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社会控制视角下当代城隍信仰的功能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4-0095-02
城隍信仰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产生过重要的社会影响。在现代背景下，它适应社会需求，正萌动着新的社会功能。目前学术界对城隍信仰功能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研究触及历史、文化、民俗、司法、区域、城市发展等众多视角，但尚无从社会控制的视角来分析的学术成果呈现，本文力图从罗斯的社会控制理论出发展开论述。
一、罗斯的社会控制理论与信仰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国家学者最先关注并开始社会控制的研究，奠定了社会控制理论的基本体系构建，从思想史和各学科介入研究的情况来看，社会控制理论经历了社会学、法学、控制论、社会哲学等几个发展阶段，渐趋成熟。代表人物有爱德华?罗斯、庞德、维纳、盖叶文和佐文等学者。其中，爱德华?罗斯（Edward Alsworth Ross）在其代表作《社会控制》一书中最早对“社会控制”进行了社会学意义上的系统阐释，《社会控制》是欧美国家全面系统研究社会控制的第一部专著，而且20世纪60年代以前在美国社会学界风靡一时，影响较大。罗斯被堪称社会控制理论的创始人，也是社会心理学的主要创始人和美国社会学奠基者之一。
罗斯认为，社会控制是由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民族特色要素的组织进行的，是针对个人或集团的越轨行为进行的一种有能动意识和目的的社会管理系统，并将其与社会秩序放在一起研究。社会控制的实现手段是多样化的，如舆论、法律、信仰、社会暗示（教育和习惯）、社会宗教、个人理想、礼仪、艺术、人格、启蒙、幻像、社会价值观、伦理法则等；还认为社会控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社会需要、阶级的出现及阶级冲突产生的部分分离、文化和习惯等因素的变化而发生必然变迁。
在罗斯的社会控制观念中，信仰作为多种实现手段之一，位于第三的重要位置，可见罗斯对信仰在社会控制中作用的重视。罗斯认为信仰控制是通过处于人类经验彼岸不可证实的确信地手段来控制人进为的行为活动。具体而言，信仰控制通过人们相信有一个超自然神灵的存在、相信因果报应之说、相信超自然生活国度的存在等方式起到良好的社会效果[1]97-100。罗斯还重点对信仰控制的利与弊进行了辩证的深刻分析，认为信仰控制既有运行成本比较廉价、辐射面广与控制灵活等优势[1]104，但也存在报偿不能立即兑现和难于管理等问题[1]106。
二、当代城隍信仰的社会控制功能
根据以上罗斯对社会信仰控制理论的分析，我们可以理所当地认为：城隍信仰在当代社会中仍然通过不可证实的确信地手段对人们的行为和心理产生潜在而积极的影响。
首先，人们相信超自然神灵――城隍神的存在。在当今科学与理性主导的社会，传统城隍信仰仍然保持着一部分信众，认为城隍神监视着他们的一言一行，并通过赏善罚恶来干预他们在俗世的日常生活。如山西晋中左权县（南街村）的城隍信仰及信众。2009年左权在城隍庙原址上建新的城隍庙，2010年城隍庙筹建组组长霍宝兰主持并组织了场面宏大的城隍爷巡视活动，众人抬着城隍爷神像，由城隍庙出发在县城里巡回一圈，有很多民众主动参与了这一活动，因为他们相信城隍神可以公正无私地处理人间的善恶之事，城隍爷出庙巡视，意在告诫世人要积德行善，奉公守法，否则难逃责罚。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城隍神代表着惩恶扬善功能的正常发挥，既表达了民众的心声，又在无形中约束着他们的越轨行为。
左权城隍庙除举行城隍爷巡视活动外，还组织重要的城隍庙会，时间为每年的阴历五月25日即城隍爷诞辰日，从2009年持续至今。南街村的民众几乎都会参与到这一年一度的城隍庙会活动中，还有周边地区和外地如太原等地的城隍信仰者也都要赶来参加庙会，他们自备祭品为城隍神供奉，虔诚上香，在正殿中一跪三拜后，到院中会再行一跪三拜之礼；还为庙捐功德钱和主动为庙会活动上礼钱，钱的数目随自己心意，多与少都暗含着对神灵的敬意。信众对城隍神如此真诚的信仰、跪拜与祈祷，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信众认为，城隍神灵是真实存在的，他对人间恶行的惩罚无处不在，期望城隍神能对自己的过错有所宽恕和对善行有所奖励，并以此来增强自我的约束力和自制力，多行善事。
