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贝克《电影》的戏剧艺术
年仅34岁的安妮?贝克（Annie Baker）凭借《电影》（The Flick）问鼎2014年普利策戏剧奖，这项由哥伦比亚大学管理的年度奖项，竞争异常激烈，对于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来讲可以说是仅次于诺贝尔奖的殊荣。根据规定，戏剧奖会颁发给由美国作家创作的基于美国生活的原创性作品。回顾往届的普利策文学奖的获得者，大多耳熟能详，因此我们会不由为这位年轻的80后文学新锐所取得的成就报以敬佩。而贝克的获奖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此前，她在文学界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先后发表了作品《异乡人》（The Aliens）、《身体觉醒》（Body Awareness）等，而《电影》还荣获奥比奖以及专门颁发给女剧作家的苏珊?史密斯?布莱克奖。
故事发生在一个位于曼彻斯特的经营不善的电影院里，剧中人物由两个负责打扫影院的年轻小伙萨姆（Sam）和艾弗里（Avery）以及一个负责用胶片放映机放映电影的女孩罗斯（Rose）构成。三人之间微妙的关系以及彼此的心事在这昏暗的走廊间，于影院灯光骤然打开与关闭间表现出来。该剧真实地再现了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的人物滑稽以及撕心裂肺的呼喊。普利策奖评委会将其看成是“一部深刻的，人物刻画精湛的戏剧，聚焦于曼彻斯特艺术电影院里的三个员工，将很少在舞台上呈现的生活搬到了舞台之上”[1]。如果用几个核心词汇来概括这出剧的话，那么如下词汇是很容易浮现在观众的头脑之中：恶心、压抑、孤独、疾病。这些引起不快的词汇也在一定意义上定义了该剧的悲剧性，但与传统悲剧大多将美与高尚生生撕裂后产生的悲剧不同的是，该剧是通过在沉闷的气氛中展示平常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悲剧，正因为是普通的日常生活，才更贴近你我，造就悲剧艺术的感染力。
一、沉默的声音
诚如罗伯特?西蒙森（Robert Simonson）在节目单中的评注一样，尽管该剧对个别观众来说由于演出过程中动作单一、几乎静止不动而显得让人厌烦的冗长，但无论如何该剧对于那些严肃的观众来讲都是一次异常精彩的舞台体验，都会因三个演员的表演呈现出来的日常琐事而喝彩。[2]剧中弥漫着难以掩饰的孤独、愤怒以及无望，存在主义的悲观氛围沉重地裹挟着舞台上的三个年轻男女。三人都是孤独的，似独自飘零在茫茫大海上的扁舟，没有亲情和友情的滋养，也没有具体的生活目标作为指引，单调的工作，空空的脑壳，答非所问的交流，都让这日复一日的生活变成苦役。
贝克的《电影》一如贝克特的《等待戈多》。贝克特认为只有没有情节、没有动作的艺术才算得上是纯正的艺术，在其代表作《等待戈多》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等待”已经成为一种近乎荒诞的游戏。为了等待戈多的到来，剧中两个思维混乱的怪异的人在路边的大树下翻来覆去地做着各种各样可笑的动作来消磨时间，但是这种等待的过程似乎由于戈多的未到来而一再延迟，这种等待行为的无望以及单调的重复动作让观众体察到了其中的荒诞性。在贝克的剧作中，我们也从人物的行为与对话中看到了这种无望以及荒诞。贝克甚至将这一荒诞性提升到极致，电影院内丢弃的垃圾快餐食品，洒落的爆米花，乱扔的鞋子，甚至是电影放映中观众席上的性交，对大便的夸张描写，都让人感到恶心。
