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避税与企业社会责任
一、前言
改革开发前二十年，中国经济粗放式的发展方式，企业强调利润最大化，引发了诸如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假冒伪劣，诚信失范等。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成为社会焦点。特别近年来，社会各界对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同时也有许多大公司开始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
对企业社会责任，比较公认的概念是指：企业在其经营的范围内遵守相关法律的规定来履行社会责任；其社会责任应该要超过最低法律要求。我国《企业法》第五条明确要求“企业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履行社会责任”。2002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也对中国上市企业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上市企业治理准则》第81条明确指出，“上市企业应尊重银行及其他债权人、职工、消费者、供应商、社区等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同时，该准则在第86条指出，“上市企业在保持企业持续发展、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应关注所在社区的福利、环境保护、公益事业等问题，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但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的边界是什么？企业通过法律规定的范围是否就足够了呢？由于公司的税务责任难以估计，如果一个公司没有或者少缴税负，是否应该被视为对社会不负责任？
本文采取四个衡量标准对问题进行探讨：一是避税的伦理和道德。第是社会经济性质的。三是政治性的，它侧重于避税是一个政治问题还是公司法的一个技术问题。最后一个是基本原则。这些原则用来衡量企业避税行为是否为承担社会责任，主要评论者取决于坚持哪些原则。
二、避税与企业社会责任
避税的普遍行为使许多学者在道德上指责企业社会责任的不充分，然而绝大多数的公司一般都会积极采取避税措施。公司的会计和专业税务顾问，常常会把主动避税作为公司的财务收益的一部分。
许多强调企业社会责任的学者都认为公司应该遵守法律，须对其会计利润交税，所有盈利的公司都要支付有关税款。公司应缴纳的税收的合理份额，使这些款项可以帮助投资者提供公共产品（学校，国防，医疗等）和福利。这一条从道德的角度来看是合理的。
Christensen认为，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就是企业是最重要的方面，他积极支持纳税是现代企业最主要的社会责任。在一些国家比如澳大利亚，制定的税法也支持这一观点。这为征税机关提供了评估标准，以确定企业避税的实质，是为了降低成本以创造商业价值，还是人为地降低税基。这个规定被称为一般反避税规则，它授权的税务机关和法院对实质重于形式。Devinney （2009） 认为：如果一个公司可以看作是国家授予某些特权的实体，公司税的缴纳是企业履行义务回报国家的一种方式。企业逃避缴纳税款，国家可能没有足够的资金供给特有的社会义务（如国防和司法）。同时他认为公司不缴税则其业务是不道德的。更严重的是企业不缴纳所得税，则其税负转移到不太富裕的纳税人，这回导致社会不平等，以及公众对税法的不信任。用公司来避税的避税天堂和会计方案也用于腐败行为，如洗钱，藏匿行贿取得的资产等。避税反对者认为，政府应当实施政策来阻止避税行为。
不过也有支持企业积极避税的学者一种认为，不同国家的税率差异是国家之间良性竞争的一种形式，以吸引跨国公司入驻。他们还认为，税收应该是一个优化费用，对于股东来说，税收最小化是一种受托责任。缴纳税款减少了公司的财富，同时也减少一些基本的企业社会责任的能力。例如，当公司缴纳巨额税款后，削减研究和开发资金，聘请更少的科研人员。
很多文献为避税提供企业管理角度的支持。税收作为企业运营成本的一种，因而避税是一个简单的成本收益计算。这个成本潜在破坏了企业的社会声誉，给顾问的金额支付，内部管理成本，以及违法行为的处罚。然而本文认为公司的所得税分配给政府，就像股东对利润的分配（分红），因此税负作为一种社会分配，而不是企业成本。
公司进行积极避税实践时，会产生五种类型的无效率成本。一，税务机关为了对付越来越多的避税行为，不断制定新法规添加到税法上，这些新法规的目的是使得税法更加明确，导致一个更复杂的税收制度。二，企业税收遵从成本，增长税务机关的管理成本。避税合法性质鼓励两大产业的形成，这是第三和第四种避税成本：一是游说者，会计师事务所和企业内部税务专家。第五种避税成本是政府收入损失，避税行为损失了国家的应收缴的税收数量。
