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银行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内生性关系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6（2）-0037-06
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陕西省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总量不断攀升，GDP自2002年以来连续12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从1990年的404.3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16045.21亿元，增加了39.7倍。与此同时，陕西省银行业蓬勃发展，金融规模不断扩大，银行业市场结构逐渐由“大一统”走向“多元化”，综合竞争力不断提升，体制结构逐渐改善。2013年末，全省共有银行业金融机构157家，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从1990年的278.44亿元增加到2013年25577.19亿元，贷款余额从1990年的385.21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16219.84亿元。以银行业为主体的陕西金融业越来越成为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及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杠杆。那么，陕西省银行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如何？银行业规模、效率和结构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如何？基于此，本文采用陕西省1990年-2013年的年度数据，运用计量方法，对上述问题进行解析。
二、文献综述与评价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将银行业发展界定为规模的扩张、结构的优化和效率的提高，并从这三个方面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为研究陕西银行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奠定基础。
关于金融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内外大部分学者肯定银行业规模与经济增长间的正相关关系，认为银行能够聚集社会零散资金并为资金需求者提供融资，加速资本形成过程，提高社会生产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如Bagehot（1873）、Goldsmith（1969）、Bernanke（1992）、 Levine（2000）、夏斌（2003）、程华（2004）、蔡跃洲（2004）、戴明（2005）、钟世和（2007）和张庆军（2009）等均指出贷款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金融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正相关关系，如韩延春（2001）、李广众（2002）、张军（2006）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制度创新与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所在，如果将信贷过多地分配给效率低下的国有部门，信贷增长可能不会促进经济增长。
关于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一些学者分析了“银行集中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研究结论却存在许多分歧。一种观点认为，相对垄断的银行业市场结构能够有效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防止过度竞争给金融业带来的不稳定性，推断出垄断的银行业结构有利于经济增长，如Caminal（1997）、Shaffer（1998）认为垄断性银行能够甄别出不同品质的企业，提高银行贷款的质量，从而带动经济增长。另一观点认为，垄断的银行业结构阻止了贷款利率的下降、减少了可贷资金的数量、使得信贷配给增加，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如Pagano（1993）、Guzman（2000）、王红（2005）、林毅夫（2006，2008）、谈儒勇（2006）、张鹏（2011），杨毅（2013），金虎斌（2013）等认为我国银行集中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可见银行业结构的优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关于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银行业的运行效率（即存款转化为贷款的效率，用“存贷比”来衡量）主要是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来促进经济增长，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银行效率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关系。如Blackburu（1996）、Rajan（1998）研究发现银行效率的提高可以降低交易费用，促进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国内关于银行业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也不成熟，且大多是从微观角度分析我国银行内部经营效率，较少从宏观角度去研究银行业对经济增长的效率问题，仅罗丹、罗宗儒（2012）研究得出，经济增长带动了银行业规模的扩大，银行业效率依附于银行业规模。
已有的研究为我们进一步研究银行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从银行业总体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较多，而从银行业规模、结构和效率三个方面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基于全国总体数据的研究较多，而将银行业发展与经济增效关系的研究推进到省际层面的相对较少；对于银行业规模和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较多，而对于银行业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较少。基于此，本文结合陕西省银行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状况，运用VAR模型对陕西省银行业规模、结构、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并得出结论提出建议。
三、研究方法