象征主义戏剧诗人梅特林克认为戏剧应该表现“生活与它自身的根源和秘密相联系的东西”，表现“平凡的日常生活的美、伟大和庄严”。这种戏剧将比那些过分注重暴烈性冲突的戏剧“更为深广，更具有人情味，更有普遍意义”。正是在此理论前提下，梅特林克提出了“静态戏剧”观，并认为，“心理活动千百倍高于肉体活动，它对戏剧是不可缺少的”。优美伟大的悲剧和庄严并不在于行动中，而在语言中。语言能展示“已经死去的东西、隐秘的思想……你我周围千千万万的神秘事物”[3]。这也就意味着戏剧创作在突破了传统戏剧关注人物外部行动之后，将创作聚焦于展示人物的内心活动以及人物的烦躁和焦虑上。剧中角色间时而喋喋不休，时而欲言又止;时而慷慨激昂，又时而萎靡颓废。
约翰?戴尔?西尼奥尔（John Del Signore）在纽约的社交网站Gothamist上称赞贝克“捕捉到了二十几岁的郊区居民犹豫而不自信的思想……”同时指出“剧中三个不合群的年轻人跌跌撞撞地在彼此孤立的妄想中，以一种能缓解他们单调乏味的工作压力的方式进行交流”[4]。剧中一个明显的特征是人物对话间的长时间的停顿与沉默，然而这种沉默的利用最初是不被大多数观众所接受的，甚至出现了在试演阶段有观众要求退票的现象。“表面上，该剧有一定的长度，也有长时间的沉默。但我认为观众对这种沉默现象表现出来的分化，实际上却击打着我们的神经。在这些人的沉默中，我发现了我自己的焦虑。”[5]在戏剧表演过程中，从角色间断断续续的“交谈”中，观众能够在他们突然之间的滔滔不绝，又突然之间的陷入沉默之间体察到剧中人物的孤独、失落以及生活中的无可奈何又不可名状的痛苦，而这些也正是戏剧《电影》中弥漫的“沉默的声音”。
二、电影与看电影的人
该剧采用独特的戏剧形式，实现了电影与戏剧两种表演元素的有机交融，通过电影来演戏剧，通过戏剧的演出来阐述电影――这一可以代表当代美国科技与社会生活的事物。整个戏剧通过带有一丝哲学思考的艾弗里对传统胶片电影的守护及其对数字电影的质疑，以此来反思传统。电影经历了从无声到有声，从胶片到数字的发展过程，电影呈现给观众的画面和声音效果更加形象逼真，观众也在进一步地感叹技术发展带来的震撼与心动。但不可否认，技术发展也会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剧中人物是生长在当下的美国年轻人，也是电子产品泛滥的一代，交流的不通畅以及他们所遭受的孤独可以部分归因于时代的大环境，电影编织起来的诸多光鲜亮丽的白日梦，让人暂时忘却了现实生活的“骨干”，甚至也有可能制造出另外的真正“垮掉的一代”。 该剧导演萨姆?戈尔德（Sam Gold）表示，舞台上的角色是一些我们很难在电影中看到的角色，因为他们没有光鲜的生活，他们好似好莱坞动作电影或者浪漫情感片中孤独失落、口齿不清的收银员或酒店服务员，还未进入我们的视野中便消失于幕后了，他们只是影院里的引座员，打扫洒落的爆米花的卑微角色，但是这些卑微的角色让导演立刻喜欢上了他们，这种喜欢又让他去真正地关注他们。[5]
伴随技术的变革，人也在变化。在电影给观众带来消遣性的同时，观影的观众也于不知不觉中改变着，技术时代的人似乎成了空洞的壳。两个打扫卫生的年轻小伙打扫着影院内现代工业流水线上制造出来的快餐食品和饮料盒，那个把鞋子丢在电影院里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影院座椅上的性交，对大便的细致描写，不仅让当事人之一的艾弗里恶心，也让戏剧观众惊愕。但是更加让人惊愕的是，另外一个当事人萨姆似乎已经对让人恶心的东西有了免疫力，剧中在刻画艾弗里对大便过敏之后，萨姆似乎习以为常。这也可以从戏剧刚开始时看出，艾弗里是作为一个新手来到影院工作，而萨姆是作为经验丰富的师父的身份来教萨姆如何从事这份工作（尽管如此简单），自然萨姆会见证更多影院内发生的种种事情，我们能否把这看成是“工作经验”的积累？从萨姆表现出来的豪迈情怀上，他自己是这样认为的。他甩动的拖布就像是士兵肩上的长枪，大有“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气势。剧作也在这种让人发笑的同时让观众陷入沉思，这就是生活中的我们吗？