左权城隍巡视和城隍庙会等共同的信仰活动，既表达了信众对城隍神的敬畏、对人间正义的追求和对自我行为的制约，也表达了信众对平安幸福生活的愿望，还满足了信仰的心理需求，单调的世俗生活也得到了调剂和丰富。共同的神灵信仰和祭祀活动，有利于增强民众之间的联系与交流，增进邻里朋友间的感情，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促进互助与合作，减少并化解矛盾与纠纷，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实现积极有效的社会控制。
其次，城隍信仰中所包含的善恶报应思想对人们的影响深远。在晋中榆次城隍庙中至今保留有很多楹联，主旨内容便是向人们传达着善恶皆有报应的思想。如城隍庙山门眉匾为“惩恶劝善”，对联为“做个好人，心正身安魂梦稳；行些好事，天知地鉴鬼神钦。”戏台对联：“善报恶报，循环果报，早报晚报，如何不报；名场利场，无非戏场，上场下场，都在当场。”庙内玄鉴楼眉匾为“报应昭彰”，对联为：“暗室亏心，未入门已知来意；自家作孽，欲勉罪不在烧香。”正殿（显■殿）眉匾“彰善瘅恶”，寝殿对联为“站着！你背地做些什么，好大胆，还来瞒我；想下！俺这里轻饶那个，快回头，莫去害人。”还有平遥城隍庙牌楼青石柱上的对联：“善游此地心不愧；恶过吾门胆自寒。”
这些楹联和匾额内容暗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因果报应”之说，也是传统城隍文化的一个部分。俗语常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城隍神信众相信善恶报应之说，相信城隍神的威严与无私，故城隍信众一般能怀揣正确的是非价值观念，平日多做善事，广积善德，制止自己的邪恶之私，以正确的思想引导、约束自己的行为，并对周围的人产生良好的影响。城隍信仰中的善恶报应之说，既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个体的行为，利于社会秩序的维护与控制，又对现代人起到心灵净化的教育作用，有利于良好社会风气的营造。 最后，相信超自然生活国度――天堂与地狱的存在。在城隍信仰中表现比较强烈的是地狱，地狱首先给人的是一种心理上的震慑作用，在地狱的命运是由他在短暂人世间中的所作所为决定的，将地狱与人间相联系，不仅体现了善恶因果报应之说，还体现了超自然城隍神的执法意志。
在平遥城隍庙的建筑布局中，六曹府最为震撼人心。六曹府在民间称之为城隍神的办事机构。道教中的六曹分别掌管生、死、善、恶、薄、刑之事务。城隍神的下属判官执掌对人间善恶报应的实权，俗传六曹府对每个人平生的所作所为都有详细记载，毫无疏漏。人死后的亡魂，都要先被勾到城隍庙经过判官的审核，阳寿已尽者，则将该人一生之善恶资料，以文牒形式呈报城隍神，依律予以惩处，落实“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天理。在刘曹府左右两边的六楹中，塑列着阴曹地府的十七种酷刑，如喝泔水、吞铜球、炮烙、下油锅、上刀山、刀铡、磨尸体等，每种酷刑都正在惩罚着曾在人世间作恶的人，如喝泔水――惩罚生前浪费粮食的人，为阴间最轻惩罚；吞铜球――惩罚贪图不义之财的人，将不义钱财化汁练成铜球，让作恶者吞服，伤其五脏六腑；炮烙――惩罚不孝敬父母和不忠之人，将其丢到烧红的铁床上，直到灰烬；下油锅、上刀山――惩罚十恶不赦、无恶不作的人，然后将其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能投胎转世。
这些阴间行刑的场面让人毛骨悚然，内心极为震动，加之六曹府殿壁上布满阴间断案的故事内容的壁画，更增添了殿内的阴森恐怖气氛。相信地狱和酷刑存在的信徒或众人，必然会自审现世品行，调整日常行为，以符合道德规范要求。即使那些对崇高美德麻木的人，相信也会为城隍神审判的恐惧所撼动，为地狱苦刑而深深触动，从而为自己的罪恶而忏悔，有所醒悟，打开新的生活之门。在这里，作恶之人受到应有惩罚，让我们看到了正义的伸张和“法律”之宗教的正常发展。事实上，这也正是人们所期待与追求的。