（一）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为研究陕西省经济增长与银行业发展的关系，本文选取衡量经济增长，银行业规模、结构和效率四个方面的指标。用GDP增长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表示为RGDP；借鉴Arestis（2001）的研究，用贷款相关比率（贷款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作为银行业规模的衡量指标，表示为LIR；借鉴林毅夫（2006）的研究，用银行业集中度作为衡量银行业结构的指标，用最大数家银行的资产占银行总资产的比例来表示，考虑到银行主要通过贷款来促进经济增长，选取陕西省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工、农、中、建）的贷款总额占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比重作为衡量银行业结构的指标，表示为CR；选用储蓄转化为贷款的能力来衡量银行业效率，即存贷比，表示为DL。 采用陕西省1990-2013年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RGDP、LIR、CR、DL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数据来源《中国金融年鉴》、《陕西统计年鉴》等。
（二）分析模型
四、实证分析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为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对各个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结果显示：RGDP、LIR、CR、DL均属于非平稳时间序列，而对它们进行一阶差分之后DRGDP、DLIR、DCR、DDL都为平稳的时间序列，其中DRGDP、DLIR在0.05的水平上平稳，DCR在0.1的水平上平稳，DDL在0.01的水平上平稳，属于同阶单整序列。
（二）VAR模型的建立与检验
在构建VAR模型之前需要先确定模型最大滞后阶数P，根据AIC和SC取值最小的原则，确定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2期。可建立滞后阶数为2的VAR（2）模型，在建立VAR（2）模型后，利用AR根对其稳定性进行检验（如果估计的VAR模型所有根模的倒数小于1，即位于单位圆内，则其是稳定的）经检验VAR（2）模型所有根模的倒数都落于单位根圆内，因此所建立的VAR（2）模型是稳定的，可以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对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分析。
（三）协整检验
可见，在95%的概率水平下，陕西省银行业规模、效率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银行业集中度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其中银行业规模每增加1%，GDP增长率相应的增长0.58%，银行业效率每增加1%，GDP增长率相应的增加0.14%，银行业集中度每下降1%，GDP增长率将增长4.7%。银行业结构对GDP增长率的解释力度最强。
（四）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在陕西省GDP增长率与银行业规模、结构、效率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的基础上，若要进一步揭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需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1。可见，在10%的显著水平下，银行业规模、结构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互为双向因果关系；银行业规模是效率的格兰杰原因，而效率不是规模的格兰杰原因；银行业效率与经济增长，效率与结构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表明陕西银行业规模的扩大，结构的优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这是因为：一方面，陕西银行业体系庞大的规模，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市场份额的下降，银行业市场结构从垄断市场转为竞争市场，拓宽了市场资金来源渠道，都能促进投资和资本的形成，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但是陕西银行业效率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可能是因为陕西省银行效率一直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还没有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程度。
与此同时，陕西经济的快速增长能够带动银行业规模的扩张和结构的优化，但不能引起银行业效率的提高，这可能是因为陕西省金融资源投资结构的不合理和陕西省经济发展的投入产出比率较低造成。
（五）脉冲响应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是通过各变量对冲击的反应程度来衡量变量间的相互动态关系。从图2可以看到RGDP、LIR、CR、DL之间的动态影响关系，RGDP在受到自身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时，在第一年就做出最大反映达到峰值12%，然后开始震荡下降并最终趋近于零，说明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内在稳定性；LIR对RGDP一个单位的正向标准差冲击时，GDP增长率有正向反映，并在第一年就达到峰值1.2%，然后开始震荡减弱，并在第10年消失；CR对RGDP一个单位的正向标准差冲击时，GDP增长率在第一年就迅速做出负向反映，并达到峰值6%，然后开始震荡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持续；DL对RGDP一个单位的正向标准差冲击时，GDP增长率为微弱的正向反映，然后开始下降，并在第10年趋近于零。表明银行业结构的优化，中小银行市场份额的增加能够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而银行业规模和效率的变化只在短期内影响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六）方差分解分析
在VAR模型中，每个内生变量的方差都是由自身扰动项与系统中其他扰动项共同作用的结果，脉冲响应函数能够解释各变量对特定冲击的响应方向及幅度，却不能比较不同冲击对某一特定变量的贡献度，方差分解则能够分析出各变量对目标变量波动的贡献率，从而反映每个变量的随机冲击在VAR系统中的相对重要性。运用Cholesky分解方法对RGDP、LIR、CR、DL进行分解，将追踪期数设定为10年。