怎样形成一个公司的社会声誉？这问题涉及到如何定义和衡量企业社会责任。1924 年美国学者谢尔顿（ Oliver Shelton） 首次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说法，他把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者满足产业内外各种人类需要的责任联系起来，并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包含道德义务。而在商业界，一直有反抗力量阻止把企业税收企业避税认定为道德问题。例如，通用公司的全球税收政策主管Will Morris最近把税收和避税定义为跨境贸易和投资问题。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税务主管Chas Roy-Chowdhury定义税收为一个成本类型以及企业内的税负管理作为行业竞争的一部分。英国政府在2004年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如何考虑其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使得在其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能够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Lee 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总结，指出社会责任的概念发展正在不断的合理化，研究者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层面的关注点开始转移，从企业社会责任对宏观社会层面的影响向其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转变。例如，如果一个公司生产或参与生产的产品对人类有危害，则被排除社会负责任公司。KLD Research & Analytics提出企业社会责任衡量变量，这一变量已成为学术上的标准研究指标。 它的分数取决于一家公司在七个不同的社会角度，其中的每一个构成包含多个项目。研究者通常将这些分数（总和或平均值），以提供社会绩效的综合得分。国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衡量主要是社会责任会计法、声誉评分法、内容分析法、指数法等，其中指数法是衡量企业社会责任较为通用的一种方法。 各国政府有征税权。基于政治和经济原因，大多数国家对企业征税。但从企业生存和发展以及竞争能力角度来说，企业支付多少税额，需要一个合理的估计。由于公司可以在国际上自由移动，会产生两个显而易见的反应：第一，企业组织其经营活动，使其在高税率国家发生亏损，在低税收国家产生利润；第二，外国政府挖走国内的纳税企业。在这样的政治经济背景下，各种形式的避税行为和避税天堂的兴起。Snape认为税收主权最终还是取决于政府的公信力，来自于对企业的征税法规的设置，公平和有效地管理税收制度，税收收入的花费要明智。
避税的社会责任，法定税率征收起着特殊的作用。它成为实际纳税金额的心理参照点。该参照点可以被看作是公平和公正应支付税负。在法定税率被认为是公平和公正的情况下，任何实际税率低于法定税率，被认为社会损失是最小的。Kahneman 研究表明，社会的大多数成员认为市场力量的剥削强加在他人的损失（通过转移税收负担）将被判为道德不容。
在实践中，一些大公司的税负按照法定税率缴纳。这种状况的出现是由于税务机关的积极参与。通过与大公司进行谈判，利用诉讼或威胁，并采用无过错的惩罚，税务机关能有效地判断出一个公司的税款是否公平。在一个非常复杂的环境中，这可能是一个有效的系统。但是，这种行为使得税务机关被指责滥用权力。
三、结束语
Devinney （认为公司永远不会真正地行使企业社会责任。原因在于它们有许多权衡，使得企业在社会领域永远达不到帕累托最优。避税就是这样的一个权衡。本文的论点是，通过检查这样的权衡，可以测试一些基础性假设和企业社会责任的边界条件。在这里，假设是，所有公司都应该遵守法律；而边界条件是，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家和实践者将税法中的精神和语言之间的界线提取出来。
企业社会责任学者并没有把避税提上日程，原因之一，避税在利益相关者理论中是一个基础问题。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倡导者认为，企业经营最重要的三个群体是员工，客户和投资者，横跨这三个群体进行避税有一个积极的效果：有更多的资金可用于支持低价格，支付员工工资，给予投资者更高的回报，使得公司更有利可图。
然而，即使这种观点似乎过于狭窄。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一些证据，政府也是企业：国家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学者们愿意把国家从基础的利益相关者转移到企业社会责任，则会为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吸引更多的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