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作品的语言艺术
高尔基曾说过：“语言是文学家的武器，正如枪是士兵的武器一样。”因而，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在对某一民族及其人民处于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进行详摩细绘时，都不得不在语言的使用上力求和所写的社会环境、民族特点相符合。当然，作家若想使自己的作品产生强烈的艺术魅力，且具有独特的个人风格，就必须通过独具特色的语言形式来表现。
一、“啼笑怒骂皆成文章”
在沈从文早期试验性的作品中，他始终尝试着采用“啼笑怒骂皆成文章”的语言风格，但他的“笑”与“骂”是温厚与幽默的，没有刀光剑影、剑拔弩张的气势，但却把“丑恶”赤裸裸的推到人们面前，使其无影遁形。汪曾祺曾说：“沈从文的幽默是很含蓄蕴藉的。他并不存心逗笑，只是充满了对生活的情趣……。”[1]沈从文的温厚、幽默是能够让我们对社会、人生有所触动和感悟的，即便是那些揶揄讽刺的语言，即表现他对社会弊端的憎恶和讥讽，文章的语言也并不赤目怒视。如《岚生同岚生太太》中对岚生先生的形象是如此描述的，“许是因为职位的原故，常常对上司行礼吧，又不是生病，腰也常是弯的。”[2]让人发笑的同时，一抹苦涩也随即袭上心头，这便是被传统的奴性思想所毒害的典型人物。即便是在当下文明开化的社会生活中，这样一类被奴性思想毒害的人依旧是存在的。《我的邻》中作者对住房周围的邻居是这样描述的，“从这些讨人厌烦纷扰唠叨中，我见到了地狱的轮回，我了解了各样地狱的景致……。”[3]作者对当时统治阶层的腐朽与堕落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刻画，把统治阶层的腐化生活比作地狱的景致，可见作者是有多么的痛恨这些腐败的统治者们，讽刺是如此的深刻，但文章语言却是这般的谐虐轻松。
《阿丽思中国游记》可谓是沈从文用极具温厚幽默且兼谐虐意味的画笔为读者描绘出的一幅啼笑皆非的图画。“这地方的小孩子，是完全在一种赌博行为中长大成人，也在一种赌博行为中，把其他地方同年龄小孩所不能得到的知识得到了。”[3]……阿丽思的大开眼界正是对中国人愚昧无知的嘲笑与警示，丑陋的观念与习俗文化终成了国难的起源，外国列强的侵略、本国统治阶级的无赖与愚昧，国民的无知与逆来顺受终于深重的动摇了这个千年古国的根基。“中国人原是顶讲例子的。凡是有利的事中国人全能举出若干不同例子来证明这利益之继续存在，如做官的贪赃，如受考试的大学生作伪，如……”，[3]官员贪赃、考生作弊……似乎都已经作为一种古老的“传统习俗”而代代流传至今，这些恶习在今天的社会中也屡见不鲜。他的“笑”与“骂”皆纯朴温厚，让人们心酸不已的同时也给人们以警示，他所揭露的一些社会的丑恶现象与习俗在当今的社会中也依旧存在。他对当时社会现象的直接揭露也恰恰再现了当时的历史面貌，因此，他的“笑”与“骂”是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
二、“一切景语皆情语”
沈从文曾把由内在情感、意绪到艺术语言的转化过程，形象地称为“情绪的体操”，“一种使情感‘凝聚成为渊潭，平铺成为湖泊’的体操。一种‘扭屈文字试验它的韧性，重摔文字试验它的硬性’的体操”。[4]一般而言，在艺术作品中，情感往往不会独立的呈现，它必须具体化为一定的外在形式才能被读者直接感知、领悟，并接受。沈从文用他那独特的艺术禀赋，即他擅长通过情绪的体操或者心境的变化，把自身内在的情感外化为仪态万千的物像，通过他的奇思妙想把人们领入一个神奇的世界。因此，他在创作文学作品时对物的描写不仅细致入微，而且情意绵绵。
