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平民的艺术品
前言
近代以前的日本，中国文物只是特权阶级把玩的艺术品，到了近代，“文物”这个概念开始被“美术品”这个概念所代替，慢慢流入新兴的富裕阶层中去。紧接着，随着国力的强盛和传媒行业的发展，日本普通百姓鉴赏国宝的机会大大增加。战后随着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中国文物也成为促进两国友好关系发展的一个手段，再加上媒体的推动，日本举办的各级展览会层出不穷，充分体现了文物价值的多面性，从文物在日本被接受的过程，也可以考察曾经的特权阶层的意识、政治经济环境、国民意识的形成等多个层面。
1.“中国文物”在日本历史中的受容状况
在日本人的价值意识中，自古以来就对日本以外的先进文明怀有一种向往和憧憬，在古代，由于中国古老的文明作为一种先进的文明，所以日本人对来自中国的东西充满了崇拜之情。在日语中，“唐物”、“唐样”、“唐物趣味”、“三国渡”、“天竺渡”、“舶来品”等这些指代中国物品的词语充分反映了当时日本人的心情。能够拥有“中国文物”，曾经是上层社会权力和财富的象征，中国文物输出到日本并被日本社会接受，不仅影响着日本人的美意识和价值观的形成，而且对日本人精神层面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日本古坟时代出土的汉式镜“镜?”，在日本考古学上是最重要的发现之一，镜?是权力继承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证明，很像中国古代宫廷皇帝中即位时用的印章。在六世纪前半期，佛教伴随着佛像经由朝鲜半岛传到日本，也拉开了中国文物正式传入日本的序幕。紧接着，跟随遣唐使漂洋过海而来的很多留学僧人、留学生、搬运工人等在文物的传递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带来了先进的工艺，还带来了先进的理念和精美的文物。正仓院收藏的祭祀用品和一些生活用品，作为唐代工艺的传世作品，在世界工艺史和文化交流史上都是非常独特而贵重的宝物，同时作为中日交流的见证在文化上也具有无可替代的重大意义。除此以外，还发现了遣唐使带来的大量香料、药物等。
13世纪以后，大量中国文物流入日本，反映了当时宋、元时期积极的对外政策。平安贵族们在生活文化中大量使用了舶来品。从日本各地的村落中发掘出来的中国制的陶瓷器，说明中国陶瓷器已经成为当时一定阶层的日常用品。从镰仓时代到日本南北朝、室町时期这些中国文物的流入，也使得日本的美意识和工艺技术的风格焕然一新。
对中国文物的输入起到重大作用的还有“禅宗”的影响，当时的足利幕府重视禅宗，因此把象征权威的唐朝宝物也提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在镰仓足利时代大量流入的中国宋朝的铜钱，成为日本当时主要的通货工具，这足以反映对唐朝物品进口的盛况。
以足利义满、义教（江户中期的著名僧人）为代表的北山文化派，以足利义政为代表的东山文化派都汇集了中国宋、元、明时期的绘画、陶瓷器、禅僧的墨宝、雕刻漆器等中国文物中的瑰宝。在日本史上，贵族阶级能够亲眼鉴赏宝物机会最多的是室町时代上层社会盛行的“斗茶”在气派的会所里，用舶来的书画、日常用品等各种来自中国的东西把室内装点的一派中国风格，贵宾云集于此，品茶辨别是否是地道的中国茶叶，并以此决胜负称为“斗茶”。茶事之后是赌博或者歌舞表演，最后是酒宴。这种穷奢极欲的享乐盛会，使公家（注：侍奉朝廷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和武家（注：镰仓时代以后，相对于公家，对幕府、将军以及属下家臣们的称呼。）的文化能够融合在一起，其赏玩对象主要是以陶瓷器为代表的中国文物。
此后，战国时期的武将中丰臣秀吉也继承了织田信长的嗜好成为知名的一代风流人物，他曾多次举行茶会。其中1587年10月的北野大茶会知名度最高。当时丰臣秀吉把拥有的天下的宝物都带来供人们鉴赏，除了中国文物，还有来自朝鲜、菲律宾、越南、以及除濑户和京都以外的日本的宝物。可以说这次文物的公开是日本史上面向日本大众公开展览文物的开端。而且，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对武将的论功行赏，也不再是分封领地和财产，而是由中国的瓷器―茶器来代替。这一点在日本历史上是广为人知的。
除此以外，佛教经典、儒教、法律、天文、医学等相关领域的中国典籍也被传到日本，成为日本文化传播的媒体。到平安九世纪（876-884年），在大学教头藤原佐世总结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共收录了40大类、1579部典籍的16790卷。《隋书》经籍?典籍3127部，《旧唐书》经籍?3060部。对照这个数字，可以推断当时中国所存文献典籍的大约半数都流入了日本。特别是《史记》，据说唐代的手写本六部都保存于日本。在镰仓时代宋版的印刷本南宋庆元刊的三史早已在中国失传，在日本还作为国宝完好保存。
到江户时期，即便是在锁国政策下，日本还是非常欢迎中国的物品。从长崎不断有染织品、汉方药类、香木、砂糖、陶瓷器、书籍等流入日本。根据长崎奉行所（长崎的最高行政部门）的统计，从1693年到1803年的110年间，有43艘中国船只来日本进行贸易，运来典籍4871种。这些典籍通过中日贸易的商人之手传到了知识阶层的大名和和幕府手中。关于文物的流通，江户初期京都鹿苑寺金阁和相国寺的第九十五代主持凤林承章的日记《隔?记》（1635年-1668年现存）记载，当时有很多叫做“唐物屋”“茶碗屋”“道具屋”“书画屋”“古董屋”的商店，公家、大名家、寺院的人们会通过画师们进行推荐和鉴定。从个人售卖开始，逐渐发展到开店叫卖中国物品的大众市场渐渐形成。1789年在京都东山举行的“新书画展览”，与现在的展览会形式相同，人们在这里可以亲眼看到艺术品并购买，这成为现代艺术品拍卖的雏形。 2.近代日本“中国文物”的受容状况
