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体制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一、计划体制的确立及其特征
（一）计划体制的确立
新中国成立后所确立的计划体制，并非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原始构思，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国情的一种“独立自主”的选择，一方面，它脱胎于1940年后在陕甘宁边区形成的“延安模式”，这种具有本土特色的资源配置机制有效保障了战时供给，可谓“居功至伟”；另一方面，建国初期政权未稳，延续这种战时体制是必要的，从制度实施成本角度看也是最经济的。因此，计划体制在中国的确立，有着特殊的政治和社会背景，符合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原理。
（二）计划体制的功能与特征
为了应对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中国的“封堵策略”以及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的独立自主，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新中国建国伊始就确立了“赶超战略”。然而，在一个发展水平低、资源和资本极度缺乏的国家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首先意味着要利用一种“非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机制或行政命令，有效集中资源并向重工业倾斜，这就要压缩其他产业的发展空间；其次，计划体制通过“统收统购”等政策机制，人为压低原材料、能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水平，形成“价格倒挂”；再次，为了实现资源的计划配置目标，国家成立了国有企业和人民公社，这就必然牺牲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利益。由此，为了贯彻“赶超战略”，国家确立了由宏观政策体系、资源配置和微观经营机制构成的“三位一体”的计划体制，而这三个子体系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
（三）计划体制决定了农业生产资源配置方式
从制度构成要素上看，集体耕作制体现了计划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产权的多级控制性、产权的不可交易性以及产权支配的内部随意性。其中，产权的不可交易性对农业生产资源配置的影响最大：首先，人民公社之间不允许土地产权的交易，农地不能在横向组织间买卖、租赁、赠予，它只能在纵向组织间由行政命令进行调配；其次，劳动的自由流动更为困难。严格的城乡隔离制度（户籍制度）、用工制度、禁止其他非集体和公有制的经济组织存在制度阻止了农业劳动力的流动，劳动者本人或者它所属的经济组织――人民公社均几乎没有劳动的转让权和处置权；再次，作为生产必须的生产资料，如种子、化肥、农机具、耕畜、农药等都属于国家统购统销的物资，每年根据种植计划进行指定采购，几乎不能流动或者说很难自由买卖。
二、计划机制的弊端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考量一个经济制度的优劣，主要从信息传递和处理能力、激励机制和实施效应三个方面入手。从制度绩效看，计划体制在短期内发挥了其优势，但其借助于“大一统”的产权安排和政治运动来发展经济的做法，不但没有促进农业的迅速发展，也未能减少交易费用，反而在实施过程中增加了制度成本和风险，最终不得不接受盲目急进所酝酿的恶果。
（一）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市场机制通过价格信息来反映供求关系，并通过价格信息来调节生产和流通，从而实现供求之间的基本平衡。在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的过程中，除非特殊情况，政府一般无需介入。在计划体制下，价格机制不再发挥作用，信息的传递和处理主要依靠中央机构。当信息流呈几何级数递增，最终超出政府信息处理能力的极限后，就必然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市场供求难以平衡。因此，在供求信息处理上，计划体制无疑是一种“计算机乌托邦”。
为了按计划配置稀缺资源和监督计划执行，产生了纵向管理系统和地方行政管理体系的交叉，各部门和各地区之间的投入产出联系便为争投资、争物资的关系所替代。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机构难以获取准确信息，因此其制定的计划往往变成一种“事后调整”。同时，由于价格机制失去作用，供求往往难以平衡，中央政府只能利用各种直接、间接补贴（预算软约束）乃至行政指令等手段来进行事后调整，因此所有经济部门都在非均衡价格水平上进行生产。但是，农业、能源、交通等基础部门为重工业提供原材料、能源等生产要素，受价格波及效应较强，因而往往处在不利计算价格状态下。
