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的过去与现在
一
黄宗智先生是享誉国内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经济史和法律史研究专家，其鲜明的研究特点是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吸收各种理论在研究中国实际中的合理成分，提出自己从实践出发的学术观点和现实关怀。本书是这一研究进路的又一力作，用作者自己的话就是“偏重事实，也可以说是偏重实践，区别于理论建构，乃是本书所要提倡的研究进路。”[1]231本书力求克服在科学主义占据霸权地位的今天，“社会科学”研究者多倾向于探寻简单机械性的单一推、拉动力的趋向，寻求现象背后的“来自几个不同的、独立或半独立的历史趋势的交汇”[1]3。
作者在1988年之后虽然把主要精力从社会经济史转入法律史研究，但最近十年其实一直都没有放弃对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关怀。特别是在2009年初完成了其法律史第三卷的中英文稿之后，便把主要精力转回到农村问题的研究上来。从研究脉络上讲，本书可以算是其继《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之后关于农业和农村问题的第三卷著作，但同时作者也指出了本书与前两卷的不同，“本书与其说是前两本的第三卷，不如说是从历史视野对现实问题的一种初步思考”[1]2。
二
本书主体是由作者近年来发表的多篇关于从历史视野探讨中国农村现实问题的起源和出路的论文构成，书中深邃的理论、丰富的数据、合理的论述实难以全面精当的重现，只能简要的加以概述。全书分为导论、第一编：从内卷到隐性农业革命和第二编：中国的现代社会形态三大部分。
本书第一章导论第一句便显示了作者一贯的理论主张，“农业发展的关键在于农业劳动力产出或产值的提高。”[1]1不同于其以往的过密化研究，作者在本书提出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发现：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年高速发展之后，农业正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发展契机。这主要源自三大趋势的交汇：1980年代以来人口生育率的显著下降和其所导致的1990年代以后新增劳动力的递减；快速的每年约1%的城镇化以及大规模的非农就业；人们食品消费和全国农业结构的转型，从低价值的粮食转向更多的高值农产品。其结果是“中国农业总产值已经多年持续增长，在1980-2007年间达到年平均5%的增长率，上升了5.1倍，劳均产值则更多，其幅度要比经济史上的其他农业革命都来得大。”[1]237进而作者对中国农业进行了纵向和横向的比较，通过比较作者提出中国农业同英国甚至是同属亚洲的日本、台湾、韩国都有很大不同，而这些不同的根源就在于中国庞大的人口，近代以来的农业发展成果都被飞速增长的人口所蚕食，农业增长只能是没有发展的增长，只是总产量的增长，而不是劳均产量或产值的增长。中国农业最终与同为人口大国的印度情况较为相似。中印之间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印度的土地私有制度造成印度45%的农业从业人员属于无产者，而其中的一半处于贫困线以下。
第一编：从内卷到隐性农业革命包括第二到七章。第二章《18世纪英国与中国：两种农业系统及其变迁》主要比较了中国与英国农业发展的历史、条件等方面的差异。英国农场规模平均可达长江三角洲农场规模的100倍[1]27，丰富的土地资源造就了英国资本密集化的种植业与畜牧业混合的农业体制，而长三角地区几乎是单一的劳动密集化的种植业经济，其中的原因显而易见，种植粮食作物可以在单位面积耕地上养活更多的人口。本章中作者还批评了李中清等关于18世纪中英人口问题的观点，李中清认为18世纪中国的人口行为和欧洲基本一致，其死亡率与欧洲相当，生育率则更低于欧洲。他们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是他们对于溺杀女婴的特殊理解：首先，把溺杀女婴建构为“产后堕胎”，同时，把溺杀女婴视为一种对人口的“预防性抑制”[1]49。而实际上中国和英国的情况是有很大不同的，溺杀女婴的行为主要是出于贫穷。同时李中清等忽视了中国这一时期各种战争与灾害造成的巨大人口损失。
