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企业成本粘性效应研究*
一、引言
随着企业经营模式的改变，对成本的管理已深入到企业方方面面。企业的成本管理不仅仅是成本的节约，更是一种充分利用增值作业的流程重组过程，在有些情况下，成本的削减反而会损害企业的效益和核心能力。美国学者Mark Anderson（2006）发现成本和收入的变动不成比例，尤其在收入下降时，成本降低的幅度是有限的，在后续研究中，他将这种非对称性的收入成本变化称为成本粘性。传统的成本管理方法忽视了企业运营框架中的各个部分的组成比例、构成方式的差异对成本性态的影响。而这些结构特征上的差异，影响了企业运营的全过程，同样也对成本决策的效率、效果及成本性态的变动规律产生影响。面对精细化的成本管理需求和日益膨胀的成本压力及逐渐缩小的利润空间，成本粘性的研究将极大地帮助制造业企业做出科学合理的成本决策。从空间范围来看，成本粘性影响因素可分为公司属性因素、行业因素和国家形势因素三个层面。在公司属性层面，企业的资本密集度和劳动力密集度对成本粘性有影响，且这两个因素与成本粘性程度均表现出正相关（Anderson，2003），也有学者指出，存货储备越多的公司，成本粘性也越大；在行业层面，不同行业成本粘性的影响因素不同（刘武，2006）；在国家形势层面，GNP增长率与成本粘性呈现出正相关关系（Anderson，2003），同时国家的法律环境对成本粘性也有着影响，Kenneth，Micheael & Dylan（2006）指出，判例法国家的企业成本粘性较法典法国家弱。本文拟从成本粘性对企业经营产生的影响出发，探究企业成本粘性对企业营运能力的驱动作用，以期对基于成本粘性的成本管理理论与方法有所贡献。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制造业企业的营运能力，体现为资产的收益能力强弱。从资产投入企业伊始，经过价值的流转形成价值的创造和产出，进而为企业创造盈利。从生存和发展的视角，企业的营运能力强弱直接决定了企业竞争能力的强弱（范旭君，2010），是企业能否基业长青的重要判断标准。从财务评价标准来看，衡量企业营运能力的指标主要指资产的周转率，包括存货周转率、固定资产周转率和应收账款周转率（丁玲，2012）。而成本粘性的客观因素，包括宏观经济环境、固定资产密集度、劳动力密集度、存货比率、公司特征属性等（孔玉生、朱乃平、孔庆根，2007；韩飞，2011），因而成本粘性或反成本粘性（陈磊等，2012）与企业存货周转率、固定资产周转率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相关性。成本粘性高的企业，其成本管理空间较小，存货的积压、管理者在无奈之下选择处理固定资产等决策都会对企业的固定资产周转率以及存货周转率造成影响。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a：成本粘性或反成本粘性越高，企业存货周转率越高
假设1b：成本粘性或反成本粘性越高，企业存货周转率越低
假设2a：成本粘性或反成本粘性越高，企业固定资产周转率越高
假设2b：成本粘性或反成本粘性越高，企业固定资产周转率越低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中的相关数据，为了保证数据的相关性以及之后回归分析的准确性，数据经过了一系列的选取和筛选，过程如下：（1）选取2009年至2013年在深交所与上交所上市的制造业企业的数据；（2）剔除ST股与存在异常数据的企业；（3）剔除不是连续五年都在深交所和上交所上市的企业，如在2009-2013年期间才上市或在此期间不再上市的企业；（4）剔除成本与业务量的变化非同向的企业，因为这类企业不符合成本粘性的研究要求；（5）剔除变量计算过程中错误及异常的企业。经过筛选，共得到样本企业824家。
（三）变量定义和模型建立 本文参照前人研究，并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选营运能力指标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固定资产周转率（TFA）与存货周转率（ITR）并取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选择成本粘性（STICKY）作为解释变量。影响成本粘性程度的因素有很多，客观因素有宏观经济环境、固定资产密集度、存货比率以及劳动力密集度等（韩飞，2011）；主管因素有股东持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等（潘颖静，2009）。而这些影响因素会通过影响成本粘性间接对企业的营运能力造成影响，故本文选取了固定资产密集度、存货比率、劳动力密集度、股东总数以及独立董事比例作为控制变量，以期降低回归分析的误差，保证回归的准确性。本文所选取的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成本粘性通过在研究中进行模型验算获得，本文借鉴Weiss（2010）提出的新模型，从公司角度出发计算成本粘性，将其量化用以回归分析，克服了Anderson的模型的局限性。
STICKYi，y=log（■）i，?滋-log（■）i，?滋?滋，?滋∈｛t，…，t-3｝；?驻COSTi，t=COSTi，t-COSTi，t-1；?驻REVENUEi，t =REVENUEi，t
-REVENUEi，t-1…（1）
其中：STICKY：若STICKY<0，证明成本粘性存在，且值越小，成本粘性越强；若STICKY>0，证明反成本粘性存在，且值越大，反成本粘性越强；若STICKY=0，则收入与费用是绝对的对称变化；COST：为总成本，考虑数据的获得性，用营业成本、管理与销售费用之和进行替代；REVENUE：为企业的营业收入，用以反映企业的业务量；?滋：反映营业收入较上期减少的季度；?滋：反映营业收入较上期增加的季度。在此基础上，为了验证假设，本文建立的研究模型如下：
lnITRi，t ＝ ?茁0 +?茁1*lnSTICKYi，t+?茁2*Inventoryi，t+?茁3*lnlnFAi，t+?茁4*ln
Employeesi，t+?茁5*lnGCi，t+?茁6*lnDDi，t+?着i，t （2）
lnITRi，t ＝ ?茁0 +?茁1*lnSTICKYi，t +?茁2*lnInventoryi，t +?茁3*lnFAi，t +?茁4*
lnEmployeesi，t+?茁5*lnGCi，t+?茁6*lnDDi，t+?着i，t…（3）
