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地下性工作者的心理探秘彭成
【Abstract】The industry of prostitutes seems to have never really disappeared. Although we are morally opposed to prostitution， but， in the basic rights and interests， we should respect sex workers. If you want to help the underground sex workers， 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their inner thought， hereby putting forward practical measures to help them.
【Key words】Psychological； Underground sex workers； Sexual ethics
【中图分类号】R167【文献标志码】A
性工作者在历史上各个国家、各个朝代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直到现在这个群体也没有消失。从道德伦理的层面来说，从各个家庭的幸福来考虑，相信大家都希望这个群体能够消失，不过美好的希望和现实总是有差距的。既然这个群体存在着，相关机构就应当去了解她们的内心，了解她们的生活，关心她们的身心健康，因为这关系到公共卫生问题。
女性地下性工作者大多年龄较小。一份调查的数据显示，18岁到22岁之间的占34%， 22岁到25岁之间的占22%，25岁到30岁之间的占17%，30岁以上占15%，18岁以下占12%。可以看出，18岁到25岁是在此类场所工作的性工作者的主要构成人员，占到了一半多[1]。在我国，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许多人也许是大多数人对性的看法仍然比对人生其他要素的看法要不合理”，使人类的性成为“最充满混乱、愚昧、缄默和谬误的一个领域。”[2]这一个年轻的地下性工作者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怎么样呢？本文旨在了解并分析这个群体的心理并尝试找到帮助她们的方法。
1女性地下性工作者的心理状况
11形成女性地下性工作者的心理诱因
诚然，人的自然性其实就是动物性，或者就直接说成是“兽性”也不为过。只不过人把这个“兽性”强行加上了社会性，而且由于人长期的社会历史进化使得人的性行为有了伦理道德的规范，才使得人的“兽性”大大社会化、人性化。然而由于人的虚荣掩盖下的“兽性”，以及这种“兽性”所具备的自然特征并不能从根本上根除（因为人失去了自然性也就失去了人存在的基础），导致了人在条件允许下会表现出自然的“兽性”行为[3]。
随着科技的发展，各种即时通讯工具为地下性工作者提供了很多便利。性，从来没有像如今这般容易得到。物以稀为贵，越容易得到的东西，就越容易贬值。约炮的泛滥，带来的是性的贬值。没有人再为爱情守身如玉到洞房花烛夜，甚至性行为前的甜言蜜语都变成了一种奢侈。因为这种思想的变化，所以很多地下性工作者并不觉得自己从事的职业有多么的可耻。
为什么会存在地下性工作者其实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女性地下性工作者对待性的思想很开放，但并不是解放。在性健康和性心理上，她们承受了比常人多得多的压力[4]。解放前，绥远临河名妓福喜1947年秋在接受陕坝《奋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是给老板挣钱的工具。”[5]在社会上，女性获得工作机会比男性少，可能也是形成女性地下性工作者的诱因。
12对33位女性地下性工作者的走访
因为地下性工作者这个群体的特殊性，所以找到她们并和她们沟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在实际的调查过程中，笔者发现问卷的形式根本行不通，所以只好采取随机采访（聊天）的方式。
这次共走访了33位女性地下性工作者。在33位性工作者当中，20位有吸烟的习惯，19位有喝酒的习惯。28位认为自己的职业并不危害社会。小雪、小月、小红……她们从来不用自己的真名，33位全都使用假的身份信息。33位全部认为自己从事的职业如果被亲朋知道，会很没面子，也会失去社会地位。只有5位认为自己有比较大的心理问题。
从这个结果来看，女性地下性工作者的心灵状况并不乐观。对于入行的原因，她们讳莫如深，可能受到幕后老板的种种压力。很多人都有吸烟喝酒的习惯，远远高于社会上普通女性吸烟喝酒的比例，不排除她们把吸烟喝酒作为发泄情绪、减少心理压力的方式。她们不约而同地使用了假的身份信息，这除了是为逃避警方的惩罚之外，也说明她们在心理上并不认同这个职业，她们也深知自己从事这个职业的事情如果在亲朋中曝光，以后在社会上将难以立足了。