第三章《中国小农经济的过去与现在――舒尔茨理论的对错》中，作者主要评价了新古典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舒尔茨的农业经济学理论，同时总结了中国农业的过去、现在。舒尔茨认为在市场化的传统农业中，不可能存在劳动力的过剩――因为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一样，乃是一个稀缺资源，在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下，不可能会出现低效率的过剩现象。作者认为舒尔茨的理论缺乏实践经验，他所拟造的“零价值”劳动力稻草人[1]64是不存在的，因为在中国劳动力的相对过剩使得农民为了生存即使边际收益再低，他们也会义无反顾的继续在土地上投入劳动。作者进而说明了人口过剩与分配不均的关系，他以共产党革命在华北和江南的不同效果为例，江南的贫富不均状态要严重于华北，但是革命在华北却得到了更广泛的群众支持，其原因就在于，华北比江南人口相对更加过剩、贫困。
第四章《土地制度、农业体系和发展出路》，作者主要探讨了中国农业的历史与现状。中国现今的产权极不明确的土地制度是在几大历史传统的合力下形成的： 1946-1952年间的土地改革运动；社会主义改造和集体化；改革时期的土地承包责任制；古代君主/政府对土地的最终所有特权。中国现今仍然是一种“半工半耕”的过密型农业。过密的现象不同于历史上不顾边际效益的劳动力投入，而主要体现在农业从业人员的休闲时间，亦即隐性失业。作者又对国家依靠工业化与城镇化解决三农问题的方针提出了质疑，认为现今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之后，农业仍然过密，并且连带产生了更广泛的三农问题，因此作者提倡从农业发展的内部寻找出路。
第五至七章可以说是全书的核心部分，作者通过当今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提出中国正在经历一场隐性的农业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应大力扶植小家庭农场间的合作组织。第五章中作者首先针对当前的土地产权争论，提出了自己的一种调和的主张，他建议通过法律规定和市场机制来促进土地使用权的进一步流转，借以扩大适度规模农场比例，所有权问题则可以暂时置之一旁[1]105。之后作者以大量数据分析了食品消费结构转化带动的巨大农业发展前景，展示了农业自身的发展潜力，建议政府大规模投资、扶持农业。第六章主要提出隐性农业革命的观点，之所以说是隐性的，一是因为农业总产量并没有显著提高，提高的是产值和隐藏在大农业之中的肉禽蛋奶和蔬果生产；二是当前农业革命的动力不同于传统的农业革命，其动力主要先来自农业之外，“来自消费需求转化所导致的农业结构转化以及其所附带的产值的变化，而后导致农业本身的一系列变化，与传统的农业革命很不一样”[1]132。第七章主要介绍了当前中国小农场纵向一体化的三种主要形式：资本主义式龙头企业；自发的合作组织；政府组织的专业市场。根据当前的国情和传统，中国小农场仍将长期存在，农业横向一体化难以实现，而生产-加工-销售的纵向一体化大有可为，作者分析了三种主要形式的市场份额和发展前景后提出，自发的合作组织在缺少政府扶植的情况下仍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其形式兼具效率与公平，中国农业的现实和将来主要在小规模的资本-劳动双密集型农场，中国新时代农业将主要是“小农”“农场”的天下[1]159。 第二编：中国的现代社会形态包括第八至十一共四章。第八章《中国被忽视的非正规经济：现实与理论》在评价了几种主要经济理论和范式的同时提出了非正规经济论。他介绍了发展经济学的“二元经济理论”、“三部门理论”和“橄榄型”社会结构理论，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继之而起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作者认为这些理论在解释中国当今现实的时候都各有不足，原因主要是中国当今存在的庞大的非正规经济。中国非正规经济主要有四个主要来源：20世纪80年代乡村工业化和乡镇企业的兴起：80年代后期开始的农民工大规模入城就业；90年代中期以后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的大规模下岗以及在非正规经济中重新就业；90年代非正规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快速兴起。宏观的讲在城镇的正规经济就业的获得国家劳工法规保护的正式职工仅占总就业人员的15%，其余的85%的城镇非正规人员以及乡村的农业和非农就业人员都相对的处于“二等”的经济地位[1]172。因此作者提出了自己综合的经济理论主张：适当结合来自市场的动力和创新以及来自国家的监督、扶持和公平[1]192。
第九章《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悖论的社会形态》主要论述了当今社会中在经济和政治地位中占大多数的中间阶层。作者首先提出了中产阶级和中间阶层的区别，中产阶级指相对收入较高的新兴小资产阶级即白领阶层，但是当前中国的新小资产阶级只占全国从业人员的15%，所以中产阶级并不是中国的中间阶层。中国社会的主体是由新旧小资产阶级共同组成的政治意义上的中间阶层，共占从业人口的约70%。
