令，或侵犯君主的利益时，君主有权力直接对其执行死刑。实际上，在王权统治的框架中，权力（君主的权力）可以占有臣民的一切所有物，包括生命，“这里，权力首先是获取的权力：获取东西、时间、肉体和生命的权力。它在消灭生命而占有生命的特权中达到了顶点” 。[5]那么，如前文所示，在18世纪西方传统王权统治被新的治理术逐渐取代或覆盖之后，死亡的特权将会被移至何处呢？福柯认为，正是在此，生命权力将现代种族主义理论引入权力机制中，它使生命权力重新获得了“死亡的权力”。
首先，何为现代种族主义？所谓现代种族主义，就是自18世纪出现的现代生物学对物种，以及物种之间群体差异的理解和分析的一种理论。在19世纪达尔文创立进化论之时，现代种族主义已发展成熟。简言之，这种种族主义认为人类作为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物种，其人种之间的形态差异只是某种表面的差异，其根本差异应在于他们各自处于进化链条上的不同等级位置，“人的种族和种族之间一切外表的差异的巨大的变异性，本身就标示他们不可能有太大的重要性”，而“各个民族国家进行竞争，所有取胜的因素不一，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似乎就是文明所已达成的等级，越高就越有利” ， [6]可以看出，现代种族主义的出现是当时科学家为殖民战争寻找合法性与正当性的一种结果，对于他们来说，殖民问题不是经济掠夺与政治侵犯，而是生物学问题，即具有在“各种理智性能”上“通过自然选择而逐步变得越来越完善的”西方国家对一些“半开化的民族”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淘汰。[4]（199）
正是由于现代种族主义能够将所有政治、伦理与文化的问题都过滤为单一的生物学问题，它才得以进入生命权力的权力理性和运作逻辑中，使生命权力在“确保、维护、强化、增加生命和理顺生命的秩序”[3]（89）的同时，拥有使生命死亡，或间接地“增加死亡的风险，或简单地，政治死亡、驱逐、抛弃，等等”的权力。[1]（195）福柯具体呈现了生命权力引入种族主义的过程：首先，在人口内部建立生物学区分。也就是说，在人口内部，群体与群体之间丰富多样的差异（来自语言、文化、历史等等）都被简化为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与种族之间的差异。并且，与其它具有多元性与不可通约性的差异（语言、文化、历史等等）不同，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差异是单一的等级差异，即优等种族与劣等种族的差异。其次，人口内部政治冲突的生物化。福柯认为，种族主义不但在人口内部建立了生物学区分，同时也建立了某种生物学的联系，在人口作为整体的生存与那些“低等生命”、“不正常的个人”、“相对于人类退化者”的死亡之间建立了因果式的关联，“他人的死亡，劣等种族、低等种族（或退化、变态种族）的死亡，将使整体生命更加健康；更加健康更加纯粹” 。[1]（195）所以，在生命权力的框架中，人口内部群体之间的冲突，那些“军事、战争或政治关系”，都将被生物化。与传统统治权模型围绕君主利益的死亡权力不同，生命权力执行死亡的正当性将在于“消灭生物学上的危险”。[1]（195）最后，福柯强调生命权力在利用种族主义的过程中，扩大了它所涵盖的范围。在生命权力中，种族主义并非仅限于人种意义的种族主义。如果说人种的种族主义在国家之间的范围存在，那么生命权力同时采取了一种国家“内部的种族主义”，以上两点的种族主义的思维图示将延伸至犯罪问题、疯狂问题、各种畸形问题（包括同性恋问题）等等领域。简言之，种族主义思维图示将建立一种人口内部关于正常的人与不正常的人的区分，“内部的种族主义使人可以在一个确定的社会内部对所有人进行审查”。[7]生命权力的死亡权力将在这个意义上针对作为人口内部劣等种族的不正常群体。
我们看到，传统王权的对臣民的死亡权力是一种强制的法律关系，而生命权力对人口的死亡权力，由于以种族主义为基础，已成为一种自然的逻辑关系。这表现为人口之中群体差异的生物化、群体区分的生物化，以及群体冲突的生物化。但是，差异与冲突的生物化的实质是去差异化、去冲突化，因为在优等种族和劣等种族之间并不存在对等的差异与冲突，而只有以种族进化，或人口健康为单一名义的优等对劣等的淘汰。至此，18世纪出现的生命权力的政治暴力：对内压制某些群体，比如同性恋者与精神病人，对外侵略其他民族，这些做法不但获得了正当性，甚至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必要性。
福柯通过对现代国家生命权力深层理性的剖析确立了一种反思视角，从而揭示出生命权力理性背后的悖论，即“暴力在合理性中却如鱼得水，暴力在合理性形式中深深扎根并获得其持久性”。[8]对个体生存与死亡的操纵经过人口“自然性”这一科学真理的过滤甚至获得了被操纵者的内在认同，“合理性规划和指引着全部人类行为”，“福柯要确定由国家合理性施加在个体身上的国家暴力的本性”。[8]而对于正面临政治体制改革的当代中国来说，如何避免这种合理与暴力并存的生命权力机制，避免受到西方自18世纪以来持续存在的生命权力理性的影响，应当成为我们确立所有人口政策方向的前提和基础。
结 论
18世纪诞生于西方社会的生命权力是现代自由主义治理术不断从传统王权统治模式中挣脱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权力机制重心由君主的利益转移至人口的“自然性”。但这并不是权力理性由主观向客观的进化过程，而是权力技术的改变。以人口“自然性”来治理人口，成为新的权力技术获得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条件。所以，我们看到，生命权力不但在生存的方向全面控制了人口的生活、生命，同时在死亡的方向又得以合理合法地降低某些群体的生存可能，甚至威胁某些群体的生存。 生命权力的理性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可以说，还原这种权力理性的来源与谱系，呈现其背后权力――真理的互动机制，是福柯政治哲学体系的重要内容。
对于当今世界来说，人口问题，包括人口资源分配问题，不同群体（来自文化、语言和历史的差异）和谐共存的问题等，是一个既复杂又迫切的问题；而对正处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的当代中国来说，人口问题更是一个关涉到国家进步与发展的关键问题。我们究竟应从以绝对真理姿态出现的生物学思维来判断，还是将之置于由伦理、社会和文化等层面组成的多维视野中来分析，福柯的政治哲学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