（二）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衡
在计划体制下，农产品价格陷阱的损失主要由农业和农民承担，而得益者则是工业和城市居民。舒尔茨批评到，为了完成工业化积累，国家任意压低农产品价格，甚至强制农民交出农产品，其结果必然是“极大地损害了有效地进行农业生产所需要的经济刺激。”一方面，从1953年起国家对农产品实行强制性“统购统销”，在其后30多年里，农产品市场调节机制基本丧失，致使工农业产品比价长期失衡。（1）在“统购统销”政策体系下，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价格低且收购比重大，如1978年高峰时期粮食收购比例高达94.4%，农业承受的压力和损失可见一斑。另一方面，中央政府有意抬高工业产品价格，使农产品相对价格或相对价格指数下降，以此向工业转移农业剩余，由此产生“农产品价格陷阱”。从表2可知，我国工农业产品比价自1951年开始明显失衡，两者交换价格差（即“剪刀差”）为92.1%，而后逐渐缩小。
据测算，从1952年以来，我国通过农业税和“剪刀差”等途径向工业提供了1.3万亿元巨额积累。这种农业剩余的转移在建国初期是必要的，但长期不变地实施这样的价格策略，除严重挫伤农民的积极性外，也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
（三）阻碍农村生产力发展
集体耕作制借助于“大一统”的产权安排和政治运动来发展农村经济的做法，不但未能减少交易费用，反而在实施过程中增加了制度成本和风险。科内尔指出，集体耕作制是一种“短缺”的经济发展方式，由于取消了市场经济机制，价格、货币和利润的作用相当微弱，农地资源配置主要依靠指令性计划机制，表现为高度集中化、垂直等级管理和非价格信号，而这种机制所造就的必然是“短缺经济”。 在激励机制上，计划体制是极其低效的：其一，仅仅依靠国家意志和政治图景，没有任何经济依据就剥夺农民的土地产权和生产资料，其负面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其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安排使传统农户经营的优势完全丧失，由于无法实现劳动的充分计量和合理报酬，也就无法避免社员普遍性的消极怠工，造成了劳动力的极大浪费；其三，在压低农产品价格的同时，持续高比例的定额收购计划使绝大部分农业剩余被国家占有，农民和人民公社管理者的生产积极性均受到严重压制。从农业产值增长看，除了1952年至1957年之间农业总要素生产有小幅上升以外，1983年以前的集体耕作制生产率明显低于1952年个体农业生产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不得不依靠“阶级斗争”等意识形态做法来提高生产效率，结果造成“愈穷愈斗、愈斗愈穷”的恶性循环，制度摩擦成本不断增大。
三、农村改革的市场化取向
在贸易自由化条件下，农业发展、农民增收都必须依靠农村市场体制的不断完善，这是一种必然趋势。“全球低收入国家千百万小农及其雇佣劳动者的未来命运，取决于能否改善它们进入良好的市场的可能性。”70年代末以来的农村改革，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其精髓就在于市场化取向，改革正是沿着冲破人民公社和统购统销这两个妨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体制因素，使农村逐步从传统计划体制束缚下摆脱出来这一内在逻辑向前推进的。
依据科斯的理论，当交易费用不为零时，资源配置方式（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状况是否最优紧密相关。在一定条件下，总有一种资源配置方式的交易费用是最低的，于是便有了资源配置方式选择的根据。总之，离开对交易费用大小的判断，无法说明各种资源配置方式的优劣问题。建立计划经济制度暗含了这样三个前提假设：（1）零交易费用假设；（2）利他人假设；（3）人类理性天赋差异假设。显然，这三个假设是无法成立的，其虚伪性已被证明。实际上，计划体制有着先天的致命缺陷，当其所依存的政治和社会因素消失或弱化之后，其衰落就是不可避免的了。1978年之后，国内外经济学界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否定计划经济的观点和思路，而实行市场机制的论点逐渐得到了高层的重视和认可。
现代经济学认为，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是一种相互替代的关系，鉴于市场配置资源效率高而成本低，当市场机制能够正常运转时，政府就没有必要介入或替代；只有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或市场调节在产权结构明晰、合理的状态下仍无法使其运行成本低于计划调节的运行成本时，后者才有出现的必要。因此，农村改革的创新在微观经营机制上的产权调整及资源的非农化配置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的逻辑势必要求政府在农村经济管理体制上进行改革，改革的方向始终是不断减少政府计划份额，增加市场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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