2女性地下性工作者的心理危机
21女性地下性工作者的心理分析
女性地下性工作者入行的原因各种各样，在调查的过程中，大多不愿意详细谈论这个问题。总体来说，入行的原因分为自愿和非自愿两种。我们试着来分析一下女性地下性工作者中自愿和非自愿两个小群体的心理危机。
211自愿入行者的心理危机
随着西方文化的入侵，很多人认为传统的贞操观陈旧而落后，有一部分地下性工作者就是这种心态。在她们眼里，性器官的接触和四肢的接触没有本质的区别。有些妓女是这么想的：“别以为男人玩了我们，我们也玩着男人……男人玩完了丢了钞票，我们玩完了挣了钱，占便宜的是我们。”[6]
另一方面很多外出务工的女青年，每天要超负荷工作，收入却不是很高。而地下性工作有较高的回报率，同时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她们只要用一个代号，就可以找到一个隐蔽的性工作场所。收入日结，谁也不认识谁。而且她们的流动性很大，很少长时间在一个地方工作。逢年过节，她们照样回家和父母说在外面打工。以前妓女从良需要通过各种方式洗白，地下性工作者不存在这个问题。 走访过程中发现，B女有时候会对客人说：“你心理有问题吧。我看你不怎么说话，好像很压抑的样子。”性工作者直说客人有心理问题，应该不会是经常发生的事情。B女说其实她心中常常觉得不安，总担心被警察或家人发现她在从事这个职业。她说她之所以那样对客人说，是想掩饰自己的心虚。
C女则常常对客人说：“我在某某地还开了店，你可以去那边。”C女显得很大方，她认为从事这个职业来赚钱并不可耻，还说有利于降低强奸案的发生几率。问她会不会一直从事这个职业，她坚决地说不会。她说等有了足够的积蓄后，就要去找一门正经生意来做。可见，在内心深处，她自己也是不愿意接受这个职业的。
D女长得很漂亮，待客人很客气，事后还会对客人说谢谢。不过有一次，一位客人强吻她，被她抓伤了。还有一次，也是被客人强吻，她就骂客人，直到声嘶力竭。她还说自己常常做噩梦，没有安全感。同时，D女又反复说，觉得自己从事这样的职业没什么可耻的。可见，她的内心是极其矛盾的。她可能给自己找了很多理由，让自己心安理得地从事地下性工作。但是内心深处，她又觉得这是不对的，是不安全的。
她们唯一担心的是被抓到，然后被曝光。当然，最可怕风险的是被黑社会控制，既赚不到钱，也没有人身自由。地下性工作的这些特性让很多人存有侥幸心态，于是铤而走险。
212非自愿入行
地下性工作者非自愿入行又分为被迫和被骗两种情况。被迫从事这行的一般是因为过于贫困。这几年，网上常有山村女教师卖淫资助贫困孩子上学，山村女教师卖淫供弟弟上学等报道[7]。事实上，很多卖淫女确实是因为贫困而走上了这条路。被亲戚朋友诱骗而从事地下性工作者的情况也比较多见，在接受调查的33位地下性工作者中，自己说是被诱骗从事地下性工作的有8位。
在走访的过程中，E女就说：“我弟弟在上大学，我每个月要给他打钱，家里也要用钱。本来过年回老家，不想干这个了。后来因为家里开销大，我又喜欢抽烟，没钱了，所以又回来了。在这里，我一个月上20天班，也能赚一万多块钱。”一方面，她觉得这种工作为人所不齿，另一方面，她因为这种工作能够相对容易地赚到较多的钱而有一点自豪。
2014年7月22日上午，温州平阳县一个96年出生的少女小彭去某派出所自首，说自己近段时间在从事卖淫活动，请警察叔叔处理。原来，小彭在贵州认识一35岁水头镇男子白某，后成为他的女友，并随他到平阳县，谁知白某竟唆使小彭卖淫。小彭无意间看了一本书才顿然醒悟！
走访过程中，发现一位性工作者F女心理状态很糟糕。她不愿与人说话，也不想和人进行目光接触。后来她说客人总是很不老实，喜欢乱摸乱亲。因此，她面对客人的时候总是愁眉苦脸，除了下面，不让客人碰她的乳房和嘴唇。这样一来，她常被老板批评。久而久之，F女觉得自己很抑郁，也觉得自己很脏，常常在卫生间里不断冲洗身体。
22女性地下性工作者的家庭、婚姻状况
北大医学人文研究院医学心理学研究中心从2012年3月至10月，采用随机方法选取某两拘留所收容的300名女性性工作者进行问卷调查，并对部分人员进行一对一的半结构化的心理访谈，同时与60名普通人群女性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他们研究得出：性工作者的文化程度偏低，缺乏更多的社会技能，约三分之一的人几乎没有社会支持，更多的社会支持来自于工作同行和朋友，缺少家庭和丈夫的关爱；而对照组的社会支持更多来自于家人。女性性工作者的成长环境较正常人群来说更多的出身于贫困家庭，而且导致了女性性工作者的文化程度较低。父母关系较差也是一个显著特征。在已婚的夫妻关系中，女性性工作者有239%的婚姻关系是很好的状态，而对照组的婚姻关系有811%处于很好的状态[8]。
3女性地下性工作者的心理认知水平及心理需求情况
31女性地下性工作者对心理干预的接纳程度
云南省红河州第二人民医院在红河州某县女性性工作者中抽取74名进行了多种心理问题干预。结果：干预前心理问题知晓率为392%，干预后知晓率为926%。干预前肯定需要心理服务为297%，潜在的心理服务需要为568%；干预后肯定需要心理服务为315%，潜在的心理服务需要为648%。干预前后心理服务需求变化不明显，可能与性工作者人际关系敏感、保密个人隐私有关[9]。由此可以看出，女性地下性工作者主动寻求心理干预的可能性极小。在随机走访的过程中也发现，33位女性性工作者中，只有1位表示可能会接受心理咨询。整体来说，女性地下性工作者对心理干预主观上不是很接纳。