第十章《跨越左右分歧：从实践历史来探寻改革》主要探讨了国家在改革发展中的作用，当前社会问题的主要根源和进一步的改革意见。作者首先肯定了国家体制改革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但同时也指出改革也是今天社会和环境危机的主要来源，改革中形成了腐败和利益集团，形成了严重的贫富不均更进一步加大了城乡间的差距。当前国家体制运行中的一大特点是表达与实践的背离，“正是中央的矛盾言行，导致了各级政府的类似行动”[1]218。最后作者提出了自己对进一步改革的建议：“可以采用现有基于实践的试验-适应决策方法（即试点法）来探寻结合市场经济和社会服务、兼顾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理念的道路” [1]225。
第十一章《结论：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经济史和经济学》是全书的总结，也可以说是作者几十年辛勤耕耘的一点总结。作者在对中国农业经济史、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研究进行概括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几点建议：理论研究方面，“面对西方现代经济学学科的偏重理论建构趋势，我们需要坚持从基本事实出发的研究路径，避免以论带史、歪曲中国实际的理论倾向”[1]231；农业发展方面，提倡国家转向积极扶持合作组织；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应利用政府官员的审核和奖励制度，建立明晰的、可以量化的审核标准，将环保、公平、农民劳均生产率等作为硬性指标来审核地方官员。
三
统观全文，本书综合了作者几十年来在农业史、经济史、法律史甚至是政治史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和理论体系，同时又不仅限于历史，文中处处显示了作者的现实关怀。作者在论述社会、经济问题时跳出了意识形态的争论，秉呈实践历史的原则，提出了很多有创造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建议。如作者敏锐地发现中国农业经济正面临着三大历史性变迁，从而指出中国农业正经历着一场隐性农业革命，而这一革命有望从根本上改善其过去研究中国农业时发现的过密化现象。针对国情，作者同时指出，只有家庭农场的自发合作组织才能更好的适应环境，更好的利用这次革命。作者没有限于产权问题的争论，而是出于实践历史的视角，提出了适当提高土地流通但先搁置产权争议的建议。当大家都在争论是先把蛋糕做大还是分好的时候，作者独辟蹊径地提出了应该先把蛋糕的质量提升上去，把普通蛋糕变成奶油蛋糕甚至冰淇淋蛋糕，让即使分的少的人实际上也比以前得到的多。作者对中国社会形态的认识也颇具创新，大胆地提出中国社会当今的主体是由新旧小资产阶级共同组成的中间阶层，现今流行各种主流西方经济学、社会学都不贴合中国实际，而非正规经济论才是最符合中国现实的。
但是同时也必须指出本书似还有些不合理、不完整之处。如第八章中作者在论述中国“非正规经济”的规模时，似有人为扩大之嫌，作者广义的把除了正规单位的职工（国有单位、集体单位、股份合作单位、联营单位、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商投资单位和外商投资单位）[1]166之外的所有就业人员全都算作非正规就业，甚至农业人员也算在其内，因此得出了中国非正规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85%这个庞大的比例，而随着近年来经济社会的发展，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在人们认识中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小。第九章作者在论述中国的旧小资产阶级占全就业人数的55%，新旧小资产阶级全体达到全国就业人员的78%时，也让人感觉有扩大之嫌。农业发展方面，作者在论述了中国当今的隐性农业革命后提出发展小家庭农场合作组织的建议，但是没有说明小农场如何解决市场和销售的问题，也没有说明在肉禽蛋奶和蔬果市场达到饱和后如何避免农产品的再次贬值问题，也没有涉及大量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后如何安置的问题。当然一位学者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不可能把所有相关问题都研究透彻，这些研究不足正是我们这些后进者继续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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