因此，本剧通过将电影元素融入戏剧表演之中，展现当下人类的生存处境和精神状态。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电影院也是美国消费社会的一个缩影。丢弃的鞋子，黏在地上的食物，飞洒的爆米花，座椅上的性交与大便，观众席上欣赏电影的人们是在进行着艺术的审美，还是在进行着消遣？当然消遣性也是电影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也没有理由为了强调深度与审美而否定消遣性。但是从剧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切无关乎审美。
此外，剧中人物都陷入某种精神疾病当中。艾弗里看似具有哲学家一样的深刻思考，是出于对电影的浓厚兴趣才去电影院工作，并且长时间陷入对电影的思考中，担忧着电影的未来。但从三个人物间的行为与对话中可以看出艾弗里具有某种艾斯伯格综合征者的症状。不管是独自一人的沉思，还是和工友滔滔不绝的对话，根据言语交流的合作原则，我们很难看出说话人与听话人是在进行言语上的沟通，相反却是答非所问，这种滔滔不绝的“说”带来了更大的疑惑，于是这构成了另外一种沉默――语境沉默。陷入沉默中的艾弗里有着常人难以理解的“思想”，甚至是病态的――自杀倾向。
萨姆是个典型的卑微的底层人，每日面对单调乏味的工作，在阴暗发霉的环境之中，看不到丝毫的晋升空间，哪怕是一个电影放映员的职位都被后来者居上获得。尽管他已经是三十多岁的大男人了，应该有自己的独立生活和家庭，可他还和父母一起居住，并且有着一个只有三年级智力水平的智障的哥哥，连同一个刚刚结婚的同样智障的嫂子。剧中的萨姆是一个精神麻木，萎靡，对生活毫无激情的年轻人。而和两个清洁工构成竞争关系的年轻女子罗斯有着明显的女色情狂症，在放映厅中用手摆出男性生殖器的形状，在她单独为艾弗里放映电影时对艾弗里的身体进行公然地爱抚，种种行为完全违背了一个年轻女性所应该具备的伦理规范。
可以说整个戏剧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电影院里，用一种病态的方式言说当下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该剧的艺术指导肖恩?拉康特（Shawn LaCount）评论道：“这些人物在应对一些大的焦虑，他们被困在了对自我的定义问题上。同时，该剧也涉及忠诚、信仰以及谁才是我们值得信任的人的讨论。”[5]三个本应该朝气蓬勃的年轻人都被暗淡的生活所缚，没有理想的支撑而得过且过，缅怀中神情恍惚，人就在这种单调与虚无中变成了平面人，这是生活在我们周围的人吗？这是我们自己吗？
三、技术时代的艺术思考
人的智慧，即便在文明之初，艺术的思考便紧随着人的活动而存在，人在改造自然、适应自然的过程中用自己的双手创作出各种各样的艺术作品，哪怕是那些刻在崖壁上的简单的图案，以此来表达自己作为人的存在。进入文明社会以来，艺术形式各式各样，推陈出新，但无论艺术形式如何之多，其最终所指都是作为创作者的人类自身，人类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抒发着自己作为人对自然、对社会以及对自身的理解，同时，这种艺术创作又重新激发起人的生命力和想象力，使人的情感更加深刻。