在《夜渔》中，他用绝美的想象和曼妙的语言对天上的彩霞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天上的彩霞，做出各样惊人的变化;倏尔满天通黄，像一块其大无比的金黄锦缎;倏尔又变成淡淡的银红色，稀薄到像一层蒙新娘的粉靥的面纱;倏尔又成了许多碎锦似的杂色小片，随着淡宕的微风向天尽头跑去。”[2]作者眼中的彩霞变幻无端，“锦缎”、“面纱”、“碎锦似的杂色小片”都形象生动的刻画出了彩霞的善变神态，这也恰恰是作者愉悦心境的展现。“一切景语皆情语”，作者眼中的美景正是其自身心情欢快的外化形式，作者的情感流动是细腻如水且温厚朴实的。在《松子君》中，作者则把一群可爱的小动物写的活灵活现，“杈杈桠桠间，可以听到一批小村牛羊吵吵嚷嚷闹着的蝉，正如同在太阳的督促下背它的温书”[2]，“我看它悠然同一个小京官模样，用前脚向虚空作揖，又洗脸，又理胡子，且搓手搓脚，有穿了新外套上衙门的客阿吉客阿吉也维赤先生那种神气”，[2]诸如此类的对小动物的描摩都极其形象生动，作者赋予了小动物以人的感情，把蝉的嘶鸣比作“温书”，把蚊子比作了“小京官”，作者不仅把蚊子嚣张的神态刻画的生动逼真，而且也表现了作者的童真童趣，作者在见到蚊子落在手臂上时并没有立马拍死它，而是用观赏的心态对这只蚊子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这正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万物的衷心喜爱之情，作者的用心用情也赫然呈现在人们面前。“一切景语皆情语”正是沈从文作品语言的真实写照，自然万物的情感都在随着先生的情感流动在改变着，因此，先生的一切心境与情感也通过自然万物的神态而展现在世人面前。
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正如木材旋工或者金属旋工那样，文学家应该熟悉自己的材料――语言、文字，要不然他就会无力‘描写’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感情、思想，就创造不出情景、性格等等”。[5]沈从文熟练地运用和挥洒着独具湘西特色的语言颜料，只因为那些颜料源于他的生命，与他的生命共存。如果把那独具湘西特色的语言比作一首古朴纯美的诗，那作者笔下的山川河流等大自然万象以及形形色色的各类人物便是一幅幅浓墨重彩的水墨画，只有将诗、画合二为一，融为一体，鲜明生动的意象便油然而生，这幅诗画卷将永葆她的生命活力，代代传颂。
沈从文的语言风格大多继承了湘西地域风情的神髓。湘西世界的幽远、宁静、恬淡和古老纯朴的民风民俗在沈从文的心灵中早已烙下了深深的痕迹，这便需要运用相应风格的语言来进行最为准确适当的表达。如果对沈从文极具湘西风韵的语言进行概括的话，应该说沈从文的语言整体具有一种古典美，具有一种古典诗歌的风韵，这也恰恰与湘西的神秘、民风民俗的古朴形成了一种生动鲜明的对照。句式简洁明快，表情达意无累赘、不铺张;叙述成分居多，等等，这些特征无疑都体现了古典艺术语言的风范。概括性极强的语言在其作品中也是随处可见的。如《龙朱》的开篇写到：“……族长儿子龙朱年十七岁，是美男子中之美男子。这个人美丽强壮像狮子，温和谦驯如小羊，是人中模型、是权威、是力、是光……”[3]简单明了的语句就把龙朱活灵活现的推到了人们的面前，而且语句排列正如一首诗歌一般明快简洁，读起来朗朗上口。沈从文十分偏爱运用对偶、排比、反复等节奏感强、表情功能明显的句式，如“落着雨，刮着风，各船上了蓬，人在蓬下听风声雨声”，[2]节奏感、停顿感，以及音乐感皆从这句洗炼、明了的语句中凸显出来，那种古典美的风韵也尽情展现在读者面前。 作者寥寥几笔便画出了人、景的神韵，如果再把作者那独具特色的湘西语言作为颜料涂抹其中，达成诗画一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古风美韵就自然而然的产生了。沈从文的语言风格应该是最适宜表达湘西的地域风情的。
沈从文作品的语言艺术世界是极其大而广的，“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一切景语皆情语”、“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三种境界浑然一体、包罗万象，正如一幅宏伟巨制的世态百生图。先生作品中的语言世界丰富多彩且浑厚圆润，极尽精妙与美，不仅开创了语言艺术的新风格，即独具湘西特色的语言形式和古典美的风韵，也给后人带来了无尽的美的享受与精神的顿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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