三、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依细分行业的不同对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统计对象为计算后得到的成本粘性、存货周转率、固定资产周转率的对数值，存货比率、固定资产密集度、股东总数、劳动力密集度与独立董事比例；统计指标包括最小值、最大值、均值与标准差。具体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发现，各统计对象的标准差都较小，说明各个行业内样本企业的这些变量之间差距并不大。对各个行业的成本粘性程度进行单样本T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所有样本行业的成本粘性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成本粘性与反成本粘性的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2009年至2013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大多呈现出反成本粘性，即业务量增加时的成本增加量要小于业务量减少同比例时的成本降低量，而整个制造业企业也表现为反成本粘性。2009年至2013年各样本行业都存在着反成本粘性，其中食品、饮料行业与医药、生物制品行业的反成本粘性最为显著，造纸、印刷行业与石油、化学、塑胶行业的反成本粘性并不如其他行业显著。
（二）相关性分析 利用SPSS20.0对全行业的样本数据相关性进行检验，所得到的PEARSON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STICKY与ITR在5%水平上负向显著，即制造业企业的存货周转率与成本粘性（包括反成本粘性）的强弱呈现负相关关系，与假设H1b相符。STICKY与TFA在5%水平上正向显著，即企业的固定资产周转率与成本粘性（包括反成本粘性）的强弱呈现正相关关系，与假设H2a相符。
（三）回归分析 利用模型（2）得到的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可以得出：（1）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中，成本粘性或反成本粘性与存货周转率表现为负相关关系，即成本粘性或反成本粘性越强，企业存货周转率越低，而成本粘性或反成本粘性越弱，企业存货周转率就越高。这可能是因为成本粘性较强的企业往往都处于市场不景气的时期，销售量出现下滑导致存货的积压，使得企业的存货周转率下降。与假设H1b相符。（2）食品、饮料行业、石油、化学、塑胶行业、机械、设备、仪表行业以及医药、生物制品行业的成本粘性都与企业存货周转率呈现负相关关系，即β1<0，其中食品、饮料行业、石油、化学、塑胶行业以及医药、生物制品行业的回归分析结果都在1%水平上显著，与假设H1b相符。纺织、服装、皮毛行业、木材、家具行业、电子行业以及金属、非金属的成本粘性以及反成本粘性与企业存货周转率表现为正相关关系，但是结果都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这些行业的上市公司较少，使得样本量过小而导致的。结合全行业样本检验的结果，可以认为回归分析结果与假设H1b是一致的。利用模型（3）得到的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可以得出：（1）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中，成本粘性或反成本粘性与固定资产周转率表现为正相关关系，即成本粘性或反成本粘性越强，企业固定资产周转率越高，而成本粘性或反成本粘性越弱，企业固定资产周转率就越低。这可能是由于成本粘性强的企业，其固定资产所占份额往往较大，制约了企业的成本管理空间，企业管理者可能会选择处理固定资产以释放成本管理的空间，进一步加强企业成本管理效率，从而使得企业的固定资产周转率上升。这与假设H2a是一致的。（2）由表（6）可以看到，所有样本行业的成本粘性与反成本粘性对企业固定资产周转率影响系数都为正数，即 >0，与假设H2a相符。而且除了木材、家具行业仅在5%的水平上显著外，其余行业都在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回归分析结果与假设H2a相符，即成本粘性或反成本粘性越高，企业固定资产周转率越高。在回归系数上，纺织、服装、皮毛行业，木材、家具行业，造纸、印刷行业，石油、化学、塑胶行业与医药、生物制品行业的成本粘性效应回归系数都较高，而金属、非金属行业对应系数较小，样本量最大的的机械、设备、仪表行业则与全样本水平相近。
四、结论
本文从企业营运能力视角出发，收集、筛选之后得到了824家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09年至2013年共5年的数据作为样本对成本粘性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探求成本粘性以及反成本粘性对企业营运能力的影响，并得到结论如下：（1）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成本粘性与反成本粘性，且反成本粘性现象较成本粘性现象更为普遍。前人的研究大多关注的是成本粘性，而对反成本粘性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而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反成本粘性在制造业各具体行业间的普遍性正在逐渐提高，甚至已经超过了成本粘性。（2）通过对全样本以及分行业样本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在我国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中，企业的存货周转率与成本粘性及反成本粘性存在负相关关系，即成本粘性及反成本粘性的增强会使得企业的存货周转率降低；企业的固定资产周转率与成本粘性及反成本粘性存在正相关关系，即成本粘性及反成本粘性的增强反而会提高企业的固定资产周转率。这说明成本粘性以及反成本粘性可以对企业的营运能力财务指标产生影响，进一步影响企业营运能力。企业管理者在针对公司营运能力进行决策时，可以考虑控制成本粘性的影响因素来控制企业的成本粘性的强弱，利用成本粘性效应调整企业的固定资产周转率以及存货周转率，达到提高企业营运能力的目的，保证企业具有较高的经营管理水平与资源分配效率。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突破价值链锁定的零部件企业成本竞争战略研究（项目编号：13YJC63004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突破价值链锁定的制造业企业成本战略研究” （项目编号：WUT：2014-Ib-001）和“基于价值链突破的零部件企业总成本竞争战略研究”（项目编号：2014-zy-052）阶段性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