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文化与企业经营之道
儒学与商人的结合，孕育着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秉承儒学基本伦理观念，在商业活动中坚守的道德准则、崇尚的价值取向以及追求的理想境界都是以儒学的核心价值为指导，以提升自我和兼善天下为己任，实现道德与功利的和谐统一。他们就是我们所说的“儒商”。儒商在长期的商业活动中形成了具有儒家特色的商业文化，其中包括“重诚守信”、“义利合一”、“革故鼎新”、“经世济民”、“自强不息”等等，代表了我国古代商业文化的发展方向。本文旨在通过浅析儒商文化与企业经营的关系，以期有益于当今的企业发展。
一、企业经营的立足之本：重诚守信
重诚守信是企业经营的立足之本。诚是真诚、信守不欺的意思，信有信用、信誉、守信之意。孔子曾曰：“诚者，天之道也”、“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貘之帮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等等。儒商秉承这一立场，始终把“重诚守信”作为立人之本，在人际交往和商业活动中以诚相见、言而有信。
在企业经营中，如果不讲信用，通过买假售假、坑蒙拐骗、敲诈勒索等低劣手段谋取利益，虽有可能得逞于一时，却总不能长久。企业失去了诚信，自己也就变成了孤家寡人，正所谓“无信不立”。商品的质量是企业对消费者最大的诚信。儒商都把“货真价实”作为企业经营的经营原则，货物地道，价格适宜，他们绝不会缺斤少两，以次充好，而是童叟无欺，做到对消费者负责。儒商不只是把诚信作为企业经营的准则，某种程度上把诚信上升到精神信仰，不因一时的得失而失信，哪怕是为了诚信做出了牺牲。当今不少企业对商品做出郑重承诺，并努力实施，这正是儒商文化“重诚守信”的现实写照。
二、企业经营的行为准绳：义利合一
儒家虽讲义利之辨，但他们并不否定正当的利的存在。经商的目的在于聚财致富，儒商也不例外。不同的是，儒商始终遵循儒家“义利之辨”的观点，他们提倡的乃是“见利思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儒商认为绝不能把利绝对化，应当讲利而不忘义，讲义而然后取利，强调以义制利，对利要有所取、有所不取，其根本标准在于是否符合于义，做到了正确处理道德和利益之间的关系。
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竞争的商业环境中，企业经营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但是企业行为一旦超越了企业的道德责任，便成了奸商。“放于利而行，多怨”，为了获取利益而忘乎所以，最终会招致更多的怨恨，企业也就寸步难行，更谈不上企业的长远发展。日本企业之父涩泽荣一说：“我的经营中虽饱含辛苦和惨淡，但遵孔子之教，据《论语》之旨，故使经营获得了成功”，“《论语》和算盘，换言之是道德和经济的合一。”[1]由此看出，能够正确处理义和利的关系对企业经营至关重要。
三、企业经营的发展理念：革故鼎新
《周易?杂卦传》曾记载：“革，去故也，取新也。”革，有改变、革除之意。“革故鼎新”讲的就是革除旧弊，创立新制，体现了儒商重视变革的企业经营理念。此外，《周易》提出了“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通变之谓事”等变革思想，在儒商身上产生了深刻影响。可以说，革故鼎新是儒商的特质之一，儒商并不是墨守成规，他们认为只有通过变革才能实现企业的发展。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当事物发展到极点，就要发生变化，只有发生变化才能使事物发展通畅，进而事物才能不断地发展。儒商在危急关头，一般不会消极懈怠，或是激烈对抗，而是通过变革来创新体制，寻求企业的突围。发源于山西的晋商是儒商的代表，他们在商号规模迅速扩大、分号急剧增加的情况下，在其先前贷金制、朋合制和伙计制经营方式的基础上，逐渐创制出了中国式的股份制经营方式，是儒商“革故鼎新”下的又一创举，促进了晋商的迅速发展。
四、企业经营的最终目标：经世济民
商业经营在儒商看来，其目的不是获利，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即“经世济民”。儒学讲究“仁爱”，孔子所说的“泛众爱”，孟子的“仁民爱物”或是韩愈的“博爱之谓仁”等等，都强调要以爱己之心亲爱、关怀一切人。儒商正是在“仁爱”思想指导下，树立了经世济民的理想和目标，把商业谋利和兼善天下结合起来，时时不忘爱心，用实际行动回报社会。“经世济民”的商业理想，体现了儒商崇高的精神境界，为历代儒商所遵循。
企业不应把利润看作是企业经营唯一的动力和最终目标。古有范蠡，不仅生财有道，而且兼善天下，人们不仅惊叹他的经商才智，更多的是敬仰他的德商风范。现代企业在经营中要学习范蠡的风范，树立“经世济民”的商业理想，不仅能够增强企业员工的忠诚和热爱，也能够为企业发展培育良好的外部环境，保障企业的健康发展。把企业的经营目的与国家的兴旺、人民的幸福联系起来，在企业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回馈社会，是企业公益化经营的应有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