（1）“中国文物”和美术
在近代日本，表达中国文物和中国工艺有一个统一的概念叫“中国美术”，现在“美术”这个词，主要是指能够给人带来视觉美感的一些作品，比如艺术、绘画、雕刻、工艺等，甚至在明治时期还包括一些音乐和文学的概念。这个词语是明治初期（1868年）从西欧概念而来的一个全新意义的翻译语。现代汉语中的“美术”这一词汇，也是从日本传入的。“中国美术”“东洋美术”是为了和“日本美术”的概念以示区别，在19世纪后半期对外世界观中设定的。
对艺术工艺的美意识和物品的价值观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以前形成的传统的日本文化和工艺品被丢弃，旧秩序的破坏和新秩序的产生对美术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1871年4月在《大学献言》中，提出了“集古馆建设”即现代博物馆的构想。其理由是为了防止天下宝物遗失，把“古器旧物”尽数收集。同年五月太政官公布了文化财产保护的重要意义，并把这些文物都被称为“古器旧物”。这些现象表明在日本主要以中国文物为主的美术品的地位的形成。
（2）近代日本“中国文物”鉴赏和保有的机会
明治维新时期的1869年，开始了“版籍奉还”政策，在东京居住的大名以及家臣们纷纷把家中财物还给国家。1871年7月，在“废藩置县”的运动中，旧的大名藩知事离开旧藩地去东京居住，他们家中的宝物大多以极其便宜的价格卖出去，流入了当时的旧货市场。在这种背景下，同年10月，在京都府的支援下，三井八郎右卫门等民间一些同道中人举行了“第一次京都博览会”，其展示物品主要是古董。也是这一年，在名古屋也举行了类似的展览会，主体是“古器旧物”即“文物”。这些文部省博览会中值得注意的是，文部省在公告中提出的“放观”的思想，即让一般的民众都有机会自由观看到国家的宝物，通过鉴赏这些珍贵文物起到“启蒙民心”的作用。从此，日本的各种博览会开始竞相开放，异彩纷呈。
这些提供公共鉴赏艺术品的场所主要集中在国立、公立的美术馆、博物馆，在战前博物馆和美术馆是非常少的，国立的主要是东京、京都、奈良的皇家博物馆；公立的主要是东京府美术馆（1926年创立）、京都市美术馆、（1931年）、大阪府立美术馆这三个场馆。
在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恰逢列强入侵，清政府处于崩溃的边缘，大量的文物也通过掠夺的手段流入日本。在1932年的“世界古美术展览会”上，中国周代的文物“青铜器?”、秦代的“镜”、隋朝的“菩萨像”。吐鲁番敦煌出土的“佛说十王经图”“彩色美人画断片”“木雕彩色武官”等，都可以判断是从中国近现代流出的文物。这些文物的拍卖竞标，多是在东京美术俱乐部、京都、大阪、名古屋等各地的美术俱乐部分散举行，中标人多为一些实力雄厚的美术商。
3.战后与中国文物相关的大型展览会
（1）日本特色的展览会
日本大肆掠夺中国文物和财物，也使得这一时期日本的商业、文化得到迅猛的发展。1904年“三越吴服店”开业，从此美术市场开始向大众开放。1898年在大阪开业的“高岛屋吴服店”；1934年在大阪的“阪急百货店”新馆八楼会堂举行的“东洋艺术展览会”，主要展出的是中国文物等千余件文物。这种以百货店和大型报社为主体的展览会，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没有先例，是具有日本特色的展览形式。
（2）国交正常化以后中国文物展览
1972年中日国交正常化，为表纪念1973年朝日报社就在国立东京博物馆举行了展览会。展出内容由湖南长沙的“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侯夫人衣装”、徐州后汉墓的“银缕玉衣”、春秋战国时期侯墓出土青铜器等15组236件文物。东京展览期间的总入场人数达到43万。在那之后，基本上每隔三年，中国政府就会允许在日本举行一次文物展。197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古代青铜器展”（国立东京博物馆、日本经济新闻社）、197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丝绸之路展”（国立东京博物馆、读卖新闻社）等都是比较大型的展览。
这些“中国文物展”开办的目的，主要是想通过文物进行文化交流，举办者多为报社或者是电视台。这种媒体为主导形式的展览会开办形式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具有绝对的日本特色。在中日邦交恢复之后，日本的展览会在规模、参观人数、开办时间上都有增大的趋势。可以说极大地促进了日本国内文物展览事业的发展。
结语
日本的中国文物，曾经是作为先进文明国家――中国的输出品，因为其稀有性和高度的艺术性一直都被视为宝物，主要是上层社会赏玩的专利品。但是明治初期以后由于日本向西洋文明倾斜，政府把过去称为古器、古玩的文物改成一种新式的叫法“美术”。随着这个概念的普及，也推进了美术概念的构筑和认识的确立。逐渐地就演变成中国文物=中国美术这一认识。战后中日邦交恢复后举行的大型文物展览，主要是两国外交的一个手段，但是无形中也推进了日本展览会的发展以及民众对文物的关注度。各大报社和电视台成为展览会的主体，这其中当然有利益的驱动，但是其积极的态度对普及民众的文化知识也做了很大贡献，日本国民的美术鉴赏水平由此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通过中国文物的展览和普及，也使得日本人民增强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关心，对中国文明充满了尊重和敬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