1、各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对于陕西省经济增长变量RGDP的方差分解，由表2可见，贡献度最大的是经济增长自身，在整个过程中始终保持在87%的高水平；其次是银行业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贡献度逐渐加大，最终达到8.37%；然后是银行业规模，贡献度最终达到3.17%；而银行业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第10年为1.23%。这表明，陕西省的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内在稳定性，同时随着改革的深入开展，银行业规模的扩展和结构逐渐优化对陕西省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逐步增强。
2、各变量对银行业规模的贡献率。对陕西省银行业规模的方差分解，由表3可见，贡献最大的经济增长，在第10年的贡献约43.2%；其次是银行业规模自身，贡献度最终稳定在28.6%的水平上；然后是银行业结构，经历了上升后下降的过程，最终稳定在26.9%的水平上；而陕西省银行业发展效率对银行业规模发展的贡献度仅为1.32%。这表明，陕西省经济的快速增长和银行业结构的不断优化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引起银行业规模的扩大。
3、各变量对银行业结构的贡献率。对陕西省银行业结构的方差分解，由表4可见，贡献最大的是银行业结构自身，从第3年开始就围绕57%上下波动，并稳定在57.6%的水平上；其次是银行业规模，它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在第10年稳定在31.3%的水平上；然后是经济增长，对银行业结构的贡献度为8.9%；银行业效率对银行业结构的贡献度不明显，仅2.12%。这表明，陕西省经济的快速增长、银行业规模的扩大会降低银行业的集中度并优化银行业结构。 4、各变量对银行业效率的贡献度。对陕西省银行业效率的方差分解，由表5可以看出，贡献率最大的是银行业效率本身，在10年稳定在33.4%；其次是经济增长，它对银行业效率的贡献度先上升后下降，并稳定在31.9%；然后是银行业规模，它对银行业效率的贡献度为28.2%；然而银行业结构对自身的贡献度最小，仅为6.5%。这表明，陕西省经济的稳定发展，银行业规模的扩大能够引起银行业效率的提升。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分析
1、陕西省银行业发展的规模、结构、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银行业发展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它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大小不一：银行业结构的优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最大，其次是银行业规模，银行业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不明显。表明陕西省银行业结构的优化，加剧了银行间的竞争程度，随着银行业规模的扩大，使银行信贷更多流向有发展前景的实体经济部门，从来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而银行业效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可能是因为陕西省经济发展中较低投入产出比率、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造成的。
2、陕西省经济的快速增长能带动银行业规模的扩大和结构的优化，但是没有引起银行业效率的提升；银行业规模的扩大能够带来结构的优化和效率的提升；银行业结构的优化能够带动规模的扩大，但没有引起效率的提升；银行业效率既不是规模的格兰杰原因也不是结构的格兰杰原因。这是因为陕西银行业效率一直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 2013年陕西省银行业存贷比为63%，低于全国19个百分点。
3、对于银行业规模的扩大，贡献度最大的是经济增长，其次是规模自身和结构，而效率对规模扩大的贡献度很小；对于银行业结构的优化，贡献最大的是结构自身，其次是规模和经济增长，效率对结构的贡献度不明显；对于银行业效率的提升，贡献度最大的是效率本身，其次是经济增长，银行业规模，而结构对效率的贡献度最小。可见，陕西省银行业的资金配置效率有待进一步提升。
（二）对策建议
1、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一是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多种形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按照“存量调结构腾空间、增量优结构扩空间”原则，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优势，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做强做优优势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做大做强现代服务业。二是进一步优化投资结构，扩大消费需求。继续把投资作为稳增长的重要着力点，深化投资体制改革，调整投资的方向、重点和机构，引导资金更多投向结构调整、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领域。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落实和完善鼓励消费的政策措施，大力发展绿色消费和服务消费，着力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为银行业的稳健发展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2、发展多层次银行业市场主体，构建具有竞争力的银行体系。应从质和量两个层面发展陕西银行业，提升银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从量上来说，加大对中小银行业的扶持，推动建立西咸发展银行，推进西安银行、长安银行跨区域经营，在各地市设立分支机构。从质上来说，督促地方中小型银行尤其是地方法人金融机构进一步深化改革，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内控机制，增强资金实力，引导中小银行科学进行市场定位，使中小银行在资产结构、负债结构、客户结构、网点结构和收入结构等领域进行全方面的优化调整，实现与大型银行差异化、特色化的经营模式和发展道路，促进陕西银行体系形成结构多元、竞争有序的市场结构。
3、提高银行业金融资产运用效率，保持信贷规模合理增长。陕西省银行业效率处于一个较低的发展水平，应进一步深化改革，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以金融资源的优化调整，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优势产业率先发展。一是要围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新金融支持现代农业发展模式，研究符合陕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要的全套金融服务。二是要立足全省企业结构实际状况，创新金融支持小微企业成长措施，在小微企业供应链融资、商业圈融资和企业群融资等方面开展探索和寻求突破。三是要立足化解产能过剩矛盾，积极创新绿色金融发展模式，通过创新绿色信贷发展模式，促使金融支持与产业发展更加契合，并以此促进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