32女性地下性工作者自我心理调适现状
卖淫是有风险的，更要命的是，如果亲人知道你给他的钱是通过卖淫得来，这对于他们的精神将是一种沉重的折磨。在曹禺的话剧《日出》中，妓女翠喜有这么一段话，很好地反映了妓女被逼无奈的心态：“哪个不是父母养活的？哪个小的时候不是亲的热的妈妈的小宝贝？……都是人，谁生下来就这么贱骨肉，愿意吃这碗老虎嘴里的饭？”[10]
很多女性性工作者心理都比较脆弱。这次走访的人当中，就有5位会在每天进行一个迷信的仪式。她们每天上班之前都会朝某一个方向烧香磕头。在特定的日子，她们还会去宗教场所上香。这种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她们内心的不安和痛苦。迷信的行为，是在没有正规心理干预情况的下这个群体不自觉地找到的替代方法。
这次走访的33位性工作者中，20位有吸烟的习惯，19位有喝酒的习惯。吸烟、喝酒其实是宣泄心理压力比较直接的两种方式。不过，吸烟喝酒并不能真正治疗心理创伤，久而久之，反而会给身心都造成更大的伤害。
33女性地下性工作者对心理干预的客观需求
女性地下性工作者大多对心理医生及服务场所知晓率偏低，出现心理问题时无法及时得到帮助。这次走访的33位性工作者中，全部使用假的身份信息，全部认为自己从事的职业如果被亲朋知道，会很没面子，也会失去社会地位。可见心理上，女性地下性工作者并不认可自己的工作。 云南省红河州第二人民医院对云南红河州231名女性性工作者和215名年龄相当的打工妹进行对照研究后得出：与对照组比较，女性性工作者领悟社会支持较低，特别家庭内支持偏低更显突出，被他人所容纳及自我接纳也低于打工妹，表明性服务作为一项职业不易被家人所接受和周围人群所认同，自己也不能接纳。社会不接纳和自我不接纳，让女性地下性工作者心理健康状况低于普通人群。女性性工作者对这种心理问题消极应对偏多，虽能缓解近期心理冲突，但长期使用消极应对方式对心理健康是有害的。幸福感是一种主观体验，与个人的享受体验、欲望、挫折感等有关。女性性工作者收入高，而幸福感低于对照组，提示性服务是影响女性性工作者幸福感的原因之一[11]。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女性地下性工作者客观上是有接受心理干预的需求的。
4如何提高女性地下性工作者的心理健康水平
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变迁，中国进行过多次禁娼运动，对于妓女的改造也进行过一些很有成效的工作。如上海济良所发起于1896年，收养迷路落魂及不愿为娼的女子，衣食教诲，颇著成效[12]。至1935年，济良所已收容了四千多名年轻女子，有大约90名少女入教会学校上学。毕业后，其中一些人成了护士或教师。1900年至1935年间，在济良所的操办下，有687名年轻女子出嫁。有个别妓女还有机会出国留学[13，14]。
现代的地下性工作者与以前的妓女有很大不同，所以要帮助现在的地下性工作者，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工作，需要综合治理，合理引导。提高地下性工作者的心理健康水平是首当其冲的工作。
41从心理上正确引导她们保护自己的健康
地下性工作者这个群体既然存在着，一时也难以消除，为社会的公共卫生着想，为了预防某些疾病的传播，应该有人去教她们一些基本的性健康知识。这个工作可以政府支持，让一些社会公益组织去执行。比如FSW在商业性行为中安全套使用会遇到很多阻力，主要来自于嫖客以及FSW自身的侥幸心理[15]。安全套的使用，就亟需对FSW做正确的心理引导。
42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让她们在心理上不要自暴自弃
虽然地下性工作者所从事的工作是违法的，但是她们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还是受法律保护的。在地下性工作者的基本权益受到侵犯时，我们的相关部门应该给予应有的保护。不过，不存在永恒的风俗法规，没有条规永远同一的法则[16]。因此，我们要结合地下性工作者这个群体的特点制定最合理的法规，否则就会适得其反。阿姆斯特丹的性工作者甚至都会埋怨荷兰2000年出台的性工作法，她们指责该法不切实际[17]。立法的目的，一方面是要尽量减少从事性工作的人员，另一方面是要让从事过或正在从事性工作的人员能够拥有正确的人生观，不做危害公共安全的事情。
43加强对女性地下性工作者的心理健康教育
现在国家经常免费发放安全套，关于性心理的健康宣传教育资料也可以采取免费发放的方式。如果有条件，政府和公益组织还应当适时组织一些心理健康的宣讲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