常言道：举头三尺有神明，就是告诫世人不可妄为。城隍神掌管生死和地狱的酷刑，既让世人对神灵的敬畏之感顿时倍增，俗话常说：存敬畏之心，方能行有所止，敬畏能让人自省内心，约束自己在现世的所作所为，严格遵守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还警醒着世人要多行善积德，死后免受阴间之苦。道教所宣扬的这种“报应论”，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社会控制的作用。故信仰的力量可以影响到人们的心灵和思想，进而达到规范个体行为的目的，作为“一种与法令法规并行的调节和控制社会的文化事象，其对社会和人生所具有的约束力是法令法规不能替代的”[2]。
三、城隍信仰在社会控制中的意义与局限
通过以上的详细阐释，我们可以看出城隍信仰在当代社会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社会控制功能，但城隍神等信仰控制的作用不是万能的，罗斯对信仰控制中所存在的利与弊问题的探讨有其现实依据，当代城隍信仰的社会控制功能同样存在着优势与不足。
首先，城隍信仰控制的优势。其一，运行成本比较低，城隍神对于世人善恶的奖励与惩罚存在于人们的意念和精神世界之中，并以此来支配人们的思想行为，做出对社会有利的调整，这并不需要物质上的消耗。正如罗斯所言：“它是廉价的。它的奖励和惩罚都不需要破费，但却能被任意地扩大。”[1]104相比而言，司法机构的运转，则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等投入，故城隍神等信仰控制作用的发挥更为便利，社会运行成本更为低廉。其二，信仰控制的辐射面广，灵活性比较大。在超自然神灵的眼界中，人世间的一切无所遁形，没有什么罪恶是可以隐瞒的，在城隍信众的心理认识上，城隍神的威力无处不在，因而要时刻提醒自己，不可做出对社会不利的超越道德行为规范等越轨之事。这一方面加强人们对自己言行举止的约束，另一方面也可以弥补法律等“硬控制”范围有限的不足，法律条文再详细，也不可能对人们复杂社会生活的规范做到事无巨细，信仰正好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法律的空缺。其三，城隍信仰中“惩恶扬善”思想的传播，有利于社会生活中正义的弘扬，起到“正人心”的作用，有利于增强人们对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加强社会的自我控制与调整。
其次，城隍信仰控制的不足。信仰控制不是无所不能的，在充分发挥其优势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其一，城隍神灵所承诺的报偿不能立即兑现。当今世人功利性较强，很难相信现在的行为会影响到来世的生活，所以不得不同由于结果的遥远和朦胧而产生的冷漠做思想斗争。对于善行奖励和恶行惩罚在现代世人眼中存在遥不可及的一面，即善恶报应的不能立即兑现，这降低了城隍神等神灵在人们心中的威望与地位，削弱了社会控制的力度。其二，管理存在难度比较大的问题。古代城隍信仰曾沦为统治者阶级压迫和控制思想的工具，并专门制定了城隍信仰制度来加强社会统治与管理。但如今的政府早已退出城隍信仰的舞台，并且政府对于城隍神等众多民间信仰的管理尚未形成有效体系，目前存在管理上比较混乱等问题，这势必会造成信仰的社会控制作用也不成系统，对于个体行为潜移默化的影响与作用也是分散的，形不成社会整体的控制力量。
事实上，任何一种方式的社会控制都不是完美的，不论是法律还是信仰，我们都要辩证地看待它们在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可否认的是，城隍神等信仰在现代社会中依然有其不可取代的地位与作用，尽管城隍信仰在社会控制方面的作用没有那么强力与鲜明，但如今人们的价值观出现多元化、多趋向、多层次的趋向，思想个性化色彩也比较浓厚，纷乱的思想状态本身也减弱了人们精神上的归宿感，人们更容易怀念过去传统文化所带来的心灵上的宁静，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依托和个体存在感。中国民间信仰众多，若能形成系统的管理并加以妥善引导，那么民间信仰所聚合的社会“软控制”力量会与占据现代社会主导地位的法律等“硬控制”力量形成互补趋势，益于社会秩序更好地运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