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学角度下看古琴的发展
[中图分类号]：J63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6--01
（一）从社会学
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看来，古琴艺术的复兴属于文化变迁中得文化恢复。社会人类学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对研究有着极大的影响与启发。近年来，学术界如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等对传统文化复兴现象很关注，特别是社会人类学对民间社会和国家质检的关系的研究较多。80年代末悄然兴起的相关民俗理论研究，编制这“文化人类学”研究与中国现实社会的结合。90年代初，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深入至人类学偏重的“小传统”―民间文化。这些文化从载体特点来看分为有形和无形的两大组成部分：前者指各种民间使用的物品，如房屋、造景、雕塑、碑刻、设施、服饰、玩具、美术观赏品等；后者指依靠口头和行为传承的各种文化形式及其包含的内容，如口述文学、信仰传说、生产技术、风俗习惯、交往礼节、娱乐游戏、艺术、心理等。这些传统文化往往不见于大历史典籍记载，只在民间基层社会传承、演变、遗留。而近年来，人类学学者所涉及的传统文化遗产一般指流行于乡间的祖先祭祀、鬼神崇拜，以及从中衍生出的节庆礼仪象征制度等等。
（二）从政治上
音乐艺术在中国一直具有政治的功能。本书中记载着：“夫乐，天子之职也，夫音，乐之舆也，而钟，音之器也。天子省风以作乐，器之钟之，舆以行之。”
也就是说，在前现代社会的统治阶层来看，音乐的主要功能是一种统治术。不论是《左转》还是《史记》，都指明是统治者垄断了制乐、省乐的只能，同时意味着也是他们掌控了诠释乐的权力，这种权力同样为其教化治乱而服务。这种政治隐喻功能还在于使古琴的“乐谏”功能获得合法性。
琴是士阶层的船用技艺，而且，作为掌握具有遗传神力器物的阶层，士也被先赋予了公正、坚强的品格。因为唯有具有公正坚强的品格的群体才有能力辅佐甚至监督统治者，如此，士阶层就能合法地以具有治乱功能的古琴作为规谏统治阶层的工具。在漫长的历史更迭中，古琴艺术作为一门具体的艺术种类，其实践人、阅挺人和庇护人的变迁足以构成一个历史谱系。在前现代社会，古琴艺术世界中得主要参与者是上层统治者与士，但是古琴实践者的历史变化趋势是：由上层统治者与士共同参与到主要以士为主。
“音与政通”的观点对古琴曲的审美旨趣有很大影响。琴曲大多描物状貌，但是在进行传统审美欣赏的指南中，对古琴的理解更多与宏观的社会政治相关联。这是中国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主要支撑。作为教化和规谏的中介，古琴的第一属性首先是表现为士阶层特有政治属性―“道统”―的“道器”，而非“乐器”。泳衣规谏上层集团的琴的首要功能是正心、灭欲，通过简单、低沉、通透的琴音召唤欣赏者的理性。
二、新国家文化政策对古琴艺术的影响
建国前兴起的文艺大众化、普及化的社会思潮可以当做一种意识形态来解读。建国后中国的音乐政治特征之一是：音乐与治国融为一体。在新民族―国家成立之初，政府或国家最迫切需要的是文艺襄助其获得合法性的功能，而不是其传统的批评功能。国家对文化的介入与监督是以意识形态为标准的。一方面，胎生于旧社会的传统文艺，其表现题材大都关于传统社会中的生活。另一方面，国家深知传统艺术具有深入人心、喜闻乐见的力量。
1949年以后新国家文艺政策的制定是建立在“意识形态是艺术的根本属性”这个马克思主义命题之上的。国家文化政策的变化直接影响了古琴艺术的传统旨趣和表达模式。将文艺放在政治观念下加以关照，古琴艺术当然不会是广大工农兵喜闻乐见的艺术，也更加没有什么表现“革命题材”的内容。在生存的合法性收到前所未有的质疑是，古琴艺术的实践者只有依靠改造路径来争取合法性。
古琴的另一个危机来自于古琴传统实践人阶层本身的合法性危机，传统中国的主流文化史儒教，士则是儒教文化的主要承担者，是传统社会的统治精英，士绅阶层一直拥有政治层面上的自然权威，而儒家价值体系为这种权威提供了合法性。儒家价值体系被新意识形态所取代，士绅阶层的权威也就丧失了。建国后买这个群体首先受到冲击，属于新士绅阶层的今虞琴社成员很多被国家政权话语定性为“小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琴社中大多出身“世儒”，并且在解放前就从事教育工作的成员，根据其出身成分和政治地位，被国家政治组够入知识分子阶层，当然他们同样是“团结和改造的对象”，因此，琴人群体属于政治弱势群体，他们社会地位的衰落是古琴在建国后产生生存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的政治合法性和他们的阶层兴趣―古琴―一样，需要考察和改造。
结语
本文以古琴艺术场域为平台来研究古琴在社会发展中得变迁。一方面描述了政治权利和国家意识形态对传统艺术的影响与介入，即国家是如何在传统传统艺术领域进行实践的，另一方面也关注了承担艺术传承的民间琴界在宏达的国家话语下，如何进行策略性对应与重构的过程。本研究将上层建筑中得艺术领域，尤其是艺术领域中的传统艺术―古琴作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古琴变迁传承中国家政治统治术和民间力量的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