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辛探索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4-0030-02
井冈山时期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毛泽东凭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精准解读，在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第一人。“他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最早找到了革命的正确道路”[1]
一、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的历史必然性
受时代和社会条件的局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东方落后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明确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从19世纪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出发，认为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以组织城市工人武装起义为中心，先占领城市，然后夺取国家政权。列宁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原则的基础上，成功地进行了在资本主义国家，领导工人士兵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第一次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
1921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和指导下成立，并于第二年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由于共产国际对中国国情了解不够，在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上，偏离中国国情的轨道。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对中国国情分析不足，在反“右倾”的同时，在“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其错误指导给中共领导人的“左”倾错误思想的形成埋下了祸根，特别是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导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各根据地相继丢失，红军不得不走上极为艰苦的长征之路。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举行了几次大的武装起义，包括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也是以大城市为中心，最后都受到失败或挫折。毛泽东及时总结秋收起义的教训，认识到在当时中国的条件下，以城市为中心进行武装革命是行不通的，必须探索一条符合中国革命形势的新道路。
二、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探索
（一）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
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受时代和社会条件的制约，都没有给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答案。共产国际和中共在根本指导上都是以“城市中心论”为前提，导致中国共产党处处碰壁，革命形势十分危急，迫切需要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新途径。
秋收起义失利后，毛泽东引兵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始了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探索。这条道路没有革命理论的最支持，并于中共中央的“城市中心论”思想相违背，但革命形势迫使毛泽东总这条路，使得毛泽东在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充满了压力。
为了探寻一条适应当时国内形势的革命道路，毛泽东率领余部走上井冈山，深入井冈山地区进行调查，对当时农村地区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对时局进行了分析，在此期间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对当时中国的革命形势进行了正确的分析，对农村地区的革命形势给予了理论上的肯定，这也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为当时党内、军内存在的“红旗还能打多久”的消极、悲观情绪打了一剂强心剂，坚定了他们的革命信念。毛泽东对井冈山道路的探索，减少了中国革命道路上的弯路，同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道路的理论。
（二）对农民问题的探索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无产阶级不和农民结成联盟，在农民占多数的地方，农民就会“阻碍和断送一切工人革命，就像法国迄今所发生的那样”[1]。
毛泽东带领部队到达井冈山后，对革命道路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探索，他率先认识到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只有调动农民参与革命的热情，才能推动中国革命的进程，最后取得胜利。当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的主体和基础是农民群众，因此，毛泽东围绕农村、农民以及土地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形成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理论著作，对农民参与革命给予很高的期望。
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根本是土地问题。长期以来，受到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为了生计，他们迫切需要从地主那里夺回土地。“边界土地状况：大体说来，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农民手里。江西方面，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约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约百分之七十是地主的。湖南方面，茶陵、酃县两县均有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在地主手中。”[2]68毛泽东在实地考察中发现了农民对于土地的迫切需要，因此，他深入到农村地区，通过“打土豪，分田地”的形式开展土地革命，调动起了农民参与革命的热情。
（三）对人民军队建设的探索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进行暴力革命，必须先组建一支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在苏联，列宁领导建立了苏联红军，取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毛泽东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坚持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原则，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的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政权，“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2]50
1927年9月，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对实现党对军队的领导，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开创了党指挥枪的历史性探索。而在军队中实行党代表制度，加强了党对军队的整合，有效实现党对军队的领导，使之成为建立和保卫红色革命政权的坚强柱石。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了加强人民军队民主建设和纪律建设的重要思想，使“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2]65。为了保证军队的纪律性，毛泽东提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并在军队中施行，确保了红军政治任务的完成和革命战争的胜利。 1929年12月，古田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决议案》总结了红军创建以来军队建设的经验，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是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促进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建设。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探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确立，为人民军队注入了灵魂，确保了根据地红色政权的巩固和发展。
（四）对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探索
井冈山时期，关于党的建设问题贯穿于探索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始终。党应由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组成，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重要原则。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决定了党的阶级基础相对薄弱，特别是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后，来自农民以及小资产阶级等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这使得党内、军内出现了大量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这无疑对革命的顺利进行产生极大的阻碍。
总的来说，一是党内充斥着消极悲观情绪。“在那个时候，不但红军和地方党内有一种悲观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时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而发生了悲观的论调。”[2]100二是革命目的不明确。“一部分党员无斗争决心，敌来躲入深山，叫作‘打埋伏’;一部分党员富有积极性，却又流于盲目的暴动，”[2]73在红军中则表现为“敌人来了，主张拼一下，否则就要逃跑”[2]73。三是地方主义现象到处存在。“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2]74四是土客籍矛盾影响了党内团结。由于历史原因，边界宁冈、遂川、酃县、茶陵等县都存在土客籍矛盾问题，“反映到党内来，时常发生无谓的斗争”[2]75。
如何在当时的复杂形势下统一革命思想，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中国革命事业的命运和前途。邓小平指出：“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军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3]为了汇聚党员思想，凝聚军队力量，在《湘赣边界各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规定：“现在每个党员都须加以党员的基本理论的训练。”“竭力铲除一般同志的机会主义思想和封建小资产阶级思想，确定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生观。”
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环境下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理论，根据农民占大多数的国情，把党的思想建设作为工作重点，第一次提出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并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
三、总结
井冈山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立足于国内革命形势，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在曲折中探索，在探索中前进，在前进中总结，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