电影也是如此，但亦有不同之处。“摄影技术发明之前的艺术都是直接与人的生命活动相关的，艺术是生命的一种形式，表现了自然的规律，所以它反过来能发现自然，培养人，激发人的生命能量，让耳朵更灵、眼睛更亮、想象力和情感更丰富。”[6]现代电影是艺术与技术结合的产物，是现代技术的一个充分体现，现代技术的融入一方面能极大地增强艺术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但另一方面也会有不足之处，“胶片电影已经与这个自然隔了一层了，它是人与机器合作的产物，机器夸大了人的能力，夸张了情感和对时空的把握。所以它更多激发起人的欲望、妄想和逃避，培养了一批‘白日梦患者’”[6]。但是作为传统的胶片电影，“制作核心是光、镜头和胶片，前中后三期大部分工艺都离不开人的主观经验对光之神韵、镜头习性和胶片脾气的把握。人的经验是时间镌刻给生命的一种形式”[6]。胶片电影可以作为前技术时代缓慢生活的隐喻，“尚立足于对这个自然的记录，也尚受人的直接控制，所以胶片上还留着人的余温”，而数字电影建立在数字技术的基础上，为了追求精准高效，使得“外在世界的一切，无论是景色、气候、演员乃至这世界的一切不过是填充那设计的材料而已”“其本身的神采、光韵、气息乃至魂魄都是不重要的，它们都可以被程序再安排”“没有那人与造化幸会的神来之笔，有，也是属于程序的神来之笔。一切人工的瑕疵和粗糙都会被抹平得一干二净，有，也是程序安排好了的‘自然’”[6]。数字电影通过数字技术将演员的形象、声音、动作等作为信息储存起来，并且上述本来是演员在表演过程中的整体艺术再现生生从他们身上割裂下来。“数字技术将人的一切工作化为对程序和设计的臣服”，艺术的温情变成了冷冰冰的机器。伴随着艺术品的创作又出现了艺术的批评，上述对胶片电影与数字电影的区分以及对数字电影的批评也并不是从此否定数字电影的存在价值，只是在辩证地思考人类追求进步的过程中如何“生活”得更美好，因为数字电影由于与自然的剥离而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艺术的光韵，也丧失了生活中本该具有的诗意成分。 本剧背景被设定在了一个走向没落的胶片电影院之中，在经济决定一切的大时代下，出于商业利益的驱动，胶片电影让位于更加高科技的数字电影是在所难免的事情了。在艾弗里的眼里，自己工作的电影院已经是曼彻斯特仅存的6个胶片电影院之一了，他想说服自己的老板，“萨兰克先生，这是一件让你荣耀的事情。你是在高举着一把火炬，我强烈支持你，不要让这火焰熄灭。”“像我这样的电影迷来这里工作，就是冲着您的放映机来的。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影院都成了数字影院，我估计，那些勇于坚持胶片放映的一定会火起来。”[7]139数字电影，尤其是3D和4D电影带给人更加身临其境之感，人们在惊叹技术飞速发展带给人的审美感受的同时，也不无悲伤地展现出当下的惨痛现实――通过观众对电影的评论，通过艾弗里将影院卸掉的连垃圾站都不要的胶片放映机收藏起来，以此来思考人类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是一路往前狂奔，还是在奔跑的同时留有短暂的停歇，来思考我们走过的路以及未来要走的路，并在思考的过程中真正做到“诗意地栖居”。
四、结语
戏剧作为舞台艺术，与现代科技的融合有一定的难度，但电影则不同。贝克的成功之处正是在于其跨越了这一难度，在戏剧表演过程中围绕着电影以及在电影院工作的三个年轻人，将电影元素有效地融入戏剧中，用近乎震撼的方式展示出技术时代人类与人类生活的平面化。该剧的创作也沿着贝克特开创的现代戏剧风格，没有大起大落的情节波折，悲剧的主角是生活中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普通百姓，也正是因为舞台呈现的是普通人的事与普通人的心情，才容易让坐在观众席上的你我感同身受。戏如人生，人生如戏。观众在看戏剧的同时会陷入到“庄周梦蝶”的意境中，到底我们是在欣赏戏剧，还是在探讨电影？我们是在欣赏戏剧，还